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国际传播"攻略"
“中医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也是世界人民文化的精华。但这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甚至身为中医者所共识。21世纪已向我们走来，展望未来，我认为人类不能没有中医。”--邓铁涛《人类不能没有中医》
中医药国际传播“攻略”
张新亮 广州中医药大学
随着时代的演进，中医药愈益在世界上展现出它的魅力。有关数据表明现在中医药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流行，在发展中国家中医药更是被很多人作为初级医疗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医药将会有更灿烂的前景，展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成为全人类的福祉，如万古之光，普照全球。
中医必然走向世界
对于中医药走向世界，我们既要有热血情怀，又断不能缺乏理性精神和冷静的审视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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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天然药物的特色和在疑难杂症治疗方面的突破，日益凸现出中医的优势，将为更多的世界人民造福。中医的普世情怀和脱困救厄的使命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之一。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医药自近代以来，没有大的突破。“余谓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国维)这是同样适于中西医学的法则。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西医和传统医学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近，在很多方面西医要向中医借鉴，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向一统，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以中医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世界传统医学，也要吸收人类先进的科技和人文成果，以求中西医之共进。以中医的国际化推进中医的现代化，此为中医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之二。
中医最大的特色是简、便、验、廉，为更多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解除疾患，此为中医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之三。
, 百拇医药
全球化和一体化有利于知识和资讯的共享，这为中医走向世界减少甚至消弭了以前传播的困难；而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这是中医走向世界最深厚的依托。经济势力的提升往往带来文化辐射力度和深度的延拓，中医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构建起来的，它将会随着中华文化对世界影响的拓展而拓展。
理论基石不能抛弃
自上世纪70年代世界出现针灸热，针灸治疗在世界的影响一直不衰，然而针灸在国外却一直停留在“器”的层面而无法升华到“道”的境界。为什么？因为中医针灸理论的基石失却了，走向了神经内分泌的解释，换言之中医针灸失去了理论的话语权，被西方话语所框定。
中药方剂的研究也是同样的境地。1920年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研究第一步》提出要理论和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药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进行研究。此种方式到今天仍有延续。“我们不能抹杀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它发扬了该药的作用，但不要忽视了，这些药并不具备原来药物的全部作用”(邓铁涛)，抛却了传统四气五味归经的理论，正所谓“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欲中医而不依于中医，奚可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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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中药在国际的状况如此，中医基础理论的国际传播更是处于“淮南浩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的境地。“外国医学家倒反而对中医理论很感兴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写文章，介绍情况做扎实工作”(钱学森)，中医基础理论走向世界已经是摆在面前的急迫课题。“接轨，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接外国的轨，就中医药而言应是外国接中国的轨”
(邓铁涛)，而接轨的根本就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接受。
日本何以出现“小柴胡汤事件”？日本的废医存药政策是切要的原因，没有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去用药，而又将此后果归因于中药。
中医理论走向世界，中药、针灸的研究才不会为西方的话语所限定。保持自己的真，而不依赖于西医的阐释，才会将现代科学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费力借求另一套理论系统，来验证自己的合法性。
我们已经将万余味中药用于疾病的治疗，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更多的人接受了中医理论，又有多少动植物和矿物被发现可以解除人类的疾患呢？如果能以澳洲的某种植物作为药物来治疗澳洲人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而这种美妙的前景有赖于中医理论的接受和指导。
, 百拇医药
变被动为主动
