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中国中医研究院 傅景华
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与《老子》、《周易》论述的都是大道。大道是至高无上之道。
春秋战国，风起云涌，诸子百家，纵横八极。在那东方智慧光耀宇宙的时代，成就了人类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黄帝内经》的宏篇巨制诞生在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创造的蓝图。《黄帝内经》不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著作，而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三坟雄文。《黄帝内经》不是认识的原始或初级形态，也不是朴素或自发阶段，而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人类认识的高峰。《黄帝内经》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光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
《黄帝内经》之神与老子的心是相通的，《黄帝内经》之道与老子的道是相承的。老子论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大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逝如流光飞过，无始无终；远则囊括时空，反则与物相反。无限过去，无限的有；无限未来，无限的无。无限的有无，是一个无限的时空，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道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对其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相成，有无相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震撼古今，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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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天”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就是“自然”。“自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从过去之始到过去之终，从未来之始到未来之终。从过去之因到过去之果，从未来之因到未来之果。有生于无，无生于有，自始自终，无始无终。自然喻含着相互关系，喻含着相互作用，喻含着有无，喻含着无限，喻含着过程。在物质范畴，粒子为有，场为无；物质为有，反物质为无。在空间范畴，实体为有，空间为无；空间为有，虚空间为无。在时间范畴，过去为有，未来为无；时间为有，虚时间为无。一切都在相互作用之中，一切都在无限运动之中，一切都在有无之中，一切都是过程。
《黄帝内经》囊括过程、枢机、结构领域，但以过程的描述、枢机的描述为主。景愈显而境界愈小，景愈藏而境界愈大。玄之又玄于天地之间，游行出入于万物之初。神气形相合实现生命的大一统，天地人相合实现自然的大一统。道气数描述自然过程、运动方式与相互作用，数序类描述作用方式、作用序列与类别同异，态势象描述变化方式、变化属性与表征显现。自然及生命过程中存在美与和谐，中和通标识相互关系的最佳态势。道在惚兮恍兮的微妙之中，气在无形无限的动静之间，数是宇宙演化的韵律，象是时空运变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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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气、数、序、类、态、势、象等是《黄帝内经》的基本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则属于二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本草、方剂、针灸等，则属于三级概念范畴。于是，抛弃其基本概念范畴，曲解其二级概念范畴，替换其三级概念范畴，则成为使医道改弦易辙而与西医学接轨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登堂入室、直通医道的惟一门径；重新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弃旧图新、感悟医道的反归捷径；共同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正本清源、复兴医道的根本途径。
但是，认识《黄帝内经》，必如《移精变气论》所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不断抛弃已有的旧学，才能获得全新的医道。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不解决关于自然、生命本原及其时空层次的认识，不解决医道的认识对象、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网络，实践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沿用近年来形成的现代“中医学”思路、观念、成见、方法和价值标准，必将误人子弟而使其误入歧途。所以，探索医道的原理及其运用，重新阐发上述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乃是教授《黄帝内经》生死存亡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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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的实践目标在于生命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与自我和谐。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治人的医道。《黄帝内经》推崇摄生的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而治道亦以促进其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为目标。《黄帝内经》称摄生者为人，并将其分为与道同生的真人、通达于道的至人、顺从于道的圣人、符合于道的贤人。而称医治者为工，并将其分为“上守神”的上工、“守门户”的中工、“粗守形”的下工。
摄生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调”。《上古天真论》以之区别摄生的层次，《四气调神大论》以之显示时空的效应，《生气通天论》以之阐述天人的通达。诊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从而有《八正神明论》中关于“形乎形”与“神乎神”的精彩描述。治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治”。《宝命全形论》谓“一日治神”，“必先治神”。《移精变气论》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玉版论要》则开门见山：“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潜心内视，自在如一，见微知著，出神人化，四通活法，神用无方，始得医道之真谛。而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只是守门户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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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三元六气、四象八卦，不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而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序。各类数序不是指具体的“物质”、“结构”、“功能”、“形态”，而是对相互作用方式的归类，也可作为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从而可用以标识标定多维时空方式、多维时空态势、多维时空效应，于是可包括现代理论物理关于闭合空间、绝对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亦可完成对现代生命科学关于物质、能量、信息开放系统的统一描述。
