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医上医医国思想，健全我国近视防治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文教卫生事业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我国学生近视眼患病率一直持续升高或居高不下。目前，全国大、中学生近视率达70%～80%，山东等地的大、中学生近视率接近90%。近视眼成为危害我国青少年儿童健康的最突出问题[1，2]。祖国传统医学中医与现代眼科视觉科学和儿少或学校卫生学的研究均表明环境与行为因素是学生近视的主要原因。循证眼科学的研究表明现代生物医学不仅不能治愈近视，甚至不能有效抑制近视进展。早在公元前541年，先秦名医医和就指出：“上医医国，其次医疾，固医官也”(左丘明《国语·晋语八》)。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诊候》中进一步指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19世纪出现于西方的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从生理、病理的角度看待人的健康与疾病。现代医学直到20世纪中叶才确认社会心理因素对于人的健康有重要影响，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建立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然而，事实证明，医学模式的转变并非自然而然地就能实现的。根据中医上医医国思想与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孩子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是广大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基础。全面贯彻执行国家教育与卫生方针政策是学生视力健康发育的必要保障。建设先进的医疗卫生体制，健全我国近视防治体系是解决学生近视问题的关键[2～5]。
1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切实加强体育与健康教育著名眼屈光学专家、全国学生近视眼防治专家指导组组长徐广第教授指出：“近视眼防治的重点在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其健康水平的重要措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自漫长的原始社会直到夏商周时期，体育一直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华文化最早的典籍《周易·乾卦》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我国周代的“礼乐御射书数”六艺教育中，体育(军体)与艺术教育占有很大比重，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特别是历史上射术曾经长期是择士的重要标准，习射有益于人的视觉发育。我国著名教育家孔子、著名政治家管仲都非常重视御、射等体育教育，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亦将体育视为国民素质教育的基础。我国尧帝教民以舞疗疾，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泼克拉底亦提出“体育锻炼是实现健康生活的根本手段”。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长期实行愚民、弱民政策，在教育上投入严重不足，“文武分离，重文轻武”，“教育等于教书，读书只为赶考”。体育与艺术教育被严重忽视，造成国民素质下降，被人讥为“东亚病夫”。
近现代著名学者都非常重视体育。19世纪中叶，现代英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使体育进入公立中学。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将奥林匹克运动视作教育运动。1891年，我国严复首倡力智德教育，将体育置于教育首位。蔡元培强调“完全人格，首在体育”。陶行知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陶行知重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是其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主张“以提高卫生教育的效力来代替医生，保证健康”。1917年，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指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恽代英《学校体育之研究》指出要增加学生体育活动时间，经常检查学生身体。中学时代的周恩来就认识到“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教育第一要务。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强调学生要“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2年,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毛泽东主张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注重在实践中学习，鼓励青少年在广阔天地里，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这对于促进青少年的视觉健康有重要意义。我国能在70年代有效控制学生近视，教育改革、体育与卫生教育功不可没。新中国教育实践证明了，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切实可行的，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是能够通过科学教育提高的，近视眼这一学生“职业病”是完全能够避免的；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培养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在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素质教育是可行的，也是培养学生健康成长所必需的；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即便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也能够在全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普及高中义务教育，办好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为广大农村学生提供可及的、能够负担得起的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文教卫生事业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成本大幅度增加，经费的缺乏长期困扰着我国教育。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农村学校校舍长期紧张。七、八十人，甚至一百多人挤在一间大教室的情况仍很常见，难以保证学生基本的学习环境，学生宿舍条件更差，几十年没有根本改善。许多农村学生初中就开始住校了，而学校食堂至今难以保证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的营养需求。