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有关心身活动变化的理论和丰富的治疗经验，是中医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瑰宝。
心身医学溯源
远古时期 我国的心身医学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始于祝由等心理疗法以移易性情，变利血气，治疗疾病，那时的人类就已意识到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意义。先秦时期的著作中，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丰富，如《左传》就对心理病因“六情”、心身疾病的病机等有较多涉及。而《内经》中这方面的内容已颇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其中对各种精神活动的本质及特性的阐发，对情志与脏腑、气血的关系，“神”、“形”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和诊断治疗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等，都提出了奠基性的理论和观点，并对“神”、“形”与养生和防病的关系确定了指导性的原则。
汉唐时期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明确地将异常的心身现象作为重要的辨证依据。并对常见的诸如脏躁、惊悸、失眠、百合病等病症从理、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较深刻的阐述。华佗则注重心理疗法，他曾以激怒法使一患病已久的太守“吐黑血数升而愈”。唐代的《千金要方》等医著中也对心身关系及其相关病症的防治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强调了心身卫生及养性颐神的重要性，在理论认识及临床实践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后世医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宋元时期 是我国心身医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陈无择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论”，明确地将“七情”定义为内伤疾病的主因之一。李东垣在研究脾胃病症时，也把精神因素列为疾病的三大主因之一。张子和则善于运用精神情志疗法治疗多种心身病症，成为中医学术史上最具特色的医家之一。朱丹溪提倡“收心养心”，主张通过摄养心神来保全阴精，维持脏腑气血机能稳定，以求得健康与长寿。
明清时期 心身关系及相关病症的认识和诊治水平有所提高。如张介宾、马莳、李中梓、张志聪在疏注《内经》时，从理论角度对于心身问题殊多阐发。张介宾在总结心身关系时强调形生神，神御形，形神相即。此外，绮石、叶天士等对于许多心身病症的诊治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古今医案按》等书中还记载了心身病症的验案。
心身疾病的内涵
传统医学模式中的整体观念早已揭示人是有机的整体，人与外界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才有辨证论治的诊疗手段。古代医家对人体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相互关系的认识表现在三个方面：
形神相即的心身统一观
中医学认为形(形态、形体、身体、体质)与神(神志、神明、神识)，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健康和疾病都是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诊断、治疗、护理、宜忌、预防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既要看到脏腑功能，又要看到七情活动，尤其是从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全面地认识，这为心身医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七情内伤的情志观
中医学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是引起疾病的一类重要原因，七情与脏腑功能相对应。认为人体脏腑功能正常，情志活动变化也正常，就是健康状态。七情对人体刺激过大过强，超过了正常的限度，超过了人体正常的耐受能力；或是刺激过久，长期不断，而个体又缺乏移情易性的能力，就可以导致阴阳失调，气血不和，经络阻塞，脏腑功能失常而发生疾病。
诚如清代著名医家高示宗在《医学真传》中所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谓之七情，七情通于五脏：喜通心，怒通肝，忧通肺，悲思通脾，恐通肾，惊通心与肝。故七情太过则伤五脏。”
心身同治的治疗观
中医学认为：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一贯主张心身应同治。例如《东医宝鉴》曾强调指出：“古之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至于有疾；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时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乃资于道……此真人以道治心，疗病之大法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古代医家摸索出了一套心身同治的方法，如静志安神法、怡悦开怀法、说理开导法、随情从欲法、以疑释疑法、祝说病由法、听曲消愁法、看花解闷法以及以情胜情法等。
我们现在从事临床工作的绝大多数医生，是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培养教育出来的。多立足于生物科学的基础上，从生物的角度来认识和考察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寻求相应的治疗手段。然而，随着现代化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在世界医学领域内正出现一个日益重要的趋势，这使“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日渐暴露了出来。故此，重温古老中医学中的“心身同治”内容是必要的。
心身同治要求临床医生除把握患者的自然属性，还须了解更复杂的社会与心理属性，如：个体的遗传、体质、性格、心理特征等。此外，不同患者所处的环境不同，这包括自然环境(气候、地理、生物等)和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所以医生应具备立体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思维模式，进行“社会诊断”，开出“社会处方”。
此外，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工作紧迫繁重、人际关系紧张、家庭纠纷频发均易导致心理失衡，心身应激增强。因此，发挥祖国医学在心因性、功能性疾病治疗方面的优势将会使疾病的治疗更为有效。
新的医学模式要求现代中医要站在医学事业整体的高度，认识自己对人类健康幸福承担的责任。因此，不断更新知识和观念，不为一病一方而论。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建立新型立体知识结构，适应现代医学观点和思维方法的不断变化。围绕心身疾病的内涵，坚持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具体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做到全面、准确地把握人体疾病的本质所在，合理应用药物，有“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的思想，不断提高临床诊断和治疗水平。
