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生物经济时代的挑战——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访谈录
作者：《文汇报》记者 江世亮 采访整理
近一时期来，“生物经济”一词多次为中国科技界高层提到。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也曾在多种场合下呼吁，要像重视信息产业一样重视生物产业。不久前，陈竺院士专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就生命科学如何为和谐社会做贡献、健康中国人计划、即将到来的生物经济的挑战和机遇等话题做了较全面的阐述。现征得陈竺院士的同意，摘发此次访谈的内容。
记者：您在今年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专题报告中提到，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们国家现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应对这两大挑战，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可以有哪些作为？
陈竺院士：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不仅有助于人类认识自身，达到新的科学境界，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引发大的技术革命，进而带动新的产业革命，使得目前这种难以长远持续的增长方式逐渐进入到绿色的循环经济过程。从这点而言，它们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发展。最近有人提出，如果说因起步晚等原因，中国在信息技术或者说信息经济上相对落后，在原始创新和知识产权控制方面较难引领潮头的话，那么面对刚刚兴起、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生物经济，中国是有可能走到前头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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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要有整体设计和超前思考，以适应社会需求，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譬如现在中国人疾病谱急剧变化，从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的状况一下子就变成了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衡，城市中糖尿病的发病率从25年前人口的1%到现在的5%，发展非常快，中国现有的糖尿病人已经2000多万，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遏制的话，到2020～2025年，这一数字估计会达到5000万左右。此外，心血管疾病、肿瘤等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刚刚解决了温饱，开始迈向小康的中国人，马上又面临慢性病，即生活方式疾病的新挑战。而预防、控制这些疾病所产生的重大需求，必然会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和卫生产业的蓬勃兴起。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健康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基于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包括药物、疫苗、诊断试剂、医疗仪器设备等在内的民族医药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高水平医疗服务业。
从我国情况看，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是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和谐包括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区域发展之和谐，其中相当部分亦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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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面临来自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如水资源匮乏和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等。所以现在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期望，不仅仅是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同时要考虑生态环境效应，如推广抗旱品种，就能减少水资源消耗；若能提高作物对肥料的吸收效率，就可减少化肥的使用；发展抗病抗虫品种，则可减少农药使用等等。可见，转基因技术极可能成为可持续农业的关键技术。
此外，农产品深加工过程实际上是农产品转化过程，也是工业化的过程，而生物技术带动的加工产业、发酵产业都是其中极重要的环节。如果国家在生物农业上给予更多投入，就能从根本上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方案，其深远意义是既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记者：确保公众健康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我听您的报告里专门提到了“健康中国人”的概念？
陈竺院士：我国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不仅仅是看GDP指标，而且还要看我们在健康方面有没有可能将疾病控制到最低限度，包括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艾滋病等传染病以及一些新生疾病，遏制这些疾病不断上升的势头。这就给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以新的方向，同时也将促成和谐社会的发展，改变现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我认为，改变现在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不是简单地把城市的医疗资源拿到农村去，而是要将蛋糕做大，尤其是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鼓励合作医疗机制，在农村也建立基础医疗卫生供给的体系，真正做到广覆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2020年健康中国人”和全民健康工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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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实现2020年全民健康，必须研究世情和国情，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公共卫生和医学健康模式，而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预防为主”一直是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不仅对传染病重要，而且对今天的慢性病挑战同样重要。我们不能等中国的慢性病和艾滋病等大面积上升后，或者等它们已经到了很难收拾时才来处理，而是在其萌芽或早期发展阶段就予以干预，采取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教育和计划免疫等综合预防措施，遏制和控制疾病的发生。
在健康科学方面可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国科学界应有所选择、重点突破。譬如肝脏疾病，包括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等，在中国特别突出，而在西方国家要少得多。中国13亿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带肝炎病毒，慢性肝病患者人数有2000万，所以肝病又被称为是中国的国病。研究成果认为，由乙肝病毒，毒素等环境因素引起的肝癌，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改善食品和饮水卫生条件加以预防的。如果把乙肝疫苗纳入全国计划免疫范畴，就像过去几十年对小儿麻痹症一样，每个新生儿都接种乙肝疫苗的话，经过23代人，人群中肝炎病毒带菌率肯定会下降。同样，通过研究找到急性肝炎如何演变成慢性肝炎，以及一部分慢性肝炎如何发展成肝硬化乃至肝癌的机理，就有可能在疾病的不同进展期进行干预和阻断。这样，一方面通过疫苗接种控制其感染率，另一方面对已感染的人群设法阻断在疾病演进的早期，如此双管齐下，通过15～20年或更长一些时期的努力，使肝病的发病率在中国下降，也许1～2代人只能下降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经过3～4代人就可能使发病率降低三分之二以上，这将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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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刚才提到了农业工业化这个概念，看来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已经渗透到传统制造业的一些领域，前些年提出的生物经济这一概念是否开始趋向现实？
