茁壮成长在中国的美国优生儿(3)
曾经执行或还在执行绝育措施的国家里,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优生学的源头英国,居然不在其中。英国从未通过任何法律允许政府干涉个人的生育,也从未通过任何法律禁止精神病人和重度智力低下者结婚,遑论强制绝育。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教会认为生育是世人必须遵从的上帝旨意,有他们的强力反对,通不过优生法规可以预料。但在新教国家,英国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也正是这个例外,提供了深刻的教益。
其实,英国在1913年几乎通过优生法规。亏得一位名叫耶和华·威切伍德(Josiah Wedgwood,1872-1943)的议员,当场只手,截断立法路。有如高尔顿,威切伍德也是望族,也与达尔文家族多次联姻。1912年,英国政府提出禁止精神病人生育的提案,内中竟有“出于社会的利益,心智不全者应当被剥夺生育机会”的语句。威切伍德如鲠在喉,如芒在眼,不得不发!他说:这是政府所能建议的“最令人憎恶”的事,完全无视个人自由和政府对个人的应有保护!他的反对,基于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在议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第二年,再次讨论这提案时,威切伍德反对最力的条款,已经被删除,只剩下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威切伍德仍然反对。按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家庭是个人自由的神圣堡垒。他认为警察不应该被赋予从父母身边夺走孩子的权力,仅仅因为这些孩子被外人断定精神失常。连着两个通宵,边讲边吃巧克力补充热量,威切伍德连发两百条修正意见,直到大势已去,支持他的议员只剩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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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切伍德似乎失败了,但实际上,他不但砍掉了优生条款,而且使政府认识到,优生措施在国会极有争议,少提为妙。威切伍德也在理论上确立了反对优生学的基本原则:优生学并不是在科学上完全没有依据,也不是对社会完全没有好处,但是它在非常私秘的事项上,要求以国家的强制力量抹煞个人自由,这是无法容忍的。生与不生的选择,应该掌握在个人手中。
随后,由于英国人普遍觉得美国和德国的优生措施太过严厉,这类法案再也没有提出的机会。
伦理的考量之外,单纯从科学上讲,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近年进展,也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优生措施的合理性。比如,高龄产妇的卵子,比较容易出现某一对染色体分解不开的情况,两条染色体都进入受精卵,再加上精子带来的一条,就有了三条这种染色体。某一号染色体有三条的受精卵是不能发育的,除非数目异常的恰是长度最短小的21号,即生下唐氏儿。唐氏儿的外表特征是脸上总带着有点怪异的笑容,他们性格温顺,还挺讨人喜欢的。不幸唐氏儿是重度智力退化者,按《婚姻法》规定不能结婚,尽管他们可以传给下一代完全正常的染色体。现在假设有个女强人,忙于事业而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结果产了个唐氏儿。养到二十来岁,女强人一心要抱孙子,为他找了个农村姑娘。请问,如果当事人自愿,政府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结婚?唐氏儿可以享受性生活;女强人可以有健康的孙辈;农村姑娘可以因照顾残疾人而搬入城市并取得户口,唐氏儿一般活不过四十岁,她今后还有相当的再嫁机会。三方都得到了自己所要的,国家也没有损失,有必要硬性阻止吗?完全可以还当事人以个人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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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研究人员相信,基因和环境是互动的,人格的形成,不是自然“或”使然,而是自然“和”使然;而且,人类“自然”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对使然作出反应并适应使然。相信使然万能,认为只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可以「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或认为只要教育得法,就可以打破传统性别角色,让自愿攻读的女孩达到理工科学生的50%,这种都是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现今人类本性的妄想。另一极端,相信自然万能,用流产、绝育中断所谓的有缺陷生命的诞生,也同样令人难以接受。科学并不能给出一个模范基因的标本,生命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丰富多采,有“缺陷”的人,也是这丰采的一部分,同样有生存的权利。国际上,不少科学家谴责中国的《母婴保健法》。世界卫生组织也啧有烦言。有人调侃问,PRC是不是 Perfect Race of China(中国完美种族)的缩写?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创造一个完美种族。电影《洗澡》里那个智力有问题的弟弟,在父亲的关爱下,至少在澡堂这一小天地内,他适应了生活,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我想,观众中很少有人忍心剥夺他的出生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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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成优生学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虽然观点已被后人刷新,高尔顿和掊森等人,毕竟还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不是政客,更不是无聊小文人。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还是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虽然我们今天对他们的事实和数据另有解释。高尔顿的基本思路,即从孪生儿入手,计算基因对人格的影响,至今仍为学界采用。比如,1988年,美国学者公布了一个对明尼苏达州领养孪生儿的观察。这些孪生儿出生后即被不同的家庭领养,但他们成年后性格惊人地相似——用分养孪生儿代替同卵孪生儿,实际上是对高尔顿原始调查的补充,使之更有说服力。至于怎样从同卵孪生儿、异卵孪生儿、分养孪生儿和兄弟姊妹等不同样本的相关系数中推导出自然影响和使然影响的相应百分比,则是掊森的功劳。他是统计学的先驱,对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有很大贡献,并在伦敦大学创建了世界第一个统计系。历史大潮早晚要冲走那些叨光的政客和小文人;但他们的科学成就,永远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丰碑。
优生学牵涉到个人自由与群体利益的关系,而这关系是一个可以长久争论的问题。在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中国,优生学有一定市场,也是可以想象的。不过,即使暂时不修改《母婴保健法》,在费力排除自然性智力退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力排除使然性智力退化?是不是应该少培养一些佩卿同志那样的不学无术小文人?别人对已经停止执行的绝育措施表示“深深的遗憾”,至今还在执行类似措施的人却去抨击他们。幸好我们的报纸在国际上几乎没读者,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除外;否则,世界人士岂不笑到牙齿豁?
