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廿一世纪的中国农村：农村卫生制度的瘫痪(2)
http://www.100md.com
2005年6月10日
改革挫败
随着改革时代来临和双位数字的成长率，似乎推动卫生事业真正进展的最佳时机业已到来。但事实恰恰相反，肝炎和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原本持续下降，但八十年代中期却开始上升；公共卫生专家所用的基本指标──婴儿死亡率的情况也一样，根据官方数字，婴儿死亡率在1981年为千分之三十四点七，1992年上升至千分之三十七，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估计现在的数字高达千分之五十二。已开发地区跟国内其他地区的情况差距很大，就以婴儿死亡率来看，贫困地区比别的地区高出四倍。在实行集体制度之时，90%的农村人口参加合作医疗制度，这是一种基本的保险制度，农民在交纳一定费用后，可以报销医药开支。集体制度解体后，乡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因此现在合作医疗覆盖的农村人口不到10%.同样，中国在八十年代引入以病者自费、权力下放和私有化为原则的改革。国家改革了财政制度，收入锐减：总税收中拨入国库的份额从1980年的64%降到1991年的48%.1987年，各省对卫生事业的补助减少了18%，卫生部对乡村医生的资助原本已经很少，从1979到1987年间更减少了45%.卫生事业开支的最大得益者是城市居民：当农民不再获得保险之时，政府为城市职工提供的保险成本平均每年增加30%.国家大约60%的公共卫生开支是用于15%的城市人口。尽管当年毛泽东建立国家承担的卫生制度，并夸耀赤脚医生的优越性，但时至今日，农村这个全国四分三人口居住的地区，所分配得的份额却最微薄。在1978年，农村卫生事业所得拨款占卫生总预算的21%，1991年则降至10%.这种在极度层级化和政治化体制下进行的漫无原则的私有化，使得原来卫生制度的协调性和效率荡然无存。这样的私有化大大违背原来卫生制度的精神，导致一连串流弊，比如人民得不到卫生保健服务、不公情况日趋严重、经费缺乏、六十年代兴建的房舍和引进的仪器老旧、预防保健被完全漠视等。国家实际上对农村的卫生保健撤手不管。农村卫生制度对社会的贡献已沦为次要考虑，医院院长的任务已变成为院方创收，因此而促进管理合理化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牺牲预防保健而专注于赚钱的治疗业务贻祸无穷。国家仍然把诊症费定得很低，院方的利润主要来自售卖药品(药品的利润幅度约为15%)，因此造成滥开药品的严重问题，此外，还有滥用注射剂、抗生素和可的松等流弊。很明显，这种财政自主大大损害了行政部门和卫生厅局监督医疗行为的能力。一个受过三个月培训的乡村医生就能处方任何药物(当然不包括硬毒品)。在六、七十年代，农村卫生服务是极端政治化，卫生人员不但提供公共服务，也是组织爱国卫生运动的政治领导。对于这些运动，公社成员也乐于参与以显示对党的忠诚，而且可以藉此赚取工分。但自从实行包产到户后，已不再可能无偿动员人民，因此现在已几乎没有任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卫生环境的工作多半被忽视。现在，四分三的卫生资金来自病人，而旧有监管制度没有为其他规管方式(比如能监察公共卫生服务的专业机构或正式制度)取代。卫生制度已丧失其公益性，完全受制于经济考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染病日渐猖獗，流行病日益盛行。肺结核和新生儿破伤风每年令超过20万儿童死亡，理论上它们的防疫接种是免费和强制的。因为缺乏预防保健、低廉的治疗和卫生教育，肝炎、肺结核和艾滋病正在不受控制地广泛传播。1994年大水灾之时，霍乱肆虐的省份有超过1，500人染病致死。于此同时，卫生当局宣布出血性流行疾病增加了49.2%，脑炎个案增加了47.9%.同样根据卫生部的数字，中国有两万人罹患麻风，每年更增添4，000宗新症。
上一页 | 下一页
