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不一定源于《周易》 证候并非指疾病本质 阴阳五行及辨证论治钩玄
中医基础理论的现有体系是以近代医学为参照系加以整理的结果，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了传统中医学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我们应对其作出反思并加以重新认识。现将阴阳五行学说和辨证论治问题作一钩玄，以就教于大家。
1.关于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被誉为中医学的说理工具和方法论。关于阴阳，20世纪的中医教材和著作几乎均认为源于《周易》，但遍考《易经》450条卦辞、爻辞，仅于中浮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见一“阴”字。对此，梁启超先生早在1923年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就发出了“《易经》一书，《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者’，卦辞、爻辞中仅有此‘中浮九二’之一条单举一阴字……可谓大奇。”再考之于《易传》，《彖辞》未见阴阳，说理惟重刚柔，天地四时；《象辞》开始刚柔阴阳并用，但阴阳少于刚柔；《系辞》中阴阳学说充斥，《说卦》始配八方、四季、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正如易学家早已指出的那样：“‘《易》以道阴阳’，当是在阴阳说流行之时即战国中晚期之间为易学家所采用的。……春秋时的易筮，还没有以阴阳来说解的。但以阴阳说《易》却很自然，《易》的爻画分为两类，刚好是分阴分阳。故阴阳说很快为易学家所接受。”(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从历史来看，易学家援阴阳以说《易》与医学家引阴阳以说医及农学、天文学、军事、建筑学等学科吸收阴阳以说理，是同步进行的。它们之间并不存有任何的传承关系。在医学领域，宋代以前的医学著作中，很少言及《易》，特别是在《素问》、《灵枢》、《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学奠基之作中，看不出《易》的踪影，更找不出基础理论中有什么内容是直接来源于《易》。中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基于“医易同源”的错误认识，掀起了“一股以《易经》研究中医的热潮，说什么‘《易经》为儒家六经之首，居于三玄之冠，在世界文化史上拥有永恒的魅力’，而且和印度的《吠陀》、欧洲的《圣经》并列，称为世界的三大‘圣典’(《中医药信息》1991年第5期)。拿《易经》、《圣经》、《吠陀》、‘三玄’、‘圣典’这样一些神秘概念来研究中医，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把中医的研究工作导向何处?”(贾得道，贾念民《中医的科学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而对于阴阳引入中医学后的一些关键问题却少有问津，如中医学关于人体脏腑数目最经典的认识是五脏六腑，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但何以如此?各种中医著作和教材不仅都未涉及，反而将《内经》不同篇章关于五脏再分阴阳，因传抄而致误的“异文”认为是《内经》时代的不同学说。
, 百拇医药
中国古代没有人注重五行的本体是什么，注重的是其用。五行的本义是以木、火、土、金、水为说明物，使人明晓条达、炎上、稼穑、从革、润下五种不同之性。五行配时空和五行配五脏是哲学的五行观向中医学渗透的最关键一环，目前的教科书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都以几张图表，至多再加上几句《内经》经文，就算解释了五行配时空、五行配五脏的原理。
2.关于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被奉为中医学的理论核心。中医教材和著作均认为古代医家曾先后创立过六经辨证、八纲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诸多的辨证体系。但教科书将它们平行论述，必然会使得如今的中医大学生在临床实际运用时，难以驾驭，甚至茫然而无所适从。而很少有人对其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讨和阐发。其实，所谓的“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是十分纯朴的，即“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
各种辨证方法基本可以用“证候模式逼近”、“主症扩展”、“见微得过”三种模式所涵括。證、证、症三字是古字与今字、正字与俗字的关系，正如吴有性早已指出的那样：“病證之‘證’，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为‘症’。”(《温疫论·正名》)当今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也都有着正确的解释。“证”是病人患病时自我感觉的各种异常变化，并足以证明自身患有疾病的证据——症状，引申于广义时代表病人全部的临床资料；“候”是医者运用各种诊察手段，经过一定时间对病人进行诊察检查而获得的形体上的各种异常征候——体征，引申于广义时亦代表病人全部的临床资料。故古人或单称“证”，或单称“候”，或“证候”合称。中医学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證、候、症和由它们派生而来的證候、症候、病候、病證、病症、病征、病状等，以及现今使用的证候和症状等，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替换使用的同义词，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差异。所谓的“辨证论治”，实际上就是鉴别、分析患者诉说的症状和医者所诊察到的体征(包括舌苔、脉象)辨别出病邪侵袭与正气损害信况，分析由此而发生的病机进退和病情变化；如何从病因、病机定出治法；如何针对治法处方用药的过程。而我们中医界所信奉的“不刊之论”却是“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但是，“证”和“候”二字的本义和引申义都同本质、概括等意思不沾边，却硬要把“证候”解释成疾病的本质、“病理概括”，岂非缘木求鱼?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认为中医学是依据机体病理变化的若干证候群，辨识为某种性质的证候，而确定其治疗的。中医学几千年来原本却是如何进行病机分析，也就是如何在认真分析病机的基础上确定治法的问题。对此，“辨证论治”的“祖师爷”——张仲景早有明训：“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方。”“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很显然，仲景应用桂枝二越婢一汤、白虎汤的依据是“此无阳”、“里有热”之类的病机，而不是什么“证”。类似的条文在仲景著作中尚有许多，历代医家也均有论述，如《神农本草经·序录》曰：“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备急千金要方·序例·诊候第四》云“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云：“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经》所谓‘谨候气宜，无失病机’，病机者，寒暑燥湿风，金木水火土，万病悉自此而生矣。故谨察病机之本，得治主要者，乃能愈疾。”《医旨绪余·不执方说》云：“立法处方，不过酌病机之详确，审经络之虚实，察药性之宜悖，明气味之走守，合色脉，衍天和，调燮阴阳，参相造化，以一理贯之。理融则识真，识真则机顺，自然应变不胶。”(张效霞 王振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百拇医药
