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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报
“中药现代化”这一多年的热门论题，使它成为中医药界乃至国际药学界耳熟能详的专门术语，也成为中国人寄予中医药辉煌未来希冀的代名词。由于已有近十年的战略实施与实践，人们不禁在思索它给中国中医药带来了什么？它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它应当如何获得提升、创新和突破？带着中药行业目前普遍关注的一系列热点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我国著名的中药及天然药物化学家姚新生院士。
记者：最近行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中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存在一些问题，作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权威，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姚院士：中药现代化最初是科技部提出来的，到现在已经9年了，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对这个问题各方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我们需要反思。正如我们做实验研究一样，要经常反思，发现问题，调整方法，以便少
走一些弯路。
应该肯定的是，中药现代化战略实施9年来，中医药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一是在生产上引进了一些化工单元，工艺上也有一些进步；第二是剂型有很大改进。但只停留在这些层面是不行的，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是品种虽多，但产品质量不符合国标标准。目前市场上中药有26种剂型10000个品种，多数是1985年流通的药品作为既成事实认定下来的，既不符合国际标准，生产工艺也离现代化医药工业优质化生产要求有很大差距。而且多数产品只有国内承认的行政保护，没有取得国际公认的知识产权保护。
二是中药原料来自天然或种植，又多为人工分散采收、加工，受气候、地域差别及人为因素影响很大，按照GAP原则进行药材的集约化栽培生产也才刚刚起步。原料、半成品及最终产品离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还有很大差距，缺乏严格的
质量监控标准和良好的监控方法，很难保证产品质量的均一、稳定性。
三是多数中药产品疗效还只停留在粗略观察阶段，缺乏采用现代药物临床研究常用的“随机分组”、“双盲对照”、“多点观察”等所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方法提供的科学数据说明，难以令各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信服。
四是中药产品的适应症、功效与用途多为中医理论的深奥说明，不能用现代医学理论做出科学的表达，外国人看不懂，也接受不了，直接阻碍了中药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记者：听您这么说，“中药现代化”中的“现代”两个字就不难理解了，“现代”就是要区别于传统、高于传统。刚才您指出的依然存在的几个问题，是否因为我们还难以走出“传统”呢？
姚院士：我们确实需要对传统中医药做科学的理解与认识。
传统医学全世界都有，凡是古老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传统医学主要是经验医学，即通过以身试药(最典型的如“神农尝百草，一日中七十毒”)，积累经验，再通过言传身教，文字记载，逐步积累，传至后代。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无疑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新世纪，不仅将继续对中华民族，并将对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作为经验医学，它与生俱来就有一些突出的弱点。
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真伪共存、鱼目混珠的情况很多。因此需要经过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整理提高的过程。
二是很多中药制剂在临床应用实践中虽感觉有效，但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许多往往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该中药制剂进入体内后的作用靶点是什么，与之相关的作用物质基础是什么，因而无法建立起真正可靠
质量监控标准和监控方法。现在中药要走向世界，别人自然要按照药品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所以中药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才能走向国际医学主流社会。
三是中药中“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现象比较多见，即使同一种中药材由于地域分布、乃至气候的变迁，其成分及功效都会有很大的差别。另外，中医治疗疾病的效果还因医生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类似这种因经验医学带来的局限性，如果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整理，注入科学内涵，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传统医学就只能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内部，很难走向国际社会，发展成为普遍性的东西。中医药学的情况也是这样。
记者：凭着您多年的科学实践，请您谈谈中国中药现代化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好吗？
姚院士：中药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内容十分广泛、任务非常艰巨。
首先，需要政府和产业界共同努力，实实在在地实现中药制剂的标准化、规范化，保证不管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买到的同一品牌的中药产品都能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应当是中药现代化的初步目标。这需要集中国内的科技力量将国内已经批准上市的中药制剂尽可能按照国际规范化要求，分期分批进行规范，并能为世界各国药品行政主管部门正式批准，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其次，对中药防治疾病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即应当搞清中药治疗疾病的作用靶点及与之相关的作用物质基础。中药之所以能够防治疾病是因为其中含有的活性物质。中药中含有的成分很多，并可能通过多种活性成分在不同层次作用于同一靶点或者多个靶点而发挥协同作用。一种中药可能有多种成分，但只有真正代表中药主要药效的活性成分才能称之为有效成分。中药现代化，首要任务就是采用现代科学方法，阐明这些活性成分与作用靶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活性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真正的“安全、有效、可控、稳定”。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步积累的过程。