中医药的国际传播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我们要呼吁建立国际医学新秩序
中西医冲突是自晚清以来中西冲突的一部分，在中西不同学术视野的交汇中，作为国学的中医被严重边缘化了，是始终被动的。要改变这一局面，仅仅学理层面是不够的，况且中医目前的状况不仅仅是学理层面的问题所造成的。我们不能一味地囿于被挤压的地位，去削足适履地适应西医的体系。中药复方的疗效是被临床验证了的，但目前的科技水平又远远解释不了复方的机理，而且是短时间内多不能解释的。为什么不改变游戏规则呢？为什么让患者罹临痛苦甚至死亡而不能接受中医药的治疗呢？
不改变游戏规则，不重构医学秩序，就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医在国际的地位，中医药更多惠及世人也只能是望断天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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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药走向世界要具有系统策略和主动精神
与西医传入东方相比，中医一向缺乏系统策略和主动精神。试举一例，以西医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作比较。自明清以来，以耶稣会士为媒介，西医几乎同时传入中日两国。在中国西医的传入是先重理论后趋实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刊了一大批西医著作，到康熙年间趋向实用。1699年擅长外科的西方会士曾入宫为康熙皇帝治疗心悸病和唇瘤，获得奇效，颇得康熙重用。而在日本则采取先实用后理论的方式，这两种不同的途径是符合两国不同特点的。传医和传教的同时进行不能不说是高明之举。然而中医的经典著作以《伤寒论》为例，由中国人自己翻译成外国文字的有多少呢？19世纪中叶中医传入澳洲，是随着华工的应募而渐渐零散地传入，其间的效果差异不言自明。
所以现时中医的国际传播应增强主动精神并具有长期的策略和系统的运作。
1.主动回应目前中医药在国际上的状况，从“被别人拿走”到“拿给别人看”。当然近几年来在这方面也取得很多成绩，尤其是2002年佘靖部长的访英，是中医药国际传播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一种主动精神的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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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期的策略和系统的运作必须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域而采取不同的模式，顾及的主要因素是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环境的差异、决策方式的差异等等，尤其要关注的是不发达国家目前和潜在的重要作用。
3.地缘上中国大陆是一个传播核心，港澳台中医也具有自己的纯粹性，大陆加上港澳台构成一个辐射圈，再远之因为文化和地缘的亲近性，加上日本、新加坡、印尼等构成更大的一个辐射圈。加强一心两圈的合作，是中医药进一步走向国际的重要基石。
4.不能忽视中医理论的传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短视，不能只估计经济的因素，不然我们会愧对中医药后人。
需要跨学科综合研究
中医药的国际传播重要的是要加强学术学理层面的研究和宣导，尤其要重视以下方面的研究。
, http://www.100md.com 一、中西医传播的历史比较研究
这可以为我们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很多的借鉴。“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种用处，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鲁滨逊《新史学》)。西医传入东方时，他们所关注与研究的四个问题，于现在的我们还有研究的必要：①医学先锋采取何种进取途径，有效之方法为何，失败之原因何在？②新医学初到一个地方时，治疗水准如何？当地人对之有何反应？③此等医生或者护士所以成功，是因为得到当地医药之同情与友谊，还是因医药优良博得社会的欢迎？④所得的效果是否因为医药事业或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
二、符号学研究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关于中西语言的差异性研究已经很多，然而将之应用于中医的国际传播方面尚寥若晨星。“道，可道，非常道”，中医语言的模糊性，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发挥余地，但是也造成了理解的困难。如中医的脾，翻译为SPLEEN，在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头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实体的解剖学的脾脏，如再进一步讲脾主运化等等，他们定会大惑不解。仅仅语言的翻译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不可或缺)，符号学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跨学科的方法论，每一门学科都要应用符号并且通过符号来表述它的研究成果。通过符号来表述观念和思想，古已有之。将符号学应用于中医的国际传播，无疑会解决很多传播中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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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学研究
外国人在接收(而非接受)中医的过程中，其心理障碍在哪里，如何突破，这需要掌握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如针灸的双向调节作用，在西方留学生看来非常难以理解。我们有必要从心理学的层次加以研究和探讨，并寻求克服的办法。
四、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是一个综合的研究模式，围绕着传播的效应，如何保持中医国际传播中的最小失真效应和最大传播人群而展开。针对不同的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场所而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华工和传教士的不同传播效果，与其受众的不同就紧密相关。
