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和《易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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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6日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那么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
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我们怎么可以证明此欠缺呢？请看徐光启的事例。大家知道徐光启(1562～1633)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臣，而且是一个大学者。他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人，翻译了前六章。他们翻译的原版，现在在国内还有几本，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看过一本。
“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估计。后来牛顿写了Principia Mathematica。如果你翻一下此书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方法完全是照着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方法，是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它是照抄欧几里德的推演法的形式。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他的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 百拇医药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了推演法的一个特点：“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绝对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对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徐光启又有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
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
这也是推演法的特点。懂了推演法的精神以后就知道推演其实比归纳容易。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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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讲这句话会使很多人觉得，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觉得我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攻击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不在我今天所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
二、汉语汉字的成因
世界上原始语言与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的，单音的语言是仅有的，我不晓得任何一种别的成熟的语言是像汉语这样单音的。近年考古学家发现一万六千年以前江西的居民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的粮食，所以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中华文化。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有语言，我们也有理由可以假设，我们的祖先所用的这些语言是复音的，那么后来怎么变成单音的汉语呢？
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是十分独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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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因为受了《易经》的影响。卦名是单音的，乾、坤……都是单音的，是统治者用的、神秘的、有影响的、念起来有份量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单音符号的价值观，而影响了后来整个汉语的发展。在座有语言学的专家，我这个讲法是很大胆的，希望不被语言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们看元、亨、利、贞、吉、凶、阴、阳、日、月、天、地这些有声有色、有份量的、讲出来有影响的单音字对于整个语言文字的发展当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说我猜想汉语、汉字所以变成单音的语言文字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三、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深又极广。下面我简单讨论它对汉语、汉文法、文学、艺术、书法等的影响。
英文“Word”，通常翻译为“字”，这不恰当。应翻译为词，是由一个或好几个字构成的。比如“现代”、“所以”，都是两个字的词。词可以是一个、两个或更多字所组成的，可是绝大多数是一个或者两个字的，很少有3个字以上的词。多半的3个字或以上的词都是复词，或是音译的词。前者例如“外祖父”，“洞庭湖”，后者例如“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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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开始翻译元素名字的时候也只用一个字，“氧”、“硫”、“镭”这些在英文里面都是复音的，在中国翻译都变成一个单音的词。为什么这样吝啬呢？我认为在中华文化形成时代，在汉语形成时代，受了《易经》的卦名的影响，发展出来了精简为美，浓缩为美的深层观念。此审美观影响了词的形成。
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深层文法，然后在此深层文法之上，不同的语系各自发展，这是Chomsky的一个大发现。比较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等，汉语亦然。可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少用助词，例如不说“我的父亲”而说“我父亲”；不说“慢慢地跑”，而说“慢慢跑”，把助词省略掉了。所以西方人说中文是电报式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好的古文确实是极美的文学。美的原因之一就是古文不遵循通常文法的发展方式，而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伸延。
联想在世界任何文学之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在汉文文学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汉文中的词常常建构于数个单音的字，就往往是根据联想而形成的。譬如风气、风云、风流、风景、风光、风雨、风俗都是联想形成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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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词的结构更进一步促使汉文学演化成联想的文学，“云想衣裳花想容”、“秦时明月汉时关”就都是升华了的联想。
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精神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
至于说《易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非常清楚了。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而书法显然与《易经》的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精神有直接关系。我一个好朋友书法家、雕塑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面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书法。”我所以完全同意他这句话，就是因为书法把《易经》的精神具体化了，现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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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我们怎么可以证明此欠缺呢？请看徐光启的事例。大家知道徐光启(1562～1633)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臣，而且是一个大学者。他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人，翻译了前六章。他们翻译的原版，现在在国内还有几本，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看过一本。
“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估计。后来牛顿写了Principia Mathematica。如果你翻一下此书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方法完全是照着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方法，是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它是照抄欧几里德的推演法的形式。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他的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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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了推演法的一个特点：“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绝对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对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徐光启又有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
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
这也是推演法的特点。懂了推演法的精神以后就知道推演其实比归纳容易。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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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讲这句话会使很多人觉得，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觉得我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攻击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不在我今天所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
二、汉语汉字的成因
世界上原始语言与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的，单音的语言是仅有的，我不晓得任何一种别的成熟的语言是像汉语这样单音的。近年考古学家发现一万六千年以前江西的居民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的粮食，所以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中华文化。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有语言，我们也有理由可以假设，我们的祖先所用的这些语言是复音的，那么后来怎么变成单音的汉语呢？
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是十分独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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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因为受了《易经》的影响。卦名是单音的，乾、坤……都是单音的，是统治者用的、神秘的、有影响的、念起来有份量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单音符号的价值观，而影响了后来整个汉语的发展。在座有语言学的专家，我这个讲法是很大胆的，希望不被语言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们看元、亨、利、贞、吉、凶、阴、阳、日、月、天、地这些有声有色、有份量的、讲出来有影响的单音字对于整个语言文字的发展当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说我猜想汉语、汉字所以变成单音的语言文字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三、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深又极广。下面我简单讨论它对汉语、汉文法、文学、艺术、书法等的影响。
英文“Word”，通常翻译为“字”，这不恰当。应翻译为词，是由一个或好几个字构成的。比如“现代”、“所以”，都是两个字的词。词可以是一个、两个或更多字所组成的，可是绝大多数是一个或者两个字的，很少有3个字以上的词。多半的3个字或以上的词都是复词，或是音译的词。前者例如“外祖父”，“洞庭湖”，后者例如“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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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开始翻译元素名字的时候也只用一个字，“氧”、“硫”、“镭”这些在英文里面都是复音的，在中国翻译都变成一个单音的词。为什么这样吝啬呢？我认为在中华文化形成时代，在汉语形成时代，受了《易经》的卦名的影响，发展出来了精简为美，浓缩为美的深层观念。此审美观影响了词的形成。
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深层文法，然后在此深层文法之上，不同的语系各自发展，这是Chomsky的一个大发现。比较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等，汉语亦然。可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少用助词，例如不说“我的父亲”而说“我父亲”；不说“慢慢地跑”，而说“慢慢跑”，把助词省略掉了。所以西方人说中文是电报式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好的古文确实是极美的文学。美的原因之一就是古文不遵循通常文法的发展方式，而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伸延。
联想在世界任何文学之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在汉文文学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汉文中的词常常建构于数个单音的字，就往往是根据联想而形成的。譬如风气、风云、风流、风景、风光、风雨、风俗都是联想形成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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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词的结构更进一步促使汉文学演化成联想的文学，“云想衣裳花想容”、“秦时明月汉时关”就都是升华了的联想。
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精神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
至于说《易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非常清楚了。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而书法显然与《易经》的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精神有直接关系。我一个好朋友书法家、雕塑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面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书法。”我所以完全同意他这句话，就是因为书法把《易经》的精神具体化了，现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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