体育、音乐、美术教育因场地限制与师资、器材的缺乏受到很大限制。许多中小学生每周2～3节体育课，每天1h的体育活动时间都难以保证。对于学生健康成长极其重要的健康教育课则因师资力量缺乏等原因形同虚设。中学体育、艺术教育过早地“专业化”了，普通学生体育与艺术教育训练不足。沉重的升学压力下，劳动实践教育普遍被忽视。这些都是保障学生健康发育必须解决的问题。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2001年，我国学校“体育课”改名为“体育与健康课”。2001、2003年第一、二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的主题分别是“体育与健康”、“学校体育改革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应以迎接2008年将首次在我国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大力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少小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良好的读写与锻炼习惯对于近视眼的防治极其重要。小学与学前班的健康教育一定要加强，在师资与课时上予以保证。体育与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视力健康的重要手段。体育与学校卫生工作者和眼科界积极协作是提高眼科健康教育水平的重要措施。眼科学者与学校卫生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校健康教育是提高学生眼睛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2 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保障学生视力健康健全的国家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是国民身心健康的必要保障。世界上，英美等国的学生近视率多年来相对稳定，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一个重要经验。
英国于1948年通过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实行了医疗机构国有化，1964年颁布《国家卫生服务法》，对所有公民提供免费医疗。美国有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医疗保险，有对于低收入人群等的医疗照顾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对低收入孕妇、乳母和5周岁以内的儿童采取营养补助措施。美国1974年即由联邦政府授权卫生部开始实施融保健、营养、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儿童保健项目”；“妇女、婴儿、儿童营养干预项目”至今已经实施了20多年，其目标人群也由原来的只为孕妇和5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食品发展到给幼儿园和学校的儿童提供科学的营养午餐。美国所有的营养项目都得到卫生、财政、农业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和配合。美国先后出台的有关公共营养的立法包括《美国学校午餐法》、《美国学校早餐法》、《儿童营养法》，有效地保障了儿童青少年的营养与身体健康。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医疗卫生是政府使命的国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把百姓的健康视为政府的职责时，我国协和医学院陈志潜教授就在华北定县创建了三级医学卫生保健网，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新中国致力于建设全国性的农村卫生保健系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中国公共卫生赢得广泛赞誉[4]。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地特别是城市医疗条件不断改善。80年代起，各地城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迅速发展，学校卫生服务不断加强。然而，在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卫生公平问题。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而广大农村仅占20%。农村的疾病预防、健康教育等服务，因缺乏经费而几近停顿。中小学卫生保健尚未普及到广大农村，全国农村约有90%的人口包括广大中、小学生没有任何医疗保障。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我国仅排名第144；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我国仅排名第188，即倒数第4。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提醒世人“公共卫生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跟进”的另类典型[5]。
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实现卫生公平最重要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我们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断增加卫生投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健全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确保全体公民包括广大农民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卫生服务，确保广大农村的中小学生享有基本的学校卫生服务，保障国家卫生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有效保障学生视力健康[4]。
3 坚持预防为主，全面贯彻卫生方针
作为中华文化开端的《易经》即指出“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强调“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新中国在预防为主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经济文化落后、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大量培养赤脚医生与卫生员等初级卫生保健队伍，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教育，免费预防接种，为保障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4]。在1965年第一届中华医学会眼科学术会议上成立的近视眼防治专题协作组，通过爱眼教育，推广眼保健操，实行群防群治，结合教育改革，缩短学制，加强体育、卫生、艺术与劳动实践教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到了70年代，近视眼防治取得显著成绩。