被解释成“组织器官”的五藏六腑，其实是关于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分类。所谓经脉网络，则展示了过程及枢机领域中神气游行出入与转输交会的壮丽图景(当然也包括了能量、信息的传递、反馈、协调、演化、控发等生命活动)，而不是今人在实验室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的结构性“气血远行的通道”。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生命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黄帝内经》中通篇贯穿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黄帝内经》营造的这一个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生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经、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思路、药物的应用和针刺的发机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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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表示病象多用病形、病状、病候、病脉、用“证”字只有一次。《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等皆以“辨某病脉证并治”为题。脉证同属病象。问诊所得为证，望诊所得为候，切诊所得为脉。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始见“辨证施治”，清代章虚谷《医门棒喝》始见“辨证论治”。其“证”仍指病象。如周氏画龙点睛之言：“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其本则是病机。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辨证论治”一跃为代表中医的特色，而把“辨病论治”的桂冠强赠于西医。从而使中医理论进一步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混乱的漩涡之中。一时间，有关证的歧义多达数十种之多，诸如“证据”、“证候”、“症候群”、“证候群”、“机体反应”、“疾病状态”、“诊断结论”、“主观感觉”、“阶段本质”、“边界效应”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类科学史上没有—个概念被搞得如此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于是，对“辨证论治”科学性的怀疑日烈，寻找证的客观标准的呼声日高，西医辨病为主、中医辨证为辅而中西医相结合之说日盛，甚至不惜以“证型”代“证候”，以“辨证分型”代“辨证论治”。证的概念被混淆，病的本原性丧失；审病求机，随机变法的核心部分被挖去。证的物质基础研究，证的客观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研究，竟然成为所谓“中医科研”史上的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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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用“道”字269次，多以本原、过程、相互作用的意义出现，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就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医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
一个世纪以来，就在西方科学家越过实证的悖论，于信息交响的天籁中，聆听生命之道的韵律，尽力追寻《黄帝内经》意境的时候，现代中医学者却在结构研究的重复实验中，运用还原定量分析的方法，企图实现那脱胎换骨的结合。现代“中医学”确实存在着深重的危机：认识对象的易轨，实践目标的改向，思维方式的转化，研究方法的假借，概念范畴的替换，理论网络的崩解，自主信念的丧失，道学根本的消亡……千秋道统，天下谁御？《黄帝内经》由宏及微，由隐至显，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和共震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智慧超越和包容的时代。完成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实现民族的光荣与理想是历史赋予了我们的神圣责任，未来呼唤着我们对中医正确认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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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岐伯文
安化古郡，人杰地灵；史志代传，岐伯首名。
生之青龙，长于凤城；禀赋聪慧，性情谦恭；
通易精道，始创医经；拯救黎厄，惠及民众。
洞察阴阳，善运五行；藏象经络，朴素立论；
音律象数，运气彰明；针砭药石，无所不通。
药性气味，脏腑归经；六气七情，详阐病因；
未病先防，明辨标本；创制方剂，普救生灵。
注重真气，触类旁通；天人合一，调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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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之上，君臣对问；下极地理，上穷天文；
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始有《内经》。
传世宝典，奉之三坟；言简意博，理奥趣深；
黄帝天师，至道之宗；医学鼻祖，代相称颂；
命世奇傑，斯由此生；千秋永祭，圣德长存。
堂堂庙貌，巍巍山陵；寥呈祝辞，献于先宗；
仰先医圣，佑我庶民；华夏衍昌，共吉至臻。
大礼先成，伏维尚飨!, 百拇医药
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与《老子》、《周易》论述的都是大道。大道是至高无上之道。
春秋战国，风起云涌，诸子百家，纵横八极。在那东方智慧光耀宇宙的时代，成就了人类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黄帝内经》的宏篇巨制诞生在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创造的蓝图。《黄帝内经》不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著作，而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三坟雄文。《黄帝内经》不是认识的原始或初级形态，也不是朴素或自发阶段，而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人类认识的高峰。《黄帝内经》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光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
《黄帝内经》之神与老子的心是相通的，《黄帝内经》之道与老子的道是相承的。老子论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大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逝如流光飞过，无始无终；远则囊括时空，反则与物相反。无限过去，无限的有；无限未来，无限的无。无限的有无，是一个无限的时空，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道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对其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相成，有无相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震撼古今，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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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天”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就是“自然”。“自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从过去之始到过去之终，从未来之始到未来之终。从过去之因到过去之果，从未来之因到未来之果。有生于无，无生于有，自始自终，无始无终。自然喻含着相互关系，喻含着相互作用，喻含着有无，喻含着无限，喻含着过程。在物质范畴，粒子为有，场为无；物质为有，反物质为无。在空间范畴，实体为有，空间为无；空间为有，虚空间为无。在时间范畴，过去为有，未来为无；时间为有，虚时间为无。一切都在相互作用之中，一切都在无限运动之中，一切都在有无之中，一切都是过程。
《黄帝内经》囊括过程、枢机、结构领域，但以过程的描述、枢机的描述为主。景愈显而境界愈小，景愈藏而境界愈大。玄之又玄于天地之间，游行出入于万物之初。神气形相合实现生命的大一统，天地人相合实现自然的大一统。道气数描述自然过程、运动方式与相互作用，数序类描述作用方式、作用序列与类别同异，态势象描述变化方式、变化属性与表征显现。自然及生命过程中存在美与和谐，中和通标识相互关系的最佳态势。道在惚兮恍兮的微妙之中，气在无形无限的动静之间，数是宇宙演化的韵律，象是时空运变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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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气、数、序、类、态、势、象等是《黄帝内经》的基本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则属于二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本草、方剂、针灸等，则属于三级概念范畴。于是，抛弃其基本概念范畴，曲解其二级概念范畴，替换其三级概念范畴，则成为使医道改弦易辙而与西医学接轨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登堂入室、直通医道的惟一门径；重新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弃旧图新、感悟医道的反归捷径；共同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正本清源、复兴医道的根本途径。
