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仅有结核病防治机构12个，医务人员120名，当时城市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500/10万，农村患病率1 500/10万，结核病死亡率达200/10万，占各类死因之首位，人们“谈痨色变”，犹如今日的癌症和艾滋病。1950年作为预防结核病的首项措施--卡介苗接种开始在全国免费推广，到1954年20个省共接种300余万人，并在北京、上海等5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中建立了卡介苗制造室。1956年卫生部发布“关于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指示”，指出：结核病防治工作应以工矿工人为中心，并逐步扩大到农村；对象以工矿、机关、学校等团体为主；工作重点放在肺结核和儿童结核。到60年代中，城市结核病患病率与死亡率已分别下降到2000/10万与40/10万，较解放前各自下降了43%与80%。1966年后的“文化革命”期间，工作陷于停顿，损失极大。1960年日本结核病死亡率为36.2/10万，北京为40.9/10万，相差不大，但到1974年日本结核病死亡率下降至9.9/10万，而同期北京则为18.8/10万，相差近1倍。“文化革命”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发病率、高患病率、高死亡率和结核病防治工作落后的国家之一。“文化革命”结束后，卫生部于1978年召开首届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决定1979年进行第一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肺结核患病率717/10万，传染性涂片阳性肺结核患病率187/10万，估算结核病人年死亡约30万。由于观念陈旧、组织松散、投入不足，加之沿用旧的防治策略，往往重视了病人发现忽视了病人治疗，重视了治疗忽视了管理，加上治疗方案的不合理、不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