在目前的近视眼防治体制下，眼科专业机构与儿少或学校卫生系统是分离的，文教卫生系统更难以有机结合。由于体制的限制和缺乏公共卫生知识，眼科专业机构通常只能坐等患者上门，错失防治近视眼的最佳时机，预防职能受到限制；预防医学领域儿少或学校卫生系统通常由于眼科临床经验不足，以及研究儿童视觉发育的专业人员较少，在指导近视眼的预防性诊疗方面，通常权威性不强，视觉干预职能亦受到限制。教育系统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严重缺乏，校医的健康教育职能通常得不到充分发挥，非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保健知识有限，学校健康教育职能受限。现有体制难以保证国家卫生方针的有效贯彻，难以有效防止近视眼的发生与发展，亟须深化改革。
青少年近视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全面贯彻国家卫生方针。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依靠科技与教育，为人民的视力健康服务。认真总结新中国医学保健网络建设经验，文教卫生共同努力，建立健全国家近视眼防治体系，让全体学生从小就能享受到眼科健康教育与视力保护服务，掌握必需的护眼知识与技能。切实加强近视眼的早期预防，在学生视力监测的基础上，加强屈光监测，将学生屈光状况作为常规监测项目，根据人的屈光发育规律与屈光阈值研究成果，对于有明显近视趋势的隐性近视患者，尽早采取有力的干预措施，将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落到实处[4]。
4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我国近视防治科学研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近视眼防治的关键是研究出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新加坡于90年代后期成立了国家近视眼委员会，并于2001年启动了国家近视眼预防项目[6]。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眼科研究所近年来组织全国多家眼科中心对于渐进多焦点眼镜与透气性眼镜等的近视控制作用进行了协作研究，然而至今尚未发现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6，7]。最近，该院明确指出将研究重点转向预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儿少或学校卫生学与眼科视觉科学都取得了很大进展。1982年，北京大学儿童与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成立。1983、1984年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研究中心相继成立。1986年，北京大学儿童视觉研究中心成立。1988年，我国成立最早的北京市眼科研究所被确定为世界卫生组织防盲合作中心。1990年卫生部眼科学重点实验室在中山眼科中心成立。1992年，卫生部视光学研究中心在浙江温州医学院成立。1992年，我国教育部近视眼防治专家指导组成立。2000年，温州医学院近视眼研究所成立。2002年10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儿少或学校卫生中心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挂牌。2002年11月，卫生部近视眼防治重点实验室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立。近年来，近视眼防治实验研究进展迅速，然而临床研究多年来进展缓慢。
2003年9月，北京嘉铖视欣近视防治研究中心(其前身为创建于1997年的河南嘉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中心在世界眼科基金会中国分会与教育部全国学生近视防治专家组的指导下，根据中医的“上医医国”思想与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认真总结新中国预防医学经验，在近视眼防治体系建设方面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全国各地教委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与学校领导、校医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建立了2000余个视力保健站与保健中心，建立起了6000多人的视力保健队伍。以中医药食同源、具有明目功能的中药枸杞子等与能够促进青少年儿童视觉发育的牛黄酸等营养成分生产的保健食品(视欣营养口嚼片)结合眼部穴位按摩与导引(视欣明目功能操)、眼科健康教育与行为矫治等中西医结合综合措施为30余万青少年近视患者进行了防治，对于初发轻度近视的防治取得了较好效果。证明中西医结合综合措施是防治近视的可行途径，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推广[3]。
2005年6月1日，由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儿少或学校卫生中心与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学校卫生分会主办、北京嘉铖视欣近视防治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中国青少年防治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儿少或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季成叶教授、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刘克玲副会长、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非传染病预防控制管理处孔灵芝处长、教育部全国学生近视防治专家组组长徐广第教授、副组长李淑珍教授、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儿童视觉研究中心任华明教授与北京嘉铖视欣近视防治研究中心樊舒非主任等就我国青少年近视防治工作分别致辞和做专题演讲。笔者写的《弘扬中医预防医学思想，加强我国近视防治工作》与《青少年学生近视应及早综合干预》两篇论文在大会交流，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好评。
弘扬中医上医医国思想，认真贯彻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文教卫生有机结合，产学研有机结合，健全我国近视防治体系，充分发挥教育部全国学生近视眼防治专家指导组与卫生部近视眼防治重点实验室的作用，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开展大规模的近视眼早期综合干预研究，让祖国的下一代每人都有理想的屈光、理想的视力，是近视眼防治工作的根本任务[8]。
【参考文献】
1 杨贵仁.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研结果.中国学校卫生,2002,23(1):2-3.
2 郑荣领,雷士光.学生近视的预防.中国学校卫生,2003,24(1):93-95.
3 郑荣领，翟黎东，李淑珍.中医治未病思想对于青少年近视防治的特殊意义.中华现代眼科学杂志,2004,1(4):329-332.
4 戴志澄.我国实施“预防为主”方针的历史经验.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3,4(4):244-245.
5 Editorial.Lessons for and from China.Lancet,2000,356(9238):1285.
6Choo V.A look at slowing progression of myopia.Lancet,2003,361(9369):1622-1623.