如果不制造使然性智障有碍社会稳定的话,那么,再退而求其次,我们是否至少应该保证孩子们有一个安全的教育环境?这应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比如,是不是还要象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的爆炸事件那样,要在死了41人的3月6日之后,才发现那里的学生居然在课堂内做鞭炮?
〔200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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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英国在1913年几乎通过优生法规。亏得一位名叫耶和华·威切伍德(Josiah Wedgwood,1872-1943)的议员,当场只手,截断立法路。有如高尔顿,威切伍德也是望族,也与达尔文家族多次联姻。1912年,英国政府提出禁止精神病人生育的提案,内中竟有“出于社会的利益,心智不全者应当被剥夺生育机会”的语句。威切伍德如鲠在喉,如芒在眼,不得不发!他说:这是政府所能建议的“最令人憎恶”的事,完全无视个人自由和政府对个人的应有保护!他的反对,基于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在议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第二年,再次讨论这提案时,威切伍德反对最力的条款,已经被删除,只剩下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威切伍德仍然反对。按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家庭是个人自由的神圣堡垒。他认为警察不应该被赋予从父母身边夺走孩子的权力,仅仅因为这些孩子被外人断定精神失常。连着两个通宵,边讲边吃巧克力补充热量,威切伍德连发两百条修正意见,直到大势已去,支持他的议员只剩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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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切伍德似乎失败了,但实际上,他不但砍掉了优生条款,而且使政府认识到,优生措施在国会极有争议,少提为妙。威切伍德也在理论上确立了反对优生学的基本原则:优生学并不是在科学上完全没有依据,也不是对社会完全没有好处,但是它在非常私秘的事项上,要求以国家的强制力量抹煞个人自由,这是无法容忍的。生与不生的选择,应该掌握在个人手中。
随后,由于英国人普遍觉得美国和德国的优生措施太过严厉,这类法案再也没有提出的机会。
伦理的考量之外,单纯从科学上讲,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近年进展,也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优生措施的合理性。比如,高龄产妇的卵子,比较容易出现某一对染色体分解不开的情况,两条染色体都进入受精卵,再加上精子带来的一条,就有了三条这种染色体。某一号染色体有三条的受精卵是不能发育的,除非数目异常的恰是长度最短小的21号,即生下唐氏儿。唐氏儿的外表特征是脸上总带着有点怪异的笑容,他们性格温顺,还挺讨人喜欢的。不幸唐氏儿是重度智力退化者,按《婚姻法》规定不能结婚,尽管他们可以传给下一代完全正常的染色体。现在假设有个女强人,忙于事业而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结果产了个唐氏儿。养到二十来岁,女强人一心要抱孙子,为他找了个农村姑娘。请问,如果当事人自愿,政府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结婚?唐氏儿可以享受性生活;女强人可以有健康的孙辈;农村姑娘可以因照顾残疾人而搬入城市并取得户口,唐氏儿一般活不过四十岁,她今后还有相当的再嫁机会。三方都得到了自己所要的,国家也没有损失,有必要硬性阻止吗?完全可以还当事人以个人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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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研究人员相信,基因和环境是互动的,人格的形成,不是自然“或”使然,而是自然“和”使然;而且,人类“自然”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对使然作出反应并适应使然。相信使然万能,认为只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可以「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或认为只要教育得法,就可以打破传统性别角色,让自愿攻读的女孩达到理工科学生的50%,这种都是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现今人类本性的妄想。另一极端,相信自然万能,用流产、绝育中断所谓的有缺陷生命的诞生,也同样令人难以接受。科学并不能给出一个模范基因的标本,生命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丰富多采,有“缺陷”的人,也是这丰采的一部分,同样有生存的权利。国际上,不少科学家谴责中国的《母婴保健法》。世界卫生组织也啧有烦言。有人调侃问,PRC是不是 Perfect Race of China(中国完美种族)的缩写?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创造一个完美种族。电影《洗澡》里那个智力有问题的弟弟,在父亲的关爱下,至少在澡堂这一小天地内,他适应了生活,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我想,观众中很少有人忍心剥夺他的出生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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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牵涉到个人自由与群体利益的关系,而这关系是一个可以长久争论的问题。在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中国,优生学有一定市场,也是可以想象的。不过,即使暂时不修改《母婴保健法》,在费力排除自然性智力退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力排除使然性智力退化?是不是应该少培养一些佩卿同志那样的不学无术小文人?别人对已经停止执行的绝育措施表示“深深的遗憾”,至今还在执行类似措施的人却去抨击他们。幸好我们的报纸在国际上几乎没读者,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除外;否则,世界人士岂不笑到牙齿豁?
如果不制造使然性智障有碍社会稳定的话,那么,再退而求其次,我们是否至少应该保证孩子们有一个安全的教育环境?这应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比如,是不是还要象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的爆炸事件那样,要在死了41人的3月6日之后,才发现那里的学生居然在课堂内做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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