1.关于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被誉为中医学的说理工具和方法论。关于阴阳，20世纪的中医教材和著作几乎均认为源于《周易》，但遍考《易经》450条卦辞、爻辞，仅于中浮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见一“阴”字。对此，梁启超先生早在1923年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就发出了“《易经》一书，《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者’，卦辞、爻辞中仅有此‘中浮九二’之一条单举一阴字……可谓大奇。”再考之于《易传》，《彖辞》未见阴阳，说理惟重刚柔，天地四时；《象辞》开始刚柔阴阳并用，但阴阳少于刚柔；《系辞》中阴阳学说充斥，《说卦》始配八方、四季、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正如易学家早已指出的那样：“‘《易》以道阴阳’，当是在阴阳说流行之时即战国中晚期之间为易学家所采用的。……春秋时的易筮，还没有以阴阳来说解的。但以阴阳说《易》却很自然，《易》的爻画分为两类，刚好是分阴分阳。故阴阳说很快为易学家所接受。”(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从历史来看，易学家援阴阳以说《易》与医学家引阴阳以说医及农学、天文学、军事、建筑学等学科吸收阴阳以说理，是同步进行的。它们之间并不存有任何的传承关系。在医学领域，宋代以前的医学著作中，很少言及《易》，特别是在《素问》、《灵枢》、《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学奠基之作中，看不出《易》的踪影，更找不出基础理论中有什么内容是直接来源于《易》。中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基于“医易同源”的错误认识，掀起了“一股以《易经》研究中医的热潮，说什么‘《易经》为儒家六经之首，居于三玄之冠，在世界文化史上拥有永恒的魅力’，而且和印度的《吠陀》、欧洲的《圣经》并列，称为世界的三大‘圣典’(《中医药信息》1991年第5期)。拿《易经》、《圣经》、《吠陀》、‘三玄’、‘圣典’这样一些神秘概念来研究中医，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把中医的研究工作导向何处?”(贾得道，贾念民《中医的科学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而对于阴阳引入中医学后的一些关键问题却少有问津，如中医学关于人体脏腑数目最经典的认识是五脏六腑，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但何以如此?各种中医著作和教材不仅都未涉及，反而将《内经》不同篇章关于五脏再分阴阳，因传抄而致误的“异文”认为是《内经》时代的不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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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没有人注重五行的本体是什么，注重的是其用。五行的本义是以木、火、土、金、水为说明物，使人明晓条达、炎上、稼穑、从革、润下五种不同之性。五行配时空和五行配五脏是哲学的五行观向中医学渗透的最关键一环，目前的教科书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都以几张图表，至多再加上几句《内经》经文，就算解释了五行配时空、五行配五脏的原理。
2.关于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被奉为中医学的理论核心。中医教材和著作均认为古代医家曾先后创立过六经辨证、八纲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诸多的辨证体系。但教科书将它们平行论述，必然会使得如今的中医大学生在临床实际运用时，难以驾驭，甚至茫然而无所适从。而很少有人对其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讨和阐发。其实，所谓的“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是十分纯朴的，即“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
各种辨证方法基本可以用“证候模式逼近”、“主症扩展”、“见微得过”三种模式所涵括。證、证、症三字是古字与今字、正字与俗字的关系，正如吴有性早已指出的那样：“病證之‘證’，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为‘症’。”(《温疫论·正名》)当今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也都有着正确的解释。“证”是病人患病时自我感觉的各种异常变化，并足以证明自身患有疾病的证据——症状，引申于广义时代表病人全部的临床资料；“候”是医者运用各种诊察手段，经过一定时间对病人进行诊察检查而获得的形体上的各种异常征候——体征，引申于广义时亦代表病人全部的临床资料。故古人或单称“证”，或单称“候”，或“证候”合称。中医学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證、候、症和由它们派生而来的證候、症候、病候、病證、病症、病征、病状等，以及现今使用的证候和症状等，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替换使用的同义词，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差异。所谓的“辨证论治”，实际上就是鉴别、分析患者诉说的症状和医者所诊察到的体征(包括舌苔、脉象)辨别出病邪侵袭与正气损害信况，分析由此而发生的病机进退和病情变化；如何从病因、病机定出治法；如何针对治法处方用药的过程。而我们中医界所信奉的“不刊之论”却是“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但是，“证”和“候”二字的本义和引申义都同本质、概括等意思不沾边，却硬要把“证候”解释成疾病的本质、“病理概括”，岂非缘木求鱼?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认为中医学是依据机体病理变化的若干证候群，辨识为某种性质的证候，而确定其治疗的。中医学几千年来原本却是如何进行病机分析，也就是如何在认真分析病机的基础上确定治法的问题。对此，“辨证论治”的“祖师爷”——张仲景早有明训：“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方。”“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很显然，仲景应用桂枝二越婢一汤、白虎汤的依据是“此无阳”、“里有热”之类的病机，而不是什么“证”。类似的条文在仲景著作中尚有许多，历代医家也均有论述，如《神农本草经·序录》曰：“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备急千金要方·序例·诊候第四》云“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云：“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经》所谓‘谨候气宜，无失病机’，病机者，寒暑燥湿风，金木水火土，万病悉自此而生矣。故谨察病机之本，得治主要者，乃能愈疾。”《医旨绪余·不执方说》云：“立法处方，不过酌病机之详确，审经络之虚实，察药性之宜悖，明气味之走守，合色脉，衍天和，调燮阴阳，参相造化，以一理贯之。理融则识真，识真则机顺，自然应变不胶。”(张效霞 王振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