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考证是中医药现代化的保证
中医科研从方法论上说，不外乎三大类型：文献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临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应该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因为无论站在中医学发展的总体高度来说，还是站在具体的某一项中医科研项目来说，文献、实验、临床三者的关系都是不可割裂的，文献是基础，实验是手段，临床是目的。缺少文献研究，将会架空实验和临床；同样，缺少实验研究，中医又难以走向定量科学化；缺少临床研究，中医更是失去其根本的现实意义。在现阶段，中医科研应该是文献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呈并列的 “三足鼎立”的状态关系。
文献研究的现状 ——人们宁愿图省事接受以讹传讹的定论，而不愿意花时间去进行文献学上的实际考查。
今天很少有人愿意去搞古代文献研究。因为搞文献研究枯燥、需要时间、出成果慢，无经济效益。为了考证一个字，也许可以花去一个学者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所以，一方面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文献工作，去花钱收藏有价值的中医文献，文献考证在人力、精力、财力上都投入很少；另一方面与之鲜明对比的是铺天盖地地重点兴建中医实验室，以实验室的投入规模作为衡量中医院校实力的标准。看看中医科研领域，似乎有90%以上的人都在搞中医尖端科研，只有10%以下的人在搞文献考证。中医文献研究似乎仅仅成了一种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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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宁愿图省事接受以讹传讹的定论，也不愿意花时间去进行文献学上的实际考查。类似的例子有许多，诸如“俞募配穴”、“心包募穴膻中”、“外感病”与“内伤病”问题等，这些都是有待考证探讨的问题。这些似是而非而的理论搞不清楚，遗害是很大的。
即使是中医文献研究圈内，似乎也进入了一种怪圈：即对于文献、实验、临床的“三位一体”性问题，只重视其“一体”性，而忽视其各自相对独立的一面。文献研究就要有文献研究的特色，要有自己的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方法，但遗憾的是，文献研究领域中真正用规范文献学方法进行的科研很薄弱。据中国期刊网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3年中医医史专业类论文共43篇，其中基础文献考证型论文仅2篇。自1994年以来有关《黄帝内经》研究的文章约近1200篇，其中版本、校勘、训诂的文章仅十几篇。
笔者随便从网上调看了某中医药大学的医史文献专业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题目：《逍遥散证理论研究及临床宏观与微观指标的实验论证》、《六味地黄丸(汤)异病同治规律的理论与临床研究》，虽不能以偏概全，但也可看到中医科研在方法论上界限的不明确。看到这些题目人们不仅会问：医史文献专业的特色哪去了？
, 百拇医药
文献研究的意义——“中医文献研究永远给医学研究提供不朽的平台”。只有在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基础之上，才能托举起中医的尖端科研。
值得强调的是，文理考证和医理阐释，从形式上说是学术研究的二个步骤。人们总是要先能看懂文理，然后才能去阐释总结医学思想。即文理考证是医理阐释的基础。但在实际研究操作过程中，二者又往往是统一于一体而难以截然分开的。比如《素问·痹论》篇中的“逢寒则虫，逢热则纵”的注解，你必须在综合文理考证和医学考证基础上，才能准确地将文中的“虫”训释为“痋”。
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说得好：“中医文献研究永远给医学研究提供不朽的平台”。中医科研必须建立在牢固的文献研究这个基础平台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在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基础之上，才能托举起中医的尖端科研。如《黄帝内经》经过先秦到明代到今天这悠悠历史长河岁月的变迁，需要大量的校勘训诂工作，这需要有相当一批人的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需要有一大批能够皓首穷经地为中医事业勇于献身的人。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黄帝内经》本子，是无法做出正确传统的中医学术理论来的。而且，事实上《黄帝内经》也确实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证，去纠正前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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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考证方面，如《内经·痹论》“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这里首先要训解的是“虫”字，因为痹证与“虫”的关系没有医学上的解释。所以考证过程应是：解释字词(虫通假“痋”，即“疼”也。)——训释语句(痹证的机理是逢寒则痛)——段落分析(原文最后两问是讨论痹证的各种不同临床表现的。)——医理发挥。这样，由字到词，再通理。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文献考证功底和医学常识的综合素质，往往从治学的根本方法上就走向歧途。如唐代王冰、清代张志聪、清代高士宗等皆按“虫”字做解，望文生义。类似的例子有许许多多。