翻到： 1 2 3 4 5 6 7, 百拇医药(夏洛特·卡耶(Charlotte Cailliez))
随着改革时代来临和双位数字的成长率，似乎推动卫生事业真正进展的最佳时机业已到来。但事实恰恰相反，肝炎和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原本持续下降，但八十年代中期却开始上升；公共卫生专家所用的基本指标──婴儿死亡率的情况也一样，根据官方数字，婴儿死亡率在1981年为千分之三十四点七，1992年上升至千分之三十七，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估计现在的数字高达千分之五十二。已开发地区跟国内其他地区的情况差距很大，就以婴儿死亡率来看，贫困地区比别的地区高出四倍。在实行集体制度之时，90%的农村人口参加合作医疗制度，这是一种基本的保险制度，农民在交纳一定费用后，可以报销医药开支。集体制度解体后，乡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因此现在合作医疗覆盖的农村人口不到10%.同样，中国在八十年代引入以病者自费、权力下放和私有化为原则的改革。国家改革了财政制度，收入锐减：总税收中拨入国库的份额从1980年的64%降到1991年的48%.1987年，各省对卫生事业的补助减少了18%，卫生部对乡村医生的资助原本已经很少，从1979到1987年间更减少了45%.卫生事业开支的最大得益者是城市居民：当农民不再获得保险之时，政府为城市职工提供的保险成本平均每年增加30%.国家大约60%的公共卫生开支是用于15%的城市人口。尽管当年毛泽东建立国家承担的卫生制度，并夸耀赤脚医生的优越性，但时至今日，农村这个全国四分三人口居住的地区，所分配得的份额却最微薄。在1978年，农村卫生事业所得拨款占卫生总预算的21%，1991年则降至10%.这种在极度层级化和政治化体制下进行的漫无原则的私有化，使得原来卫生制度的协调性和效率荡然无存。这样的私有化大大违背原来卫生制度的精神，导致一连串流弊，比如人民得不到卫生保健服务、不公情况日趋严重、经费缺乏、六十年代兴建的房舍和引进的仪器老旧、预防保健被完全漠视等。国家实际上对农村的卫生保健撤手不管。农村卫生制度对社会的贡献已沦为次要考虑，医院院长的任务已变成为院方创收，因此而促进管理合理化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牺牲预防保健而专注于赚钱的治疗业务贻祸无穷。国家仍然把诊症费定得很低，院方的利润主要来自售卖药品(药品的利润幅度约为15%)，因此造成滥开药品的严重问题，此外，还有滥用注射剂、抗生素和可的松等流弊。很明显，这种财政自主大大损害了行政部门和卫生厅局监督医疗行为的能力。一个受过三个月培训的乡村医生就能处方任何药物(当然不包括硬毒品)。在六、七十年代，农村卫生服务是极端政治化，卫生人员不但提供公共服务，也是组织爱国卫生运动的政治领导。对于这些运动，公社成员也乐于参与以显示对党的忠诚，而且可以藉此赚取工分。但自从实行包产到户后，已不再可能无偿动员人民，因此现在已几乎没有任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卫生环境的工作多半被忽视。现在，四分三的卫生资金来自病人，而旧有监管制度没有为其他规管方式(比如能监察公共卫生服务的专业机构或正式制度)取代。卫生制度已丧失其公益性，完全受制于经济考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染病日渐猖獗，流行病日益盛行。肺结核和新生儿破伤风每年令超过20万儿童死亡，理论上它们的防疫接种是免费和强制的。因为缺乏预防保健、低廉的治疗和卫生教育，肝炎、肺结核和艾滋病正在不受控制地广泛传播。1994年大水灾之时，霍乱肆虐的省份有超过1，500人染病致死。于此同时，卫生当局宣布出血性流行疾病增加了49.2%，脑炎个案增加了47.9%.同样根据卫生部的数字，中国有两万人罹患麻风，每年更增添4，000宗新症。
上一页 | 下一页
翻到： 1 2 3 4 5 6 7, 百拇医药(夏洛特·卡耶(Charlotte Cailli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