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雯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05-5-18报道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生物多样性：变化世界的生命保障”。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早参加缔约国，我国于1993年建立了“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负责国内外履约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协调工作。该协调组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成员单位包括：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农业部、建设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海产总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等。1995年，该国家履约协调组扩展到20个部门，增加了教育部、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总局、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社。2004年，又增加了商务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履约协调组成员部门增至22个。今年4月8日，履约协调组在京召开了联络员会议，就《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后续工作进展、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自我评估报告、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纪念活动的安排，以及编写中国履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等有关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在坚持保持的前提下，重视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加强涉及中医药等传统知识的保护、物种遗传资源的专利保护制度的建立，及对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中药企业基本上都是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生产企业。随着中药需求的不断加大，中药药用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给自然环境造成巨大质力，中药资源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竭泽而渔 中药资源数量骤减
我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中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据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统计，我国中药资源类有12807种，其中药用植物有11146种，药用动物有1581种。全国民间草药约7000种，占60%；民族药约4000种，占30%；商品中药材约1200种，占10%。近10年来，我国天然植物药的需求翻了三番，年需求量高达6000万公斤，出口约3000万公斤。如此高的开采量致使大面积植被被毁，野生资源数量逐年减少。以甘草为例，我国一年要消耗4万吨以上，其中85%来自野生。虽然人工种植甘草技术已经成熟，但需5年成长期和成本投入，而收购价格与野生甘草一样，显然不如去挖野生的来钱快。日本一家企业干脆每年直接到内蒙古向农牧民收购甘草，他们出高价收，当地人很愿意把好甘草卖给他们。这家企业所收的2000吨甘草制成甘草甜素后，其产值相当于我国甘草全年1.8万吨的出口总价值。目前，像甘草这种非常大众化的药用植物由于过度采挖，数量骤减，蕴藏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200多万吨减至目前不足35万吨，也出现了濒危的可能。其他如羌活、蔓荆、肉苁蓉、半夏、紫草等100多种资源量也普遍下降，影响了60多种药材品种的医疗用药；峨嵋野莲、八角莲、凹叶厚朴、杜仲、野山参等30多种植物，因野生资源稀少而无法保证商品需求。药用动物林麝、黑熊、马鹿、大小灵猫、中国林蛙、蛤蚧等40个种类的资源显著减少，其中麝香资源比50年代减少70%，虎骨、犀角等近30种动物药材市场供应严重不足。
无序开发 中药生物多样性遭破坏
长期以来，无序开发导致了一些物种濒危，中药资源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我国《中国植物红皮书》所收载的398种濒危植物中，药用植物达168种，占42%强。我国目前共有169种药用植物被列入《野生药材资源保持条例》、《濒危动植物国际公约》和《国家野生植物保持条例》，在贸易和利用上受到相应的管制和限制。在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近3000种动植物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60%～70%。1993年，卫生部在《国家药典》中删除了虎和犀牛；1995年，药典正文中不再列入熊、豹和玳瑁。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所列允许入药动物数量已减少至78种(其中无脊椎47种，脊椎31种)来自国家林业局的消息说，曾经遍布淮河以南半个中国的石槲(中药脉络宁的主要原料)目前在我国已设没有“经济产量”了，所需药材主要依靠从越、泰、缅等国进口。由于有不少药用植物还无法人工栽培，人们担心无节制的市场需求随时都可能让这些物种消失。
中药资源的无序开发同时导致大面积植被被毁，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内蒙古、新疆、宁夏的荒漠地区，盛产甘草、麻黄、防风等固沙中药，其中甘草根茎深达10米左右，可覆盖6平方米土地，防风固沙作用极为显著。由于管理无序，滥挖滥采，导致甘草空前浩劫，在宁夏同心甘草收获季节，每天数千人上阵，每挖1公斤甘草就要破坏60平方米的植被，40多天破坏了800万亩的草原，1.5万亩草场千疮百孔，造成草原严重沙化，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有专家指出：中药材生态系统近年来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一个物种的消失会导致15个～30个物种的危机，在近期如不紧急抢救保存，丢失的基因将一去不复返。