医理解释方面，如针灸学的“缪刺”问题。现行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医灸医籍选读》的解释是：缪刺是左右交叉刺络法，巨刺是左右交叉刺经法。然而认真阅读《内经·缪刺论》原文，可知缪刺的内容其实是一套系统的由同侧到对侧取穴的治疗方案过程，有原则、有取穴内容、有适应症，并不是绝对的要求左右交叉取穴和刺络放血。但令人奇怪的是：不知从何时起，缪刺内容就已被提炼成一个简单的原则而已，现行的中医高等教材以及相关的中医词典都是这么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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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的危机——医学是人命关天的科学，一个字、一句话的文献考证往往决定着是否能正确引导临床实践。文献考证工作的薄弱已经埋下了许多危险，但即使出现了问题人们也并没意识到症结何处。
不规范的文献考证造成的危害最典型的事例可举近两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龙胆泻肝丸事件。有些人服用龙胆泻肝丸后出现肾脏不可逆性的损害，经排查，问题集中到方中的一味药物的考证上，即“木通”。
木通在龙胆泻肝丸中起着重要作用。历代所用木通为木通科木通，并非马兜铃科关木通。而东北的关木通，是被日本兵带入中药市场的，糟糕的是，1977年版的《药典》就将关木通的功能扩大了，将白木通的功效安在了关木通名下，至此关木通充斥中药市场，因此，龙胆泻肝丸处方中也就不知不觉中将木通科木通混写成关木通。
这一事件说明规范的文献考证工作的重要性。古典文献研究的根本内容之一就是“名物训诂”，医学是人命关天的科学，一个字、一句话的文献考证往往决定着是否能正确引导临床实践。
, http://www.100md.com
其实，中药界像这样因名称相近而混用的现象不在少数，如以水半夏替代半夏入药，水半夏无半夏的止呕作用；以狗脊贯众作绵马贯众入药，前者无驱虫作用；将山豆根与北豆根混用，香加皮与五加皮混用，两者虽功效相近，但山豆根、香加皮均具有毒性。对于中药行业来说，应当重视中药品种基源的问题。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科属混淆、一名多物的现象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品种间代用问题尤宜慎重，切不可主观臆想，简单从事。不难想象，如此混用，潜在的危险将会有多大。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中医教材的编写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文献考证工作的薄弱已经埋下了许多危险，但即使出现了问题人们也并没意识到症结何处，仅被动地去测定中药的毒性成分，甚至耸人听闻地要全盘否定使用几千年的中药的安全可靠性，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良好规矩的学术风气才能保证中医药的发扬光大。, http://www.100md.com(牛淑平)
文献研究的现状 ——人们宁愿图省事接受以讹传讹的定论，而不愿意花时间去进行文献学上的实际考查。
今天很少有人愿意去搞古代文献研究。因为搞文献研究枯燥、需要时间、出成果慢，无经济效益。为了考证一个字，也许可以花去一个学者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所以，一方面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文献工作，去花钱收藏有价值的中医文献，文献考证在人力、精力、财力上都投入很少；另一方面与之鲜明对比的是铺天盖地地重点兴建中医实验室，以实验室的投入规模作为衡量中医院校实力的标准。看看中医科研领域，似乎有90%以上的人都在搞中医尖端科研，只有10%以下的人在搞文献考证。中医文献研究似乎仅仅成了一种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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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宁愿图省事接受以讹传讹的定论，也不愿意花时间去进行文献学上的实际考查。类似的例子有许多，诸如“俞募配穴”、“心包募穴膻中”、“外感病”与“内伤病”问题等，这些都是有待考证探讨的问题。这些似是而非而的理论搞不清楚，遗害是很大的。
即使是中医文献研究圈内，似乎也进入了一种怪圈：即对于文献、实验、临床的“三位一体”性问题，只重视其“一体”性，而忽视其各自相对独立的一面。文献研究就要有文献研究的特色，要有自己的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方法，但遗憾的是，文献研究领域中真正用规范文献学方法进行的科研很薄弱。据中国期刊网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3年中医医史专业类论文共43篇，其中基础文献考证型论文仅2篇。自1994年以来有关《黄帝内经》研究的文章约近1200篇，其中版本、校勘、训诂的文章仅十几篇。
笔者随便从网上调看了某中医药大学的医史文献专业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题目：《逍遥散证理论研究及临床宏观与微观指标的实验论证》、《六味地黄丸(汤)异病同治规律的理论与临床研究》，虽不能以偏概全，但也可看到中医科研在方法论上界限的不明确。看到这些题目人们不仅会问：医史文献专业的特色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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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的意义——“中医文献研究永远给医学研究提供不朽的平台”。只有在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基础之上，才能托举起中医的尖端科研。
