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来自中国的天使
那天晚上十点多钟，营区忽然响起一阵紧急的集合哨。蒙罗维亚急电：联合国人员可能会遭到袭击。
一级战备。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将一辆大卡车和一辆依维柯车开进营区，准备随时撤离。营房内，队员们无声而紧张地做着战前准备，窗外大雨如注。
女队员们异乎寻常的冷静。棉袜、汗衫、雨衣、军用胶鞋、手电、防蚊油、打火机、瑞士军刀，队员们有条不紊、默默地准备着。
紧急状态一直没有解除。晚上睡觉只能和衣躺下。钢盔放在床边桌上，防弹背心挡在头顶。鞋子必须摆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一旦有事，保证一步到位。袜子放在口袋，在安全以后再穿。紧急行动时，也许因为一个人的耽搁，就会断送全体队员的生命。
一段时间过去，所幸灾难没有发生。然而，在这里，没有一刻神经可以松弛。
“那天晚上我没有流泪，只是想，如果我能够平安回去，我一定在我的后半生，好好地待我的他，好好地陪我的他。”已经平安回来的胡容，眼里闪出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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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天使
利比里亚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六个年头。医疗队入驻的大吉省省会绥德鲁市只有一条街道，没有电，没有饮用水。维和士兵们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野营帐篷，饮食简单，饮水困难。恶性疟疾、艾滋病、肺结核、登革热、黄热病、霍乱、肝炎、盘尾丝虫病、拉沙热、伤寒、肺吸虫病、脑膜炎、非洲昏睡病、麻风病、狂犬病等在这里都是高发病。
中国医疗队的任务沉重而艰巨。在第二批维和医疗队收治的住院病人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艾滋病人。有时门诊一天能接诊到三个艾滋病人，病房里同时住着两名艾滋病人已不足为奇。医务官善意地提醒我们，曾经发生有绝望的艾滋病人拔出手背上的针头刺向护士。所以在这里，胡容定一条规定：护士给病人进行静脉穿刺等侵入性操作时，必须有一名男医生陪同。
护士陶涛在上班的第一天，就碰上了艾滋病人。“门诊护士领着一名瘦骨嶙峋，虚弱无力，双眼凹陷，神情忧郁的病人进入病房，告诉我，这是一名HIV阳性病人。我心里一拎，是艾滋病人。我微笑着用英语向他问好，安排他在隔离病房躺下。医嘱要求静脉输液。扎紧止血带，病人很消瘦，血管倒是很明显。然后消毒皮肤，居然拿棉签的右手还是因为紧张而有点颤抖。消完毒，我深深吸口气，进行静脉穿刺，一针见血。给病人把液体输上后，我的额头已满是汗水。不过，从那之后，我就从容面对了。”
, 百拇医药
所有护士，白天黑夜，从艾滋病患者的一日三餐到每一项医嘱都尽心尽职。她们为病人酒精擦浴、喂水喂饭，调剂饮食，心理护理，想方设法逗他们开心。她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面对这样病人的危险，但责任让她们无所畏惧。肌肉注射、静脉输液、抽血化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有些病人不懂英语，我们只能打手势。我们对他们始终保持着微笑。也许这微笑，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安慰。”护士王泓说。
除了艾滋病，医护人员还要面对许多高危传染病人。
“我们曾经收治了一名疟疾病人，持续41度高热。在静脉给药的同时，我们护士一遍又一遍地耐心给病人进行酒精擦浴，汗水湿透了工作服。同病房的病人都深深感动，说，就是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医院，也不会这样的尽心尽力。”陈声容说：“甚至有许多病人，坚持要在我们中国医院治疗，而不肯转到硬件条件更好的三级医院。”
“那天中午11点半左右，接诊室匆匆拥进几名埃塞俄比亚维和士兵。”周芸说，“那个痛苦呻吟的士兵双脚肿得像馒头一样。当班医生诊断是急性肾衰。在国内，必须进行血透。可是整个利比里亚也没有一台血透机。他们围着我，围着医生，在我们的身上，寄托着埃塞部队甚至整个战区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我们很快制定出详细的护理计划。经过24小时精心治疗和护理，病人病情终于稳定，并能转往首都了。离别的时刻，病人含着泪和每个护士握手，问着每个人的名字，在嘴里重复着。被感动的战区医务官连声说：‘你们是来自中国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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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战备。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将一辆大卡车和一辆依维柯车开进营区，准备随时撤离。营房内，队员们无声而紧张地做着战前准备，窗外大雨如注。