陈竺院士：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譬如生物技术可能催化能源的革命。据估算，全球石油能源大概还能支撑40年，煤炭也只能维持100～200年(也有认为可维持400年)。
总的来讲，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资源的枯竭已显得紧迫。而生物技术有可能提供生物质能源，如生物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制氢等。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而生物质能是可再生的。此外，在催化转化等工业部门，生物技术的应用可使能耗大大下降，而产率明显增加。
生物技术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也大有作为。如对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的治理、修复和污染物降解等方面，微生物技术能一展身手；而在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存、可持续利用方面，环境生物技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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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生物材料。现在很多的工业废弃物，因为降解很慢，成了对环境有害的持续污染物。而通过生物工程生产出各种用途的生物材料，其产物是可降解的，这就进入了绿色的可循环过程。我觉得，仅仅医药、农业的生物技术化，还不足以与现在的信息经济相比。而若生物技术在能源、材料、环境等几方面取得突破，使得人们使用的材料主要由生物技术来提供，相当一部分能源从生物能源中获得，生态环境因生物技术而得到持续保护，才标志着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生物经济才可能超越信息经济而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形态。
目前，生物技术正处于革命性突破阶段，很多学者认为2020年将是生物经济的起飞阶段。
记者：人类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的前景令人鼓舞，看来我们现在就应有所部署。
陈竺院士：生物经济现在全世界都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大家都在开始做科技和产业规划，如果中国能够抢先一步，则是大有前途的。反之，如果坐失良机，就可能重蹈当年我国半导体工业的覆辙：国外有了晶体管，中国很快也有了晶体管，但以后国外信息产业起来了，我们却没有起来。为此我们呼吁，中国科技界要有抓住生物经济发展势头而抢先一步的自觉性，同时政府在战略方面也要有所部署，要把它看作一个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上升到国家决策的高度来谋划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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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的特征是有意义的。信息产业的摩尔定律尽人皆知，即芯片的处理能力18个月增加一倍，18个月时间新的产品就出来了，但其寿命也很短，过18个月就淘汰了。而生物产业的产品大都要进入人体，不但要有效，而且要安全，这就需要较长的发展培育期和在人体考验的阶段，一般药物从最初筛选到最后成药需要10～12年时间，农业新品种从创制到产业化亦要相当长的周期。故而，生物产业需要特别好的规划，需要长远的眼光和稳定的支持，急功近利根本做不成，因为它的周期就是那么长。但一旦做成了，生物产品的寿命也非常长，一个药用上几十年，长盛不衰，不像IT的产品，一两年就要升级换代。这是对政府和科学界眼光的考验。
随着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不断创新，21世纪不仅是一个生命科学的世纪，还将是人类历史上的“生物经济时代”。我们从现在起就应有所部署，要像重视信息产业一样重视生物产业。, http://www.100md.com
近一时期来，“生物经济”一词多次为中国科技界高层提到。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也曾在多种场合下呼吁，要像重视信息产业一样重视生物产业。不久前，陈竺院士专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就生命科学如何为和谐社会做贡献、健康中国人计划、即将到来的生物经济的挑战和机遇等话题做了较全面的阐述。现征得陈竺院士的同意，摘发此次访谈的内容。
记者：您在今年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专题报告中提到，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们国家现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应对这两大挑战，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可以有哪些作为？
陈竺院士：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不仅有助于人类认识自身，达到新的科学境界，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引发大的技术革命，进而带动新的产业革命，使得目前这种难以长远持续的增长方式逐渐进入到绿色的循环经济过程。从这点而言，它们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发展。最近有人提出，如果说因起步晚等原因，中国在信息技术或者说信息经济上相对落后，在原始创新和知识产权控制方面较难引领潮头的话，那么面对刚刚兴起、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生物经济，中国是有可能走到前头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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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要有整体设计和超前思考，以适应社会需求，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譬如现在中国人疾病谱急剧变化，从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的状况一下子就变成了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衡，城市中糖尿病的发病率从25年前人口的1%到现在的5%，发展非常快，中国现有的糖尿病人已经2000多万，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遏制的话，到2020～2025年，这一数字估计会达到5000万左右。此外，心血管疾病、肿瘤等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刚刚解决了温饱，开始迈向小康的中国人，马上又面临慢性病，即生活方式疾病的新挑战。而预防、控制这些疾病所产生的重大需求，必然会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和卫生产业的蓬勃兴起。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健康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基于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包括药物、疫苗、诊断试剂、医疗仪器设备等在内的民族医药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高水平医疗服务业。