加强资源保持 实现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肖燕军提交了一份“加强中药资源保持和可持续利用”的议案，议案提出：随着我国中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药资源所面临的压力也空前加大，突出表现为：中药资源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体制不健全；中药资源保持法律法规不健全，民众资源保护意识不强；中药资源家底不清，无序利用现象严重；研究经费投入不足、资源保护研究基础薄弱等。建议尽快完善中药资源管理体制，明确中药资源管理主体，健全中药资源管理法规，加强中药资源保持宣传，启动实施“中药资源保持和可持续利用工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中药材GAP(中药材种植管理规范)促进会副会长陈士林博士认为：随着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中药种植资源作为生物工程及生物制药的基础和治理生态灾难的战略性资源，其战略地位愈加显要。一个新基因、新品种在农业、医药业的经济潜力可能高达数百亿甚至数千亿，足以带活一个行业，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关键就在于发现了野生水稻种质资源，为此，我国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密切关注受威胁的物种，对过度利用的物种采取有力的保持措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认为：中药业的发展首先有赖稳定、良好的中药药材资源。我国急需建立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系统，利用高科技手段对中药资源产量、蕴藏量、主产区分布及需求量进行数据库管理，形成中药材信息管理系统、中药材蕴藏——需求预测系统和决策系统。应该根据需要生产，并且规范中药材栽培种植，完善中药资源的保持与利用，防止药用资源面临灭绝的可能。事实上，传统中药的出路必须建立在保护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基础上，确保野生资源不被毁灭。大力发展名贵药材的栽培、养殖，在资源的天然生长地，通过人工养育及科学管理，逐步形成半野生栽培状态的资源居群，以满足生产需要。肖培根指出，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意义在于：保证药源的可持续供应，保护中药的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
据悉，我国中药出口多以原料药材廉价卖出，年出口量高达3000万公斤，附加值极低。占世界中药市场份额90%的日本和韩国，其所用的中药原材料8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作为中药资源的主产地和主消费地，对中药的进出口应有长远眼光和战略眼光，主管部门要增强科学管理能力，严格控制中药资源的开采量，限制原料药材廉价出口，防止中药出口转内销。
近年来，我国已开始注重发展人工养殖、种植野生动植物。在常用中药材中，家养获得成功的400多种中药材中，有200多种提供的药用量可占全国主要药材年需求量的60%以上，麝、鹿、熊等的养殖发展也极大地保持了野生资源。一些生产企业也意识到了其原料供应的潜在危机，纷纷在其原料的道地药材产地建立了GAP种植基地。为了加强对野生中药材的管理，除《野生动物保持法》外，我国还颁布了《野生药材资源管理条例》，列出了76种重点加强管理的野生动植物药材。
我国是中药资源产量、蕴藏量、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中药消费国，国内中药销售量占中药总销量的95%。《吕氏春秋·义赏》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明确提出了资源的有限性、危机性及合理开发资源的重要性。有关人士认为：我国急需全面开展资源警示教育，树立科学资源观，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源。对资源的社会再生产要进行生态成本核算，确定资源的价值和价格，形成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良性循环，确保资源流转的动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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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产生背景及工作进展
鉴于全球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威胁，198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组织制定一项旨在保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文书。1988年，UNEP建立“公约起草特别工作组”，邀请各国政府参加公约的起草与谈判。1988年11月，UNEP主持在日内瓦召开“公约起草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并在随后的3年多时间内，召开10多次起草和谈判的工作组会议。《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6月在巴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获得通过并开放签署，中国政府在会议期间签署公约。
自1993年12月29日《公约》生效以来，已召开七次缔约方大会，每次缔约方大会都提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持热点议题，并做出相应的决议，引导世界各国采取保护行动。2004年2月9日～27日在马来西亚召开的《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提出新的目标，即至2010年，使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的局势得到控制。