女队员们异乎寻常的冷静。棉袜、汗衫、雨衣、军用胶鞋、手电、防蚊油、打火机、瑞士军刀，队员们有条不紊、默默地准备着。
紧急状态一直没有解除。晚上睡觉只能和衣躺下。钢盔放在床边桌上，防弹背心挡在头顶。鞋子必须摆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一旦有事，保证一步到位。袜子放在口袋，在安全以后再穿。紧急行动时，也许因为一个人的耽搁，就会断送全体队员的生命。
一段时间过去，所幸灾难没有发生。然而，在这里，没有一刻神经可以松弛。
“那天晚上我没有流泪，只是想，如果我能够平安回去，我一定在我的后半生，好好地待我的他，好好地陪我的他。”已经平安回来的胡容，眼里闪出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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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天使
利比里亚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六个年头。医疗队入驻的大吉省省会绥德鲁市只有一条街道，没有电，没有饮用水。维和士兵们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野营帐篷，饮食简单，饮水困难。恶性疟疾、艾滋病、肺结核、登革热、黄热病、霍乱、肝炎、盘尾丝虫病、拉沙热、伤寒、肺吸虫病、脑膜炎、非洲昏睡病、麻风病、狂犬病等在这里都是高发病。
中国医疗队的任务沉重而艰巨。在第二批维和医疗队收治的住院病人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艾滋病人。有时门诊一天能接诊到三个艾滋病人，病房里同时住着两名艾滋病人已不足为奇。医务官善意地提醒我们，曾经发生有绝望的艾滋病人拔出手背上的针头刺向护士。所以在这里，胡容定一条规定：护士给病人进行静脉穿刺等侵入性操作时，必须有一名男医生陪同。
护士陶涛在上班的第一天，就碰上了艾滋病人。“门诊护士领着一名瘦骨嶙峋，虚弱无力，双眼凹陷，神情忧郁的病人进入病房，告诉我，这是一名HIV阳性病人。我心里一拎，是艾滋病人。我微笑着用英语向他问好，安排他在隔离病房躺下。医嘱要求静脉输液。扎紧止血带，病人很消瘦，血管倒是很明显。然后消毒皮肤，居然拿棉签的右手还是因为紧张而有点颤抖。消完毒，我深深吸口气，进行静脉穿刺，一针见血。给病人把液体输上后，我的额头已满是汗水。不过，从那之后，我就从容面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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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护士，白天黑夜，从艾滋病患者的一日三餐到每一项医嘱都尽心尽职。她们为病人酒精擦浴、喂水喂饭，调剂饮食，心理护理，想方设法逗他们开心。她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面对这样病人的危险，但责任让她们无所畏惧。肌肉注射、静脉输液、抽血化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有些病人不懂英语，我们只能打手势。我们对他们始终保持着微笑。也许这微笑，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安慰。”护士王泓说。
除了艾滋病，医护人员还要面对许多高危传染病人。
“我们曾经收治了一名疟疾病人，持续41度高热。在静脉给药的同时，我们护士一遍又一遍地耐心给病人进行酒精擦浴，汗水湿透了工作服。同病房的病人都深深感动，说，就是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医院，也不会这样的尽心尽力。”陈声容说：“甚至有许多病人，坚持要在我们中国医院治疗，而不肯转到硬件条件更好的三级医院。”
“那天中午11点半左右，接诊室匆匆拥进几名埃塞俄比亚维和士兵。”周芸说，“那个痛苦呻吟的士兵双脚肿得像馒头一样。当班医生诊断是急性肾衰。在国内，必须进行血透。可是整个利比里亚也没有一台血透机。他们围着我，围着医生，在我们的身上，寄托着埃塞部队甚至整个战区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我们很快制定出详细的护理计划。经过24小时精心治疗和护理，病人病情终于稳定，并能转往首都了。离别的时刻，病人含着泪和每个护士握手，问着每个人的名字，在嘴里重复着。被感动的战区医务官连声说：‘你们是来自中国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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