从我国情况看，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是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和谐包括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区域发展之和谐，其中相当部分亦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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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面临来自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如水资源匮乏和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等。所以现在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期望，不仅仅是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同时要考虑生态环境效应，如推广抗旱品种，就能减少水资源消耗；若能提高作物对肥料的吸收效率，就可减少化肥的使用；发展抗病抗虫品种，则可减少农药使用等等。可见，转基因技术极可能成为可持续农业的关键技术。
此外，农产品深加工过程实际上是农产品转化过程，也是工业化的过程，而生物技术带动的加工产业、发酵产业都是其中极重要的环节。如果国家在生物农业上给予更多投入，就能从根本上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方案，其深远意义是既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记者：确保公众健康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我听您的报告里专门提到了“健康中国人”的概念？
陈竺院士：我国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不仅仅是看GDP指标，而且还要看我们在健康方面有没有可能将疾病控制到最低限度，包括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艾滋病等传染病以及一些新生疾病，遏制这些疾病不断上升的势头。这就给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以新的方向，同时也将促成和谐社会的发展，改变现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我认为，改变现在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不是简单地把城市的医疗资源拿到农村去，而是要将蛋糕做大，尤其是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鼓励合作医疗机制，在农村也建立基础医疗卫生供给的体系，真正做到广覆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2020年健康中国人”和全民健康工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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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科学方面可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国科学界应有所选择、重点突破。譬如肝脏疾病，包括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等，在中国特别突出，而在西方国家要少得多。中国13亿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带肝炎病毒，慢性肝病患者人数有2000万，所以肝病又被称为是中国的国病。研究成果认为，由乙肝病毒，毒素等环境因素引起的肝癌，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改善食品和饮水卫生条件加以预防的。如果把乙肝疫苗纳入全国计划免疫范畴，就像过去几十年对小儿麻痹症一样，每个新生儿都接种乙肝疫苗的话，经过23代人，人群中肝炎病毒带菌率肯定会下降。同样，通过研究找到急性肝炎如何演变成慢性肝炎，以及一部分慢性肝炎如何发展成肝硬化乃至肝癌的机理，就有可能在疾病的不同进展期进行干预和阻断。这样，一方面通过疫苗接种控制其感染率，另一方面对已感染的人群设法阻断在疾病演进的早期，如此双管齐下，通过15～20年或更长一些时期的努力，使肝病的发病率在中国下降，也许1～2代人只能下降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经过3～4代人就可能使发病率降低三分之二以上，这将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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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刚才提到了农业工业化这个概念，看来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已经渗透到传统制造业的一些领域，前些年提出的生物经济这一概念是否开始趋向现实？
陈竺院士：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譬如生物技术可能催化能源的革命。据估算，全球石油能源大概还能支撑40年，煤炭也只能维持100～200年(也有认为可维持400年)。
总的来讲，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资源的枯竭已显得紧迫。而生物技术有可能提供生物质能源，如生物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制氢等。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而生物质能是可再生的。此外，在催化转化等工业部门，生物技术的应用可使能耗大大下降，而产率明显增加。
生物技术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也大有作为。如对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的治理、修复和污染物降解等方面，微生物技术能一展身手；而在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存、可持续利用方面，环境生物技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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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生物材料。现在很多的工业废弃物，因为降解很慢，成了对环境有害的持续污染物。而通过生物工程生产出各种用途的生物材料，其产物是可降解的，这就进入了绿色的可循环过程。我觉得，仅仅医药、农业的生物技术化，还不足以与现在的信息经济相比。而若生物技术在能源、材料、环境等几方面取得突破，使得人们使用的材料主要由生物技术来提供，相当一部分能源从生物能源中获得，生态环境因生物技术而得到持续保护，才标志着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生物经济才可能超越信息经济而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形态。
目前，生物技术正处于革命性突破阶段，很多学者认为2020年将是生物经济的起飞阶段。
记者：人类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的前景令人鼓舞，看来我们现在就应有所部署。
陈竺院士：生物经济现在全世界都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大家都在开始做科技和产业规划，如果中国能够抢先一步，则是大有前途的。反之，如果坐失良机，就可能重蹈当年我国半导体工业的覆辙：国外有了晶体管，中国很快也有了晶体管，但以后国外信息产业起来了，我们却没有起来。为此我们呼吁，中国科技界要有抓住生物经济发展势头而抢先一步的自觉性，同时政府在战略方面也要有所部署，要把它看作一个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上升到国家决策的高度来谋划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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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的特征是有意义的。信息产业的摩尔定律尽人皆知，即芯片的处理能力18个月增加一倍，18个月时间新的产品就出来了，但其寿命也很短，过18个月就淘汰了。而生物产业的产品大都要进入人体，不但要有效，而且要安全，这就需要较长的发展培育期和在人体考验的阶段，一般药物从最初筛选到最后成药需要10～12年时间，农业新品种从创制到产业化亦要相当长的周期。故而，生物产业需要特别好的规划，需要长远的眼光和稳定的支持，急功近利根本做不成，因为它的周期就是那么长。但一旦做成了，生物产品的寿命也非常长，一个药用上几十年，长盛不衰，不像IT的产品，一两年就要升级换代。这是对政府和科学界眼光的考验。
随着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不断创新，21世纪不仅是一个生命科学的世纪，还将是人类历史上的“生物经济时代”。我们从现在起就应有所部署，要像重视信息产业一样重视生物产业。,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