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畔学术诸神结伴而行——《钱塘医派》序
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曾经在长江流域交相辉映。东晋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炀帝观花，南朝放歌，不断反映出绰约多姿的江南风景。唐代白居易《忆江南》词云：“江南好，最忆是杭州。”宋代苏轼在送他胞弟子由使契丹时饱含深情地写道，“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对北国和南方做了鲜明的对比。此后康王南渡，大明建都，康乾巡行，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医学文化的进步。如果“中国医学史”列出60家历代名医，浙江省将占三分之一。尤其是明末清初，“外郡人称武林(杭州)为医薮。”“读歧黄之学者咸归之。”
这里称武林为“医薮”，主要是指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的形成和发展。“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及清代，以钱塘医家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有高世拭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究与诊疗活动为一体的，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的医学流派”。
这个医派有三个特点，一是临床疗效卓著而名噪深巷，二是理论功底深厚以维护医经旧论见长，三是医学教育与集体研究相结合而富有创新启后的传承力量。这三个特点，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医、教、研相结合。但这三者的结合，不是奉旨行事的职能，而是以学术为核心、以权威为北辰、以教学相长为纽带的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学术诸神结伴而行形成学派，学派同仁以其超越个体的集束成就彪炳史册。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钱塘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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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医派的“维护旧论”，其本质是“尊经崇古”，也就是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正本清源，全面继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仲学辂认为，“元代以前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多，是因为考试科目包括《素问》、《难经》、《千金方》等经典医籍，选授严格。明代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少，是因为不考核经典，仅考一篇文章，一首歌诀，选技条件过低。”明末清初时期，不少医生“重今轻古”，不愿意在医学经典的研习上下苦功，一意走捷径，图速成，仅凭当时流行的通俗医书方书行医，结果根基浅、基础差而医术低下。钱塘医派面对这种庸医泛滥、积重难返的局面，振臂高呼，固本洞源，尊经崇古，而且苦下功夫，积极实践，这实际上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举措。张志聪提出“医以力学为先”。“《素问》注疏告竣，复借同学诸公，举《灵枢》而诠释之。因知经意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旨归，以理会针，以针悟证，殚心研虑，鸡鸣风雨，未敢少休。”他二十年如一日钻研仲景之学，在完成《伤寒论宗印》时感到尚有不足之处，乃先请同学们一起来订正，又在讲课中征求大家的意见，最终形成二稿，定名《伤寒论纲目》。接着又在《伤寒论纲目》的基础上，撰著《伤寒论集注》，功力之深，可见一斑。这种尊经崇古、刻苦用功、扭转时弊的识见和学风，值得今天中医界同仁认真借鉴。
, 百拇医药
钱塘医派以侣山堂为教学基地，延续办学三十余年，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培养的医家一批又一批，医治疑难病的高手一个接一个，撰著的医书近百种，这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无疑是辉煌的一章。近代的中医教育体制在课程安排上参照西医教育模式，在学院建设上先是仿苏联模式，后来又按西方模式改革，中医自己的教育经验在哪里？任老中医们“把栏杆拍遍，登临意，无人会”(辛弃疾语)。后来加了“师带徒”一节，已算上上大吉。其实，在中医教育史上，除了官府办学以外，师徒相授，家学相传，聚众讲学，书院课读，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有一些符合学科规律的教学精华可供撷取。可惜现实生活中多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一般规律，多的是善于向“国际接轨”的时髦教育家。对中国式的中医教育，一向是不肯“因事制宜”的。现在看来，钱塘医派的办学经验就值得研究和借鉴。借鉴并非照抄，尊古也非复古，问题在于需要有改革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有张志聪等人那种孜孜求真的决心和学风。时代在呼唤力挽狂澜的中医教育的改革家，人民在期待具有真知灼见、而非人云亦云、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之中的中医教育家。
, 百拇医药 “钱塘医派”这个概念，最早来自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大作者，推钱塘”，把“钱塘”作为一批医学大家的代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关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浙江省医学界也相继出版了不少省、地、县的“医学史略”，发掘了一批医学名流和代表性著作。浙江省研究院的竹剑平研究员和浙江中医学院的胡滨研究员在1985年发表《试论钱塘学派》一文，首次提出“钱塘学派”的概念。如上所述，钱塘学派不仅在杭州历史上侣山而立，而且是一个架构俱全、显山露水、栩栩如生、永久生辉的学术群体。20年后，《钱塘医派研究》一书问世，反映了作者在“试论”基础上研究的成功和深化。就广度而言，大凡钱塘医派的历史面貌、文化背景、主要人物、基本著作无不收集点评。就深度而言，对钱塘医派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主要著作都做了详尽的介绍、认真的评述和适当的总结。例如对钱塘医派的学术精华“气化学说”的论述，对其治学态度“遇难不默，注意创新”的评论，对学派领袖代表性著作的介绍，都不是停留在泛泛而论，随口溢美，而是深入剖析，卓有见地，其本身就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就力度而言，本书对钱塘医派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接受宋明理学的影响都做了正面论述，自然可信而毫不牵强；而对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未逮，也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不隐讳先贤的不足；对今日中医学发展与继承的借鉴作用，更用大量的事例做了交待，对医学典籍的“浅视之”和“粗求之”，应是现代中医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当代地域文化的研究中，《钱塘医派研究》并不满足于资料整理和粗线条的述评，而以一定的思想深度进行综合研究，从各个角度介绍和阐明明末清初时期出现于杭州的一个学术群体和学术范本，从而使“钱塘医派”屹立于医学之林。令后世医者，深受其益。