总之，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学术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非一门学科能独擅其功，也非一时之功。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为之事业(《周易·系辞上》)”。中医药的国际传播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中医药不仅仅是小青龙鼓波而入沧海，必将是大青龙升天而行云雨，泽及世人。, 百拇医药
中医药国际传播“攻略”
张新亮 广州中医药大学
随着时代的演进，中医药愈益在世界上展现出它的魅力。有关数据表明现在中医药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流行，在发展中国家中医药更是被很多人作为初级医疗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医药将会有更灿烂的前景，展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成为全人类的福祉，如万古之光，普照全球。
中医必然走向世界
对于中医药走向世界，我们既要有热血情怀，又断不能缺乏理性精神和冷静的审视目光。
, http://www.100md.com
中药天然药物的特色和在疑难杂症治疗方面的突破，日益凸现出中医的优势，将为更多的世界人民造福。中医的普世情怀和脱困救厄的使命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之一。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医药自近代以来，没有大的突破。“余谓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国维)这是同样适于中西医学的法则。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西医和传统医学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近，在很多方面西医要向中医借鉴，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向一统，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以中医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世界传统医学，也要吸收人类先进的科技和人文成果，以求中西医之共进。以中医的国际化推进中医的现代化，此为中医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之二。
中医最大的特色是简、便、验、廉，为更多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解除疾患，此为中医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之三。
, 百拇医药
全球化和一体化有利于知识和资讯的共享，这为中医走向世界减少甚至消弭了以前传播的困难；而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这是中医走向世界最深厚的依托。经济势力的提升往往带来文化辐射力度和深度的延拓，中医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构建起来的，它将会随着中华文化对世界影响的拓展而拓展。
理论基石不能抛弃
自上世纪70年代世界出现针灸热，针灸治疗在世界的影响一直不衰，然而针灸在国外却一直停留在“器”的层面而无法升华到“道”的境界。为什么？因为中医针灸理论的基石失却了，走向了神经内分泌的解释，换言之中医针灸失去了理论的话语权，被西方话语所框定。
中药方剂的研究也是同样的境地。1920年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研究第一步》提出要理论和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药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进行研究。此种方式到今天仍有延续。“我们不能抹杀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它发扬了该药的作用，但不要忽视了，这些药并不具备原来药物的全部作用”(邓铁涛)，抛却了传统四气五味归经的理论，正所谓“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欲中医而不依于中医，奚可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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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中药在国际的状况如此，中医基础理论的国际传播更是处于“淮南浩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的境地。“外国医学家倒反而对中医理论很感兴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写文章，介绍情况做扎实工作”(钱学森)，中医基础理论走向世界已经是摆在面前的急迫课题。“接轨，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接外国的轨，就中医药而言应是外国接中国的轨”
(邓铁涛)，而接轨的根本就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接受。
日本何以出现“小柴胡汤事件”？日本的废医存药政策是切要的原因，没有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去用药，而又将此后果归因于中药。
中医理论走向世界，中药、针灸的研究才不会为西方的话语所限定。保持自己的真，而不依赖于西医的阐释，才会将现代科学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费力借求另一套理论系统，来验证自己的合法性。
我们已经将万余味中药用于疾病的治疗，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更多的人接受了中医理论，又有多少动植物和矿物被发现可以解除人类的疾患呢？如果能以澳洲的某种植物作为药物来治疗澳洲人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而这种美妙的前景有赖于中医理论的接受和指导。
, 百拇医药
变被动为主动
中医药的国际传播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我们要呼吁建立国际医学新秩序