值得强调的是，文理考证和医理阐释，从形式上说是学术研究的二个步骤。人们总是要先能看懂文理，然后才能去阐释总结医学思想。即文理考证是医理阐释的基础。但在实际研究操作过程中，二者又往往是统一于一体而难以截然分开的。比如《素问·痹论》篇中的“逢寒则虫，逢热则纵”的注解，你必须在综合文理考证和医学考证基础上，才能准确地将文中的“虫”训释为“痋”。
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说得好：“中医文献研究永远给医学研究提供不朽的平台”。中医科研必须建立在牢固的文献研究这个基础平台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在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基础之上，才能托举起中医的尖端科研。如《黄帝内经》经过先秦到明代到今天这悠悠历史长河岁月的变迁，需要大量的校勘训诂工作，这需要有相当一批人的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需要有一大批能够皓首穷经地为中医事业勇于献身的人。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黄帝内经》本子，是无法做出正确传统的中医学术理论来的。而且，事实上《黄帝内经》也确实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证，去纠正前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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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考证方面，如《内经·痹论》“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这里首先要训解的是“虫”字，因为痹证与“虫”的关系没有医学上的解释。所以考证过程应是：解释字词(虫通假“痋”，即“疼”也。)——训释语句(痹证的机理是逢寒则痛)——段落分析(原文最后两问是讨论痹证的各种不同临床表现的。)——医理发挥。这样，由字到词，再通理。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文献考证功底和医学常识的综合素质，往往从治学的根本方法上就走向歧途。如唐代王冰、清代张志聪、清代高士宗等皆按“虫”字做解，望文生义。类似的例子有许许多多。
医理解释方面，如针灸学的“缪刺”问题。现行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医灸医籍选读》的解释是：缪刺是左右交叉刺络法，巨刺是左右交叉刺经法。然而认真阅读《内经·缪刺论》原文，可知缪刺的内容其实是一套系统的由同侧到对侧取穴的治疗方案过程，有原则、有取穴内容、有适应症，并不是绝对的要求左右交叉取穴和刺络放血。但令人奇怪的是：不知从何时起，缪刺内容就已被提炼成一个简单的原则而已，现行的中医高等教材以及相关的中医词典都是这么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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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的危机——医学是人命关天的科学，一个字、一句话的文献考证往往决定着是否能正确引导临床实践。文献考证工作的薄弱已经埋下了许多危险，但即使出现了问题人们也并没意识到症结何处。
不规范的文献考证造成的危害最典型的事例可举近两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龙胆泻肝丸事件。有些人服用龙胆泻肝丸后出现肾脏不可逆性的损害，经排查，问题集中到方中的一味药物的考证上，即“木通”。
木通在龙胆泻肝丸中起着重要作用。历代所用木通为木通科木通，并非马兜铃科关木通。而东北的关木通，是被日本兵带入中药市场的，糟糕的是，1977年版的《药典》就将关木通的功能扩大了，将白木通的功效安在了关木通名下，至此关木通充斥中药市场，因此，龙胆泻肝丸处方中也就不知不觉中将木通科木通混写成关木通。
这一事件说明规范的文献考证工作的重要性。古典文献研究的根本内容之一就是“名物训诂”，医学是人命关天的科学，一个字、一句话的文献考证往往决定着是否能正确引导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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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药界像这样因名称相近而混用的现象不在少数，如以水半夏替代半夏入药，水半夏无半夏的止呕作用；以狗脊贯众作绵马贯众入药，前者无驱虫作用；将山豆根与北豆根混用，香加皮与五加皮混用，两者虽功效相近，但山豆根、香加皮均具有毒性。对于中药行业来说，应当重视中药品种基源的问题。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科属混淆、一名多物的现象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品种间代用问题尤宜慎重，切不可主观臆想，简单从事。不难想象，如此混用，潜在的危险将会有多大。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中医教材的编写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文献考证工作的薄弱已经埋下了许多危险，但即使出现了问题人们也并没意识到症结何处，仅被动地去测定中药的毒性成分，甚至耸人听闻地要全盘否定使用几千年的中药的安全可靠性，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良好规矩的学术风气才能保证中医药的发扬光大。, http://www.100md.com(牛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