是为序。, 百拇医药(诸国本)
这里称武林为“医薮”，主要是指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的形成和发展。“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及清代，以钱塘医家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有高世拭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究与诊疗活动为一体的，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的医学流派”。
这个医派有三个特点，一是临床疗效卓著而名噪深巷，二是理论功底深厚以维护医经旧论见长，三是医学教育与集体研究相结合而富有创新启后的传承力量。这三个特点，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医、教、研相结合。但这三者的结合，不是奉旨行事的职能，而是以学术为核心、以权威为北辰、以教学相长为纽带的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学术诸神结伴而行形成学派，学派同仁以其超越个体的集束成就彪炳史册。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钱塘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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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医派的“维护旧论”，其本质是“尊经崇古”，也就是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正本清源，全面继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仲学辂认为，“元代以前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多，是因为考试科目包括《素问》、《难经》、《千金方》等经典医籍，选授严格。明代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少，是因为不考核经典，仅考一篇文章，一首歌诀，选技条件过低。”明末清初时期，不少医生“重今轻古”，不愿意在医学经典的研习上下苦功，一意走捷径，图速成，仅凭当时流行的通俗医书方书行医，结果根基浅、基础差而医术低下。钱塘医派面对这种庸医泛滥、积重难返的局面，振臂高呼，固本洞源，尊经崇古，而且苦下功夫，积极实践，这实际上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举措。张志聪提出“医以力学为先”。“《素问》注疏告竣，复借同学诸公，举《灵枢》而诠释之。因知经意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旨归，以理会针，以针悟证，殚心研虑，鸡鸣风雨，未敢少休。”他二十年如一日钻研仲景之学，在完成《伤寒论宗印》时感到尚有不足之处，乃先请同学们一起来订正，又在讲课中征求大家的意见，最终形成二稿，定名《伤寒论纲目》。接着又在《伤寒论纲目》的基础上，撰著《伤寒论集注》，功力之深，可见一斑。这种尊经崇古、刻苦用功、扭转时弊的识见和学风，值得今天中医界同仁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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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医派以侣山堂为教学基地，延续办学三十余年，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培养的医家一批又一批，医治疑难病的高手一个接一个，撰著的医书近百种，这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无疑是辉煌的一章。近代的中医教育体制在课程安排上参照西医教育模式，在学院建设上先是仿苏联模式，后来又按西方模式改革，中医自己的教育经验在哪里？任老中医们“把栏杆拍遍，登临意，无人会”(辛弃疾语)。后来加了“师带徒”一节，已算上上大吉。其实，在中医教育史上，除了官府办学以外，师徒相授，家学相传，聚众讲学，书院课读，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有一些符合学科规律的教学精华可供撷取。可惜现实生活中多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一般规律，多的是善于向“国际接轨”的时髦教育家。对中国式的中医教育，一向是不肯“因事制宜”的。现在看来，钱塘医派的办学经验就值得研究和借鉴。借鉴并非照抄，尊古也非复古，问题在于需要有改革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有张志聪等人那种孜孜求真的决心和学风。时代在呼唤力挽狂澜的中医教育的改革家，人民在期待具有真知灼见、而非人云亦云、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之中的中医教育家。
, 百拇医药 “钱塘医派”这个概念，最早来自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大作者，推钱塘”，把“钱塘”作为一批医学大家的代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关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浙江省医学界也相继出版了不少省、地、县的“医学史略”，发掘了一批医学名流和代表性著作。浙江省研究院的竹剑平研究员和浙江中医学院的胡滨研究员在1985年发表《试论钱塘学派》一文，首次提出“钱塘学派”的概念。如上所述，钱塘学派不仅在杭州历史上侣山而立，而且是一个架构俱全、显山露水、栩栩如生、永久生辉的学术群体。20年后，《钱塘医派研究》一书问世，反映了作者在“试论”基础上研究的成功和深化。就广度而言，大凡钱塘医派的历史面貌、文化背景、主要人物、基本著作无不收集点评。就深度而言，对钱塘医派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主要著作都做了详尽的介绍、认真的评述和适当的总结。例如对钱塘医派的学术精华“气化学说”的论述，对其治学态度“遇难不默，注意创新”的评论，对学派领袖代表性著作的介绍，都不是停留在泛泛而论，随口溢美，而是深入剖析，卓有见地，其本身就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就力度而言，本书对钱塘医派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接受宋明理学的影响都做了正面论述，自然可信而毫不牵强；而对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未逮，也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不隐讳先贤的不足；对今日中医学发展与继承的借鉴作用，更用大量的事例做了交待，对医学典籍的“浅视之”和“粗求之”，应是现代中医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当代地域文化的研究中，《钱塘医派研究》并不满足于资料整理和粗线条的述评，而以一定的思想深度进行综合研究，从各个角度介绍和阐明明末清初时期出现于杭州的一个学术群体和学术范本，从而使“钱塘医派”屹立于医学之林。令后世医者，深受其益。
是为序。, 百拇医药(诸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