第三，要避免以多取胜，重视以精取胜。这可以借鉴日本对汉方药规范化、标准化的成功经验。30年前，日本汉方药远没有达到中医中药在中国的地位。当时，日本的汉方药作为医疗应用尚未得到政府的立法批准，处于一种非法的地位。只是从1960年起，日本政府通过“官、产、学”结合的方式，组织对汉方药进行典型研究、总结经验，并由政府立法通告全国汉方药生产企业，按照典型研究总结制定的标准，重新生产，重新申报。结果用了15年时间，到1975年初步完成了汉方药制剂的标准化、规范化。政府正式立法，批准了146个汉方药可以正式作为医疗应用。1989年日本在“医药品GMP”基础上，制定出版了“汉方GMP”一书。此后，汉方药在日本既可正式作为医疗应用，也允许其经费在国民健康保险中支出，汉方药因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国际传统中药市场，日本汉方药的覆盖率占到了70%以上，而中国仅占3%。
应当强调的是，日本汉方药原料的75%来自中国。从这个方面讲，中国人帮助日本人占领了传统中药的国际市场。
记者：您搞了一辈子的中药研究与教学，能不能谈谈您对中医药前景的看法呢？
姚院士：机遇与挑战共存。
中药是最有可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中华文化瑰宝之一。
一方面，目前全球中药贸易额达164亿美元，但中国的中药出口额仅5.4亿美元，占国际市场份额不足3%。这个市场空间就是我们发展的市场机遇。
另一方面，随着21世纪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加上合成药物带来的药害及中药、天然药物等传统药物疗法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明显成效，为中药、天然药物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技术机遇。中药作为传统医学以身试药的特点，毒副作用一般都较少，利于预防、保健，特别是对亚健康状态的调整；而中医理论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强调“固本扶正”、“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药食两用”。作用缓和、具有适应多样性的中药制剂将是治疗慢性病特别是多脏器疾病的老年患者最理想的药物。中药因其具有的种种特点，加上全球回归自然的大趋势，使得人类将健康调节寄望于中药和天然药物。
当然，中医中药已不光是中国所独有，日本、韩国都在发展，而且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他国的排挤，我们中药能不能取得强势发展，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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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生院士，1934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1955年毕业于东北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留校担任生药学教研室助教。1960年作为我国著名药物化学专家朱延儒教授助手负责组建天然药物化学研究室。1978年起任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讲师。1981年6月公派赴日本东京大学药学部留学，在两年时间内取得了东京大学药学博士学位，1983年6月回国继续担任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1987年任沈阳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2000年担任沈阳药科大学校长。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药及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的研究，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的研究，采用生物技术进行中药生理活性成分的生产研究等。
记者：最近行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中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存在一些问题，作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权威，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姚院士：中药现代化最初是科技部提出来的，到现在已经9年了，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对这个问题各方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我们需要反思。正如我们做实验研究一样，要经常反思，发现问题，调整方法，以便少
走一些弯路。
应该肯定的是，中药现代化战略实施9年来，中医药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一是在生产上引进了一些化工单元，工艺上也有一些进步；第二是剂型有很大改进。但只停留在这些层面是不行的，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是品种虽多，但产品质量不符合国标标准。目前市场上中药有26种剂型10000个品种，多数是1985年流通的药品作为既成事实认定下来的，既不符合国际标准，生产工艺也离现代化医药工业优质化生产要求有很大差距。而且多数产品只有国内承认的行政保护，没有取得国际公认的知识产权保护。
二是中药原料来自天然或种植，又多为人工分散采收、加工，受气候、地域差别及人为因素影响很大，按照GAP原则进行药材的集约化栽培生产也才刚刚起步。原料、半成品及最终产品离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还有很大差距，缺乏严格的
质量监控标准和良好的监控方法，很难保证产品质量的均一、稳定性。
三是多数中药产品疗效还只停留在粗略观察阶段，缺乏采用现代药物临床研究常用的“随机分组”、“双盲对照”、“多点观察”等所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方法提供的科学数据说明，难以令各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信服。
四是中药产品的适应症、功效与用途多为中医理论的深奥说明，不能用现代医学理论做出科学的表达，外国人看不懂，也接受不了，直接阻碍了中药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记者：听您这么说，“中药现代化”中的“现代”两个字就不难理解了，“现代”就是要区别于传统、高于传统。刚才您指出的依然存在的几个问题，是否因为我们还难以走出“传统”呢？
姚院士：我们确实需要对传统中医药做科学的理解与认识。
传统医学全世界都有，凡是古老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传统医学主要是经验医学，即通过以身试药(最典型的如“神农尝百草，一日中七十毒”)，积累经验，再通过言传身教，文字记载，逐步积累，传至后代。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无疑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新世纪，不仅将继续对中华民族，并将对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作为经验医学，它与生俱来就有一些突出的弱点。