7 Gwiazda JE,Hyman L,Norton TT,et al.Accommodation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yopia progress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reatment in COMET children.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2004,45(7):2143-2151.
8 朱海江,杨建立,秦怀金,等.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整合行动势在必行——首届中美医学与公共卫生整合行动研讨会纪要.中国公共卫生杂志,2004,20(12):T1-2.
作者单位：
1 100089 北京，北京嘉铖视欣近视防治研究中心
2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
3 北京，北京大学眼科中心(指导)
(编辑：建 伟), 百拇医药(郑荣领 翟黎东 樊舒非 徐广第 李淑珍)
1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切实加强体育与健康教育著名眼屈光学专家、全国学生近视眼防治专家指导组组长徐广第教授指出：“近视眼防治的重点在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其健康水平的重要措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自漫长的原始社会直到夏商周时期，体育一直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华文化最早的典籍《周易·乾卦》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我国周代的“礼乐御射书数”六艺教育中，体育(军体)与艺术教育占有很大比重，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特别是历史上射术曾经长期是择士的重要标准，习射有益于人的视觉发育。我国著名教育家孔子、著名政治家管仲都非常重视御、射等体育教育，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亦将体育视为国民素质教育的基础。我国尧帝教民以舞疗疾，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泼克拉底亦提出“体育锻炼是实现健康生活的根本手段”。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长期实行愚民、弱民政策，在教育上投入严重不足，“文武分离，重文轻武”，“教育等于教书，读书只为赶考”。体育与艺术教育被严重忽视，造成国民素质下降，被人讥为“东亚病夫”。
近现代著名学者都非常重视体育。19世纪中叶，现代英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使体育进入公立中学。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将奥林匹克运动视作教育运动。1891年，我国严复首倡力智德教育，将体育置于教育首位。蔡元培强调“完全人格，首在体育”。陶行知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陶行知重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是其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主张“以提高卫生教育的效力来代替医生，保证健康”。1917年，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指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恽代英《学校体育之研究》指出要增加学生体育活动时间，经常检查学生身体。中学时代的周恩来就认识到“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教育第一要务。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强调学生要“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2年,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毛泽东主张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注重在实践中学习，鼓励青少年在广阔天地里，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这对于促进青少年的视觉健康有重要意义。我国能在70年代有效控制学生近视，教育改革、体育与卫生教育功不可没。新中国教育实践证明了，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切实可行的，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是能够通过科学教育提高的，近视眼这一学生“职业病”是完全能够避免的；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培养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在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素质教育是可行的，也是培养学生健康成长所必需的；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即便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也能够在全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普及高中义务教育，办好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为广大农村学生提供可及的、能够负担得起的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文教卫生事业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成本大幅度增加，经费的缺乏长期困扰着我国教育。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农村学校校舍长期紧张。七、八十人，甚至一百多人挤在一间大教室的情况仍很常见，难以保证学生基本的学习环境，学生宿舍条件更差，几十年没有根本改善。许多农村学生初中就开始住校了，而学校食堂至今难以保证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的营养需求。体育、音乐、美术教育因场地限制与师资、器材的缺乏受到很大限制。许多中小学生每周2～3节体育课，每天1h的体育活动时间都难以保证。对于学生健康成长极其重要的健康教育课则因师资力量缺乏等原因形同虚设。中学体育、艺术教育过早地“专业化”了，普通学生体育与艺术教育训练不足。沉重的升学压力下，劳动实践教育普遍被忽视。这些都是保障学生健康发育必须解决的问题。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2001年，我国学校“体育课”改名为“体育与健康课”。2001、2003年第一、二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的主题分别是“体育与健康”、“学校体育改革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应以迎接2008年将首次在我国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大力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少小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良好的读写与锻炼习惯对于近视眼的防治极其重要。