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6月30日17版)

    从理论上讲,那些杰出的训练有素的医师可能非常欢迎医疗过失诉讼的大幅快速增长,以作为驱逐“吹牛者”和业余受雇者的有效方法。例如1827年,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内森史密斯向他的医学专业的学生们抱怨,康涅狄格州在处理医疗过失诉讼问题上过于手软。他说:“在现有的情况下,即使最劣等的庸医也能逃过相应的惩罚”。他希望针对医疗过失能采取更多的行动。

    医疗过失诉讼困扰专业医师

    1834年,与史密斯同样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的医学博士 R. E. 格里菲斯也对政府的态度表示不满。他认为,政府部门在保护公众免受不断发生的医疗过失伤害方面是不情愿的。所有那些早期医学教育的重要人物都认为,律师是他们提高美国医疗保健水平的潜在同盟军。但是在19世纪40~50年代这段时间里,有人对于受过最良好教育和最具专业思想的医师却出现了防御性怀疑或者说是信任恐慌,因为他们发现不断增多的医疗过失诉讼不是针对那些庸医,而是针对他们这些受过良好医学教育的最优秀的医师们。

    这些诉讼非常含蓄地揭示了医疗过失诉讼最令人迷惑但又非常残酷的方面,并且指出了医疗过失诉讼浪潮为何在那个时代发生的最终原因:如果没有已经成形的惯例就不会有医疗过失;如果没有公认标准的存在,医师就不会被判定因为行为偏离标准而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