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真伪共存、鱼目混珠的情况很多。因此需要经过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整理提高的过程。
二是很多中药制剂在临床应用实践中虽感觉有效，但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许多往往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该中药制剂进入体内后的作用靶点是什么，与之相关的作用物质基础是什么，因而无法建立起真正可靠
质量监控标准和监控方法。现在中药要走向世界，别人自然要按照药品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所以中药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才能走向国际医学主流社会。
三是中药中“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现象比较多见，即使同一种中药材由于地域分布、乃至气候的变迁，其成分及功效都会有很大的差别。另外，中医治疗疾病的效果还因医生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类似这种因经验医学带来的局限性，如果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整理，注入科学内涵，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传统医学就只能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内部，很难走向国际社会，发展成为普遍性的东西。中医药学的情况也是这样。
记者：凭着您多年的科学实践，请您谈谈中国中药现代化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好吗？
姚院士：中药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内容十分广泛、任务非常艰巨。
首先，需要政府和产业界共同努力，实实在在地实现中药制剂的标准化、规范化，保证不管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买到的同一品牌的中药产品都能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应当是中药现代化的初步目标。这需要集中国内的科技力量将国内已经批准上市的中药制剂尽可能按照国际规范化要求，分期分批进行规范，并能为世界各国药品行政主管部门正式批准，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其次，对中药防治疾病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即应当搞清中药治疗疾病的作用靶点及与之相关的作用物质基础。中药之所以能够防治疾病是因为其中含有的活性物质。中药中含有的成分很多，并可能通过多种活性成分在不同层次作用于同一靶点或者多个靶点而发挥协同作用。一种中药可能有多种成分，但只有真正代表中药主要药效的活性成分才能称之为有效成分。中药现代化，首要任务就是采用现代科学方法，阐明这些活性成分与作用靶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活性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真正的“安全、有效、可控、稳定”。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步积累的过程。
第三，要避免以多取胜，重视以精取胜。这可以借鉴日本对汉方药规范化、标准化的成功经验。30年前，日本汉方药远没有达到中医中药在中国的地位。当时，日本的汉方药作为医疗应用尚未得到政府的立法批准，处于一种非法的地位。只是从1960年起，日本政府通过“官、产、学”结合的方式，组织对汉方药进行典型研究、总结经验，并由政府立法通告全国汉方药生产企业，按照典型研究总结制定的标准，重新生产，重新申报。结果用了15年时间，到1975年初步完成了汉方药制剂的标准化、规范化。政府正式立法，批准了146个汉方药可以正式作为医疗应用。1989年日本在“医药品GMP”基础上，制定出版了“汉方GMP”一书。此后，汉方药在日本既可正式作为医疗应用，也允许其经费在国民健康保险中支出，汉方药因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国际传统中药市场，日本汉方药的覆盖率占到了70%以上，而中国仅占3%。
应当强调的是，日本汉方药原料的75%来自中国。从这个方面讲，中国人帮助日本人占领了传统中药的国际市场。
记者：您搞了一辈子的中药研究与教学，能不能谈谈您对中医药前景的看法呢？
姚院士：机遇与挑战共存。
中药是最有可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中华文化瑰宝之一。
一方面，目前全球中药贸易额达164亿美元，但中国的中药出口额仅5.4亿美元，占国际市场份额不足3%。这个市场空间就是我们发展的市场机遇。
另一方面，随着21世纪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加上合成药物带来的药害及中药、天然药物等传统药物疗法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明显成效，为中药、天然药物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技术机遇。中药作为传统医学以身试药的特点，毒副作用一般都较少，利于预防、保健，特别是对亚健康状态的调整；而中医理论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强调“固本扶正”、“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药食两用”。作用缓和、具有适应多样性的中药制剂将是治疗慢性病特别是多脏器疾病的老年患者最理想的药物。中药因其具有的种种特点，加上全球回归自然的大趋势，使得人类将健康调节寄望于中药和天然药物。
当然，中医中药已不光是中国所独有，日本、韩国都在发展，而且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他国的排挤，我们中药能不能取得强势发展，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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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生院士，1934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1955年毕业于东北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留校担任生药学教研室助教。1960年作为我国著名药物化学专家朱延儒教授助手负责组建天然药物化学研究室。1978年起任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讲师。1981年6月公派赴日本东京大学药学部留学，在两年时间内取得了东京大学药学博士学位，1983年6月回国继续担任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1987年任沈阳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2000年担任沈阳药科大学校长。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药及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的研究，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的研究，采用生物技术进行中药生理活性成分的生产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