小学与学前班的健康教育一定要加强，在师资与课时上予以保证。体育与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视力健康的重要手段。体育与学校卫生工作者和眼科界积极协作是提高眼科健康教育水平的重要措施。眼科学者与学校卫生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校健康教育是提高学生眼睛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2 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保障学生视力健康健全的国家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是国民身心健康的必要保障。世界上，英美等国的学生近视率多年来相对稳定，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一个重要经验。
英国于1948年通过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实行了医疗机构国有化，1964年颁布《国家卫生服务法》，对所有公民提供免费医疗。美国有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医疗保险，有对于低收入人群等的医疗照顾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对低收入孕妇、乳母和5周岁以内的儿童采取营养补助措施。美国1974年即由联邦政府授权卫生部开始实施融保健、营养、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儿童保健项目”；“妇女、婴儿、儿童营养干预项目”至今已经实施了20多年，其目标人群也由原来的只为孕妇和5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食品发展到给幼儿园和学校的儿童提供科学的营养午餐。美国所有的营养项目都得到卫生、财政、农业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和配合。美国先后出台的有关公共营养的立法包括《美国学校午餐法》、《美国学校早餐法》、《儿童营养法》，有效地保障了儿童青少年的营养与身体健康。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医疗卫生是政府使命的国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把百姓的健康视为政府的职责时，我国协和医学院陈志潜教授就在华北定县创建了三级医学卫生保健网，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新中国致力于建设全国性的农村卫生保健系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中国公共卫生赢得广泛赞誉[4]。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地特别是城市医疗条件不断改善。80年代起，各地城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迅速发展，学校卫生服务不断加强。然而，在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卫生公平问题。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而广大农村仅占20%。农村的疾病预防、健康教育等服务，因缺乏经费而几近停顿。中小学卫生保健尚未普及到广大农村，全国农村约有90%的人口包括广大中、小学生没有任何医疗保障。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我国仅排名第144；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我国仅排名第188，即倒数第4。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提醒世人“公共卫生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跟进”的另类典型[5]。
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实现卫生公平最重要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我们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断增加卫生投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健全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确保全体公民包括广大农民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卫生服务，确保广大农村的中小学生享有基本的学校卫生服务，保障国家卫生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有效保障学生视力健康[4]。
3 坚持预防为主，全面贯彻卫生方针
作为中华文化开端的《易经》即指出“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强调“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新中国在预防为主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经济文化落后、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大量培养赤脚医生与卫生员等初级卫生保健队伍，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教育，免费预防接种，为保障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4]。在1965年第一届中华医学会眼科学术会议上成立的近视眼防治专题协作组，通过爱眼教育，推广眼保健操，实行群防群治，结合教育改革，缩短学制，加强体育、卫生、艺术与劳动实践教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到了70年代，近视眼防治取得显著成绩。
在目前的近视眼防治体制下，眼科专业机构与儿少或学校卫生系统是分离的，文教卫生系统更难以有机结合。由于体制的限制和缺乏公共卫生知识，眼科专业机构通常只能坐等患者上门，错失防治近视眼的最佳时机，预防职能受到限制；预防医学领域儿少或学校卫生系统通常由于眼科临床经验不足，以及研究儿童视觉发育的专业人员较少，在指导近视眼的预防性诊疗方面，通常权威性不强，视觉干预职能亦受到限制。教育系统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严重缺乏，校医的健康教育职能通常得不到充分发挥，非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保健知识有限，学校健康教育职能受限。现有体制难以保证国家卫生方针的有效贯彻，难以有效防止近视眼的发生与发展，亟须深化改革。
青少年近视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全面贯彻国家卫生方针。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依靠科技与教育，为人民的视力健康服务。认真总结新中国医学保健网络建设经验，文教卫生共同努力，建立健全国家近视眼防治体系，让全体学生从小就能享受到眼科健康教育与视力保护服务，掌握必需的护眼知识与技能。切实加强近视眼的早期预防，在学生视力监测的基础上，加强屈光监测，将学生屈光状况作为常规监测项目，根据人的屈光发育规律与屈光阈值研究成果，对于有明显近视趋势的隐性近视患者，尽早采取有力的干预措施，将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落到实处[4]。