但是，认识《黄帝内经》，必如《移精变气论》所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不断抛弃已有的旧学，才能获得全新的医道。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不解决关于自然、生命本原及其时空层次的认识，不解决医道的认识对象、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网络，实践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沿用近年来形成的现代“中医学”思路、观念、成见、方法和价值标准，必将误人子弟而使其误入歧途。所以，探索医道的原理及其运用，重新阐发上述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乃是教授《黄帝内经》生死存亡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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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的实践目标在于生命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与自我和谐。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治人的医道。《黄帝内经》推崇摄生的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而治道亦以促进其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为目标。《黄帝内经》称摄生者为人，并将其分为与道同生的真人、通达于道的至人、顺从于道的圣人、符合于道的贤人。而称医治者为工，并将其分为“上守神”的上工、“守门户”的中工、“粗守形”的下工。
摄生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调”。《上古天真论》以之区别摄生的层次，《四气调神大论》以之显示时空的效应，《生气通天论》以之阐述天人的通达。诊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从而有《八正神明论》中关于“形乎形”与“神乎神”的精彩描述。治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治”。《宝命全形论》谓“一日治神”，“必先治神”。《移精变气论》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玉版论要》则开门见山：“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潜心内视，自在如一，见微知著，出神人化，四通活法，神用无方，始得医道之真谛。而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只是守门户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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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三元六气、四象八卦，不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而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序。各类数序不是指具体的“物质”、“结构”、“功能”、“形态”，而是对相互作用方式的归类，也可作为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从而可用以标识标定多维时空方式、多维时空态势、多维时空效应，于是可包括现代理论物理关于闭合空间、绝对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亦可完成对现代生命科学关于物质、能量、信息开放系统的统一描述。
被解释成“组织器官”的五藏六腑，其实是关于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分类。所谓经脉网络，则展示了过程及枢机领域中神气游行出入与转输交会的壮丽图景(当然也包括了能量、信息的传递、反馈、协调、演化、控发等生命活动)，而不是今人在实验室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的结构性“气血远行的通道”。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生命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黄帝内经》中通篇贯穿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黄帝内经》营造的这一个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生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经、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思路、药物的应用和针刺的发机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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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表示病象多用病形、病状、病候、病脉、用“证”字只有一次。《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等皆以“辨某病脉证并治”为题。脉证同属病象。问诊所得为证，望诊所得为候，切诊所得为脉。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始见“辨证施治”，清代章虚谷《医门棒喝》始见“辨证论治”。其“证”仍指病象。如周氏画龙点睛之言：“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其本则是病机。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辨证论治”一跃为代表中医的特色，而把“辨病论治”的桂冠强赠于西医。从而使中医理论进一步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混乱的漩涡之中。一时间，有关证的歧义多达数十种之多，诸如“证据”、“证候”、“症候群”、“证候群”、“机体反应”、“疾病状态”、“诊断结论”、“主观感觉”、“阶段本质”、“边界效应”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类科学史上没有—个概念被搞得如此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于是，对“辨证论治”科学性的怀疑日烈，寻找证的客观标准的呼声日高，西医辨病为主、中医辨证为辅而中西医相结合之说日盛，甚至不惜以“证型”代“证候”，以“辨证分型”代“辨证论治”。证的概念被混淆，病的本原性丧失；审病求机，随机变法的核心部分被挖去。证的物质基础研究，证的客观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研究，竟然成为所谓“中医科研”史上的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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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用“道”字269次，多以本原、过程、相互作用的意义出现，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就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医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
一个世纪以来，就在西方科学家越过实证的悖论，于信息交响的天籁中，聆听生命之道的韵律，尽力追寻《黄帝内经》意境的时候，现代中医学者却在结构研究的重复实验中，运用还原定量分析的方法，企图实现那脱胎换骨的结合。现代“中医学”确实存在着深重的危机：认识对象的易轨，实践目标的改向，思维方式的转化，研究方法的假借，概念范畴的替换，理论网络的崩解，自主信念的丧失，道学根本的消亡……千秋道统，天下谁御？《黄帝内经》由宏及微，由隐至显，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和共震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智慧超越和包容的时代。完成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实现民族的光荣与理想是历史赋予了我们的神圣责任，未来呼唤着我们对中医正确认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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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古郡，人杰地灵；史志代传，岐伯首名。
生之青龙，长于凤城；禀赋聪慧，性情谦恭；
通易精道，始创医经；拯救黎厄，惠及民众。
洞察阴阳，善运五行；藏象经络，朴素立论；
音律象数，运气彰明；针砭药石，无所不通。
药性气味，脏腑归经；六气七情，详阐病因；
未病先防，明辨标本；创制方剂，普救生灵。
注重真气，触类旁通；天人合一，调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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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始有《内经》。
传世宝典，奉之三坟；言简意博，理奥趣深；
黄帝天师，至道之宗；医学鼻祖，代相称颂；
命世奇傑，斯由此生；千秋永祭，圣德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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