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是“糊涂账”？
“非营利”却自谋出路？
在我国，公立医院是医疗市场的主流，约占八九成左右。在政府部门定位中，公立医院是“非营利机构”，它们无须像其他服务型机构或民营医疗机构那样纳税，还享受政府财政补贴。那么，到不赚钱的“非营利”的公立医院看病，本该是老百姓最开心的事。但事实上，多年来广为诟病的“看病贵”，基本上出自这些公立医院。为什么？
据调查，自1985年国家鼓励医疗部门多种经营以来，政府补贴就一路下滑。像广东省人民医院这样规模的医院，每年的政府拨款还不够支付医院退休人员的工资。中山大学教授胡正路也表示，公立医院的收入仅8%来自于财政拨款，其余92%都必须依靠医院自己来赚。
说白了，医院必须靠药品利润和高额检查费支撑。
有人管技术没人管财务
长期以来，各级医院除了接受医学专业监督外，在卫生经济学上缺乏必要的监管。
首先，医疗资源缺乏统一规划，动辄十多万数十万元的大型设备，你也买来我也买，从不考虑是否可以共享。“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填补购设备的投入，有的医院只好有意无意地多为病人做检查。
其次，“医疗造假”层出不穷。“伪处方”，不该开的药多开；“伪检查”，不该做的检查多检……“医疗打假”已到非打不可的边缘!
再次，账目造假无法核查。国家审计署此次查出北京10家医院违规收费达1000余万元，对此，上海某医院一位退休的陈医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肯定这只是“冰山一角”。比如国家规定医院只能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出售。但她所处的那家医院，为了多赚差价，将零售价先登入电脑，然后倒推出进货价。由于医院无须纳税，少了监管环节，这一造假手法“外界永远也发现不了”。
患者药商都要仰人鼻息
一次价格博弈本是解决“看病贵”最佳手段，但由于医患之间、医药之间不是对等主体，这一最基本的市场谈判手段沦为空谈。
医生与患者之间，“医生说了算”，信息严重不对称。做不做没必要的检查，开贵药还是平药，完全取决于医生的医德和良心。
再说医院和药商之间。我国医院基本上囊括了药品销售的8～9成，对多数药商来说，药品如果进不了医院，就是死路一条。而目前我国却有6000家药厂，药品批发企业约有1.6万家。在这种情况下，“千军万马要过独木桥”，产品高度雷同的药商在医院面前，还有何“谈判筹码”？于是靠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赢利的做法，就大行其道。
中间费用有多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举了一个实例：用于心脏手术的某规格球囊，报关价为每个496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达到3600元，二级代理商再转手卖给医院骤升到7000元，两次倒手加价13倍多。而这些高昂的中间费用，又作为“激励”表现在患者的处方中，最终转嫁在患者的荷包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汪令来), 百拇医药
在我国，公立医院是医疗市场的主流，约占八九成左右。在政府部门定位中，公立医院是“非营利机构”，它们无须像其他服务型机构或民营医疗机构那样纳税，还享受政府财政补贴。那么，到不赚钱的“非营利”的公立医院看病，本该是老百姓最开心的事。但事实上，多年来广为诟病的“看病贵”，基本上出自这些公立医院。为什么？
据调查，自1985年国家鼓励医疗部门多种经营以来，政府补贴就一路下滑。像广东省人民医院这样规模的医院，每年的政府拨款还不够支付医院退休人员的工资。中山大学教授胡正路也表示，公立医院的收入仅8%来自于财政拨款，其余92%都必须依靠医院自己来赚。
说白了，医院必须靠药品利润和高额检查费支撑。
有人管技术没人管财务
长期以来，各级医院除了接受医学专业监督外，在卫生经济学上缺乏必要的监管。
首先，医疗资源缺乏统一规划，动辄十多万数十万元的大型设备，你也买来我也买，从不考虑是否可以共享。“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填补购设备的投入，有的医院只好有意无意地多为病人做检查。
其次，“医疗造假”层出不穷。“伪处方”，不该开的药多开；“伪检查”，不该做的检查多检……“医疗打假”已到非打不可的边缘!
再次，账目造假无法核查。国家审计署此次查出北京10家医院违规收费达1000余万元，对此，上海某医院一位退休的陈医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肯定这只是“冰山一角”。比如国家规定医院只能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出售。但她所处的那家医院，为了多赚差价，将零售价先登入电脑，然后倒推出进货价。由于医院无须纳税，少了监管环节，这一造假手法“外界永远也发现不了”。
患者药商都要仰人鼻息
一次价格博弈本是解决“看病贵”最佳手段，但由于医患之间、医药之间不是对等主体，这一最基本的市场谈判手段沦为空谈。
医生与患者之间，“医生说了算”，信息严重不对称。做不做没必要的检查，开贵药还是平药，完全取决于医生的医德和良心。
再说医院和药商之间。我国医院基本上囊括了药品销售的8～9成，对多数药商来说，药品如果进不了医院，就是死路一条。而目前我国却有6000家药厂，药品批发企业约有1.6万家。在这种情况下，“千军万马要过独木桥”，产品高度雷同的药商在医院面前，还有何“谈判筹码”？于是靠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赢利的做法，就大行其道。
中间费用有多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举了一个实例：用于心脏手术的某规格球囊，报关价为每个496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达到3600元，二级代理商再转手卖给医院骤升到7000元，两次倒手加价13倍多。而这些高昂的中间费用，又作为“激励”表现在患者的处方中，最终转嫁在患者的荷包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汪令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