中国是最早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起草谈判的国家之一。在《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政府组成了由11个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组成的26个代表团出席大会，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高度重视。中国于1993年1月5日批准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是最早成为缔约国的国家之一。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生物多样性：变化世界的生命保障”。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早参加缔约国，我国于1993年建立了“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负责国内外履约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协调工作。该协调组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成员单位包括：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农业部、建设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海产总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等。1995年，该国家履约协调组扩展到20个部门，增加了教育部、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总局、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社。2004年，又增加了商务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履约协调组成员部门增至22个。今年4月8日，履约协调组在京召开了联络员会议，就《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后续工作进展、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自我评估报告、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纪念活动的安排，以及编写中国履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等有关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在坚持保持的前提下，重视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加强涉及中医药等传统知识的保护、物种遗传资源的专利保护制度的建立，及对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中药企业基本上都是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生产企业。随着中药需求的不断加大，中药药用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给自然环境造成巨大质力，中药资源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竭泽而渔 中药资源数量骤减
我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中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据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统计，我国中药资源类有12807种，其中药用植物有11146种，药用动物有1581种。全国民间草药约7000种，占60%；民族药约4000种，占30%；商品中药材约1200种，占10%。近10年来，我国天然植物药的需求翻了三番，年需求量高达6000万公斤，出口约3000万公斤。如此高的开采量致使大面积植被被毁，野生资源数量逐年减少。以甘草为例，我国一年要消耗4万吨以上，其中85%来自野生。虽然人工种植甘草技术已经成熟，但需5年成长期和成本投入，而收购价格与野生甘草一样，显然不如去挖野生的来钱快。日本一家企业干脆每年直接到内蒙古向农牧民收购甘草，他们出高价收，当地人很愿意把好甘草卖给他们。这家企业所收的2000吨甘草制成甘草甜素后，其产值相当于我国甘草全年1.8万吨的出口总价值。目前，像甘草这种非常大众化的药用植物由于过度采挖，数量骤减，蕴藏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200多万吨减至目前不足35万吨，也出现了濒危的可能。其他如羌活、蔓荆、肉苁蓉、半夏、紫草等100多种资源量也普遍下降，影响了60多种药材品种的医疗用药；峨嵋野莲、八角莲、凹叶厚朴、杜仲、野山参等30多种植物，因野生资源稀少而无法保证商品需求。药用动物林麝、黑熊、马鹿、大小灵猫、中国林蛙、蛤蚧等40个种类的资源显著减少，其中麝香资源比50年代减少70%，虎骨、犀角等近30种动物药材市场供应严重不足。
无序开发 中药生物多样性遭破坏
长期以来，无序开发导致了一些物种濒危，中药资源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我国《中国植物红皮书》所收载的398种濒危植物中，药用植物达168种，占42%强。我国目前共有169种药用植物被列入《野生药材资源保持条例》、《濒危动植物国际公约》和《国家野生植物保持条例》，在贸易和利用上受到相应的管制和限制。在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近3000种动植物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60%～70%。1993年，卫生部在《国家药典》中删除了虎和犀牛；1995年，药典正文中不再列入熊、豹和玳瑁。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所列允许入药动物数量已减少至78种(其中无脊椎47种，脊椎31种)来自国家林业局的消息说，曾经遍布淮河以南半个中国的石槲(中药脉络宁的主要原料)目前在我国已设没有“经济产量”了，所需药材主要依靠从越、泰、缅等国进口。由于有不少药用植物还无法人工栽培，人们担心无节制的市场需求随时都可能让这些物种消失。
中药资源的无序开发同时导致大面积植被被毁，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内蒙古、新疆、宁夏的荒漠地区，盛产甘草、麻黄、防风等固沙中药，其中甘草根茎深达10米左右，可覆盖6平方米土地，防风固沙作用极为显著。由于管理无序，滥挖滥采，导致甘草空前浩劫，在宁夏同心甘草收获季节，每天数千人上阵，每挖1公斤甘草就要破坏60平方米的植被，40多天破坏了800万亩的草原，1.5万亩草场千疮百孔，造成草原严重沙化，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有专家指出：中药材生态系统近年来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一个物种的消失会导致15个～30个物种的危机，在近期如不紧急抢救保存，丢失的基因将一去不复返。