中西医冲突是自晚清以来中西冲突的一部分，在中西不同学术视野的交汇中，作为国学的中医被严重边缘化了，是始终被动的。要改变这一局面，仅仅学理层面是不够的，况且中医目前的状况不仅仅是学理层面的问题所造成的。我们不能一味地囿于被挤压的地位，去削足适履地适应西医的体系。中药复方的疗效是被临床验证了的，但目前的科技水平又远远解释不了复方的机理，而且是短时间内多不能解释的。为什么不改变游戏规则呢？为什么让患者罹临痛苦甚至死亡而不能接受中医药的治疗呢？
不改变游戏规则，不重构医学秩序，就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医在国际的地位，中医药更多惠及世人也只能是望断天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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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药走向世界要具有系统策略和主动精神
与西医传入东方相比，中医一向缺乏系统策略和主动精神。试举一例，以西医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作比较。自明清以来，以耶稣会士为媒介，西医几乎同时传入中日两国。在中国西医的传入是先重理论后趋实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刊了一大批西医著作，到康熙年间趋向实用。1699年擅长外科的西方会士曾入宫为康熙皇帝治疗心悸病和唇瘤，获得奇效，颇得康熙重用。而在日本则采取先实用后理论的方式，这两种不同的途径是符合两国不同特点的。传医和传教的同时进行不能不说是高明之举。然而中医的经典著作以《伤寒论》为例，由中国人自己翻译成外国文字的有多少呢？19世纪中叶中医传入澳洲，是随着华工的应募而渐渐零散地传入，其间的效果差异不言自明。
所以现时中医的国际传播应增强主动精神并具有长期的策略和系统的运作。
1.主动回应目前中医药在国际上的状况，从“被别人拿走”到“拿给别人看”。当然近几年来在这方面也取得很多成绩，尤其是2002年佘靖部长的访英，是中医药国际传播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一种主动精神的高扬。
, http://www.100md.com
2.长期的策略和系统的运作必须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域而采取不同的模式，顾及的主要因素是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环境的差异、决策方式的差异等等，尤其要关注的是不发达国家目前和潜在的重要作用。
3.地缘上中国大陆是一个传播核心，港澳台中医也具有自己的纯粹性，大陆加上港澳台构成一个辐射圈，再远之因为文化和地缘的亲近性，加上日本、新加坡、印尼等构成更大的一个辐射圈。加强一心两圈的合作，是中医药进一步走向国际的重要基石。
4.不能忽视中医理论的传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短视，不能只估计经济的因素，不然我们会愧对中医药后人。
需要跨学科综合研究
中医药的国际传播重要的是要加强学术学理层面的研究和宣导，尤其要重视以下方面的研究。
, http://www.100md.com 一、中西医传播的历史比较研究
这可以为我们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很多的借鉴。“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种用处，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鲁滨逊《新史学》)。西医传入东方时，他们所关注与研究的四个问题，于现在的我们还有研究的必要：①医学先锋采取何种进取途径，有效之方法为何，失败之原因何在？②新医学初到一个地方时，治疗水准如何？当地人对之有何反应？③此等医生或者护士所以成功，是因为得到当地医药之同情与友谊，还是因医药优良博得社会的欢迎？④所得的效果是否因为医药事业或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
二、符号学研究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关于中西语言的差异性研究已经很多，然而将之应用于中医的国际传播方面尚寥若晨星。“道，可道，非常道”，中医语言的模糊性，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发挥余地，但是也造成了理解的困难。如中医的脾，翻译为SPLEEN，在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头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实体的解剖学的脾脏，如再进一步讲脾主运化等等，他们定会大惑不解。仅仅语言的翻译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不可或缺)，符号学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跨学科的方法论，每一门学科都要应用符号并且通过符号来表述它的研究成果。通过符号来表述观念和思想，古已有之。将符号学应用于中医的国际传播，无疑会解决很多传播中的瓶颈。
, http://www.100md.com
三、心理学研究
外国人在接收(而非接受)中医的过程中，其心理障碍在哪里，如何突破，这需要掌握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如针灸的双向调节作用，在西方留学生看来非常难以理解。我们有必要从心理学的层次加以研究和探讨，并寻求克服的办法。
四、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是一个综合的研究模式，围绕着传播的效应，如何保持中医国际传播中的最小失真效应和最大传播人群而展开。针对不同的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场所而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华工和传教士的不同传播效果，与其受众的不同就紧密相关。
总之，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学术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非一门学科能独擅其功，也非一时之功。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为之事业(《周易·系辞上》)”。中医药的国际传播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中医药不仅仅是小青龙鼓波而入沧海，必将是大青龙升天而行云雨，泽及世人。,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