4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我国近视防治科学研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近视眼防治的关键是研究出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新加坡于90年代后期成立了国家近视眼委员会，并于2001年启动了国家近视眼预防项目[6]。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眼科研究所近年来组织全国多家眼科中心对于渐进多焦点眼镜与透气性眼镜等的近视控制作用进行了协作研究，然而至今尚未发现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6，7]。最近，该院明确指出将研究重点转向预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儿少或学校卫生学与眼科视觉科学都取得了很大进展。1982年，北京大学儿童与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成立。1983、1984年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研究中心相继成立。1986年，北京大学儿童视觉研究中心成立。1988年，我国成立最早的北京市眼科研究所被确定为世界卫生组织防盲合作中心。1990年卫生部眼科学重点实验室在中山眼科中心成立。1992年，卫生部视光学研究中心在浙江温州医学院成立。1992年，我国教育部近视眼防治专家指导组成立。2000年，温州医学院近视眼研究所成立。2002年10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儿少或学校卫生中心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挂牌。2002年11月，卫生部近视眼防治重点实验室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立。近年来，近视眼防治实验研究进展迅速，然而临床研究多年来进展缓慢。
2003年9月，北京嘉铖视欣近视防治研究中心(其前身为创建于1997年的河南嘉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中心在世界眼科基金会中国分会与教育部全国学生近视防治专家组的指导下，根据中医的“上医医国”思想与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认真总结新中国预防医学经验，在近视眼防治体系建设方面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全国各地教委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与学校领导、校医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建立了2000余个视力保健站与保健中心，建立起了6000多人的视力保健队伍。以中医药食同源、具有明目功能的中药枸杞子等与能够促进青少年儿童视觉发育的牛黄酸等营养成分生产的保健食品(视欣营养口嚼片)结合眼部穴位按摩与导引(视欣明目功能操)、眼科健康教育与行为矫治等中西医结合综合措施为30余万青少年近视患者进行了防治，对于初发轻度近视的防治取得了较好效果。证明中西医结合综合措施是防治近视的可行途径，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推广[3]。
2005年6月1日，由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儿少或学校卫生中心与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学校卫生分会主办、北京嘉铖视欣近视防治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中国青少年防治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儿少或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季成叶教授、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刘克玲副会长、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非传染病预防控制管理处孔灵芝处长、教育部全国学生近视防治专家组组长徐广第教授、副组长李淑珍教授、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儿童视觉研究中心任华明教授与北京嘉铖视欣近视防治研究中心樊舒非主任等就我国青少年近视防治工作分别致辞和做专题演讲。笔者写的《弘扬中医预防医学思想，加强我国近视防治工作》与《青少年学生近视应及早综合干预》两篇论文在大会交流，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好评。
弘扬中医上医医国思想，认真贯彻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文教卫生有机结合，产学研有机结合，健全我国近视防治体系，充分发挥教育部全国学生近视眼防治专家指导组与卫生部近视眼防治重点实验室的作用，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开展大规模的近视眼早期综合干预研究，让祖国的下一代每人都有理想的屈光、理想的视力，是近视眼防治工作的根本任务[8]。
【参考文献】
1 杨贵仁.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研结果.中国学校卫生,2002,23(1):2-3.
2 郑荣领,雷士光.学生近视的预防.中国学校卫生,2003,24(1):93-95.
3 郑荣领，翟黎东，李淑珍.中医治未病思想对于青少年近视防治的特殊意义.中华现代眼科学杂志,2004,1(4):329-332.
4 戴志澄.我国实施“预防为主”方针的历史经验.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3,4(4):244-245.
5 Editorial.Lessons for and from China.Lancet,2000,356(9238):1285.
6Choo V.A look at slowing progression of myopia.Lancet,2003,361(9369):1622-1623.
7 Gwiazda JE,Hyman L,Norton TT,et al.Accommodation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yopia progress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reatment in COMET children.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2004,45(7):2143-2151.
8 朱海江,杨建立,秦怀金,等.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整合行动势在必行——首届中美医学与公共卫生整合行动研讨会纪要.中国公共卫生杂志,2004,20(12):T1-2.
作者单位：
1 100089 北京，北京嘉铖视欣近视防治研究中心
2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
3 北京，北京大学眼科中心(指导)
(编辑：建 伟), 百拇医药(郑荣领 翟黎东 樊舒非 徐广第 李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