加强资源保持 实现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肖燕军提交了一份“加强中药资源保持和可持续利用”的议案，议案提出：随着我国中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药资源所面临的压力也空前加大，突出表现为：中药资源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体制不健全；中药资源保持法律法规不健全，民众资源保护意识不强；中药资源家底不清，无序利用现象严重；研究经费投入不足、资源保护研究基础薄弱等。建议尽快完善中药资源管理体制，明确中药资源管理主体，健全中药资源管理法规，加强中药资源保持宣传，启动实施“中药资源保持和可持续利用工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中药材GAP(中药材种植管理规范)促进会副会长陈士林博士认为：随着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中药种植资源作为生物工程及生物制药的基础和治理生态灾难的战略性资源，其战略地位愈加显要。一个新基因、新品种在农业、医药业的经济潜力可能高达数百亿甚至数千亿，足以带活一个行业，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关键就在于发现了野生水稻种质资源，为此，我国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密切关注受威胁的物种，对过度利用的物种采取有力的保持措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认为：中药业的发展首先有赖稳定、良好的中药药材资源。我国急需建立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系统，利用高科技手段对中药资源产量、蕴藏量、主产区分布及需求量进行数据库管理，形成中药材信息管理系统、中药材蕴藏——需求预测系统和决策系统。应该根据需要生产，并且规范中药材栽培种植，完善中药资源的保持与利用，防止药用资源面临灭绝的可能。事实上，传统中药的出路必须建立在保护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基础上，确保野生资源不被毁灭。大力发展名贵药材的栽培、养殖，在资源的天然生长地，通过人工养育及科学管理，逐步形成半野生栽培状态的资源居群，以满足生产需要。肖培根指出，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意义在于：保证药源的可持续供应，保护中药的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
据悉，我国中药出口多以原料药材廉价卖出，年出口量高达3000万公斤，附加值极低。占世界中药市场份额90%的日本和韩国，其所用的中药原材料8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作为中药资源的主产地和主消费地，对中药的进出口应有长远眼光和战略眼光，主管部门要增强科学管理能力，严格控制中药资源的开采量，限制原料药材廉价出口，防止中药出口转内销。
近年来，我国已开始注重发展人工养殖、种植野生动植物。在常用中药材中，家养获得成功的400多种中药材中，有200多种提供的药用量可占全国主要药材年需求量的60%以上，麝、鹿、熊等的养殖发展也极大地保持了野生资源。一些生产企业也意识到了其原料供应的潜在危机，纷纷在其原料的道地药材产地建立了GAP种植基地。为了加强对野生中药材的管理，除《野生动物保持法》外，我国还颁布了《野生药材资源管理条例》，列出了76种重点加强管理的野生动植物药材。
我国是中药资源产量、蕴藏量、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中药消费国，国内中药销售量占中药总销量的95%。《吕氏春秋·义赏》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明确提出了资源的有限性、危机性及合理开发资源的重要性。有关人士认为：我国急需全面开展资源警示教育，树立科学资源观，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源。对资源的社会再生产要进行生态成本核算，确定资源的价值和价格，形成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良性循环，确保资源流转的动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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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产生背景及工作进展
鉴于全球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威胁，198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组织制定一项旨在保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文书。1988年，UNEP建立“公约起草特别工作组”，邀请各国政府参加公约的起草与谈判。1988年11月，UNEP主持在日内瓦召开“公约起草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并在随后的3年多时间内，召开10多次起草和谈判的工作组会议。《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6月在巴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获得通过并开放签署，中国政府在会议期间签署公约。
自1993年12月29日《公约》生效以来，已召开七次缔约方大会，每次缔约方大会都提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持热点议题，并做出相应的决议，引导世界各国采取保护行动。2004年2月9日～27日在马来西亚召开的《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提出新的目标，即至2010年，使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的局势得到控制。
中国是最早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起草谈判的国家之一。在《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政府组成了由11个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组成的26个代表团出席大会，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高度重视。中国于1993年1月5日批准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是最早成为缔约国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