心身医学溯源
远古时期 我国的心身医学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始于祝由等心理疗法以移易性情，变利血气，治疗疾病，那时的人类就已意识到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意义。先秦时期的著作中，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丰富，如《左传》就对心理病因“六情”、心身疾病的病机等有较多涉及。而《内经》中这方面的内容已颇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其中对各种精神活动的本质及特性的阐发，对情志与脏腑、气血的关系，“神”、“形”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和诊断治疗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等，都提出了奠基性的理论和观点，并对“神”、“形”与养生和防病的关系确定了指导性的原则。
汉唐时期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明确地将异常的心身现象作为重要的辨证依据。并对常见的诸如脏躁、惊悸、失眠、百合病等病症从理、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较深刻的阐述。华佗则注重心理疗法，他曾以激怒法使一患病已久的太守“吐黑血数升而愈”。唐代的《千金要方》等医著中也对心身关系及其相关病症的防治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强调了心身卫生及养性颐神的重要性，在理论认识及临床实践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后世医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宋元时期 是我国心身医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陈无择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论”，明确地将“七情”定义为内伤疾病的主因之一。李东垣在研究脾胃病症时，也把精神因素列为疾病的三大主因之一。张子和则善于运用精神情志疗法治疗多种心身病症，成为中医学术史上最具特色的医家之一。朱丹溪提倡“收心养心”，主张通过摄养心神来保全阴精，维持脏腑气血机能稳定，以求得健康与长寿。
明清时期 心身关系及相关病症的认识和诊治水平有所提高。如张介宾、马莳、李中梓、张志聪在疏注《内经》时，从理论角度对于心身问题殊多阐发。张介宾在总结心身关系时强调形生神，神御形，形神相即。此外，绮石、叶天士等对于许多心身病症的诊治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古今医案按》等书中还记载了心身病症的验案。
心身疾病的内涵
传统医学模式中的整体观念早已揭示人是有机的整体，人与外界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才有辨证论治的诊疗手段。古代医家对人体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相互关系的认识表现在三个方面：
形神相即的心身统一观
中医学认为形(形态、形体、身体、体质)与神(神志、神明、神识)，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健康和疾病都是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诊断、治疗、护理、宜忌、预防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既要看到脏腑功能，又要看到七情活动，尤其是从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全面地认识，这为心身医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七情内伤的情志观
中医学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是引起疾病的一类重要原因，七情与脏腑功能相对应。认为人体脏腑功能正常，情志活动变化也正常，就是健康状态。七情对人体刺激过大过强，超过了正常的限度，超过了人体正常的耐受能力；或是刺激过久，长期不断，而个体又缺乏移情易性的能力，就可以导致阴阳失调，气血不和，经络阻塞，脏腑功能失常而发生疾病。
诚如清代著名医家高示宗在《医学真传》中所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谓之七情，七情通于五脏：喜通心，怒通肝，忧通肺，悲思通脾，恐通肾，惊通心与肝。故七情太过则伤五脏。”
心身同治的治疗观
中医学认为：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一贯主张心身应同治。例如《东医宝鉴》曾强调指出：“古之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至于有疾；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时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乃资于道……此真人以道治心，疗病之大法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古代医家摸索出了一套心身同治的方法，如静志安神法、怡悦开怀法、说理开导法、随情从欲法、以疑释疑法、祝说病由法、听曲消愁法、看花解闷法以及以情胜情法等。
我们现在从事临床工作的绝大多数医生，是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培养教育出来的。多立足于生物科学的基础上，从生物的角度来认识和考察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寻求相应的治疗手段。然而，随着现代化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在世界医学领域内正出现一个日益重要的趋势，这使“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日渐暴露了出来。故此，重温古老中医学中的“心身同治”内容是必要的。
心身同治要求临床医生除把握患者的自然属性，还须了解更复杂的社会与心理属性，如：个体的遗传、体质、性格、心理特征等。此外，不同患者所处的环境不同，这包括自然环境(气候、地理、生物等)和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所以医生应具备立体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思维模式，进行“社会诊断”，开出“社会处方”。
此外，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工作紧迫繁重、人际关系紧张、家庭纠纷频发均易导致心理失衡，心身应激增强。因此，发挥祖国医学在心因性、功能性疾病治疗方面的优势将会使疾病的治疗更为有效。
新的医学模式要求现代中医要站在医学事业整体的高度，认识自己对人类健康幸福承担的责任。因此，不断更新知识和观念，不为一病一方而论。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建立新型立体知识结构，适应现代医学观点和思维方法的不断变化。围绕心身疾病的内涵，坚持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具体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做到全面、准确地把握人体疾病的本质所在，合理应用药物，有“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的思想，不断提高临床诊断和治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