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念差距中体味人生
马凯50多年前生于北京，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还纯正。他酷爱川菜、红烧肉，最恨吃西餐，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与教育工作，即使你见到那高鼻深目、白肤棕发的外貌也很难相信他是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我与马凯，既是老校友，也是老朋友。在与他20年的交往中，有两件事最令我回味无穷。它们不但使我深深体会到世界东西方观念的差距，也使我的心灵得到了成长，受益匪浅。
伦敦的亲戚说没事儿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接二连三发生爆炸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而马凯已买好飞机票，9日就要与母亲到伦敦去避暑消夏了。在中国，马凯的母亲——伊莎白教授，是与丈夫柯鲁克同样著名的外国专家，退休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任教，现已90岁高龄。按照中国传统思维，这样的老人，别说是遇到恐怖袭击，就是身处预防恐怖袭击的紧张气氛都难以承受，应该让她远离危险地带。所以，我在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地打电话告诉马凯这一突发事件，并特别表示了对他母亲回英国的担忧。马凯却不太以为然地说：“还去不去英国，我考虑考虑再说吧，你的意思是不让我走，对吗？”凭着对他的了解，我听出了马凯的话外音：他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后来，他果然如期成行。过了二十几天，马凯较母亲先期回中国了。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自己与母亲在英国生活得非常好。他还调侃地说：“说英国危险，不让我去的都是中国人；而英国的亲戚都说‘没事儿，来吧’。确实，大家都很好，也很高兴。”马凯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伦敦时，那里又发生了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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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西方人与东方人看待事物那迥然不同的观念。西方人就是这样富于冒险和乐观精神，而不像我们东方人的思维，通常谨小慎微，甚至悲观。反思多年来与马凯一家人的交往，自己在他们那种观念及精神的影响下，确实变得勇敢和自信多了；也使自己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他不会喜欢你哭
国际主义战士、我国著名英籍外国专家、原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柯鲁克教授，是马凯的父亲。2000年秋的一天，马凯突然来电话说：“我爸病危住医院了，你是医生‘懂行’，请来给我帮个忙。”我二话没说，立刻赶到协和医院外宾病房柯老的病床前。看着眼前柯老那痛苦、衰弱的样子，连翻身都要特护费劲地帮忙，想到以往他那热情爽朗的话语、开朗和蔼的微笑，想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新中国的建设无私奉献了一生，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此时，马凯却对我说：“你找医生问问，有没有给我爸用维持生命的营养药？如果用了，请医生停掉!”我大惑不解地问：“营养药能够使他多维持一段时间生命，为什么不让用？”“我爸和我妈早就签署过一个文件，要求在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失去功能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就自然结束生命。现在，我们要尊重我爸的意愿，不能再延长他的痛苦了!”马凯这番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还嗫嚅着不知该说什么时，柯老的特护已眼圈发红、泪光闪烁，她有些激动地说：“柯老高尚，令人敬佩啊!我们真要好好向他老人家学习!”如此，我只有默然地帮助马凯去与医生协商了。尽管，医生最终表示理解，并同意按照家属要求处理这一问题，但我总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孝”包涵着子女要眷恋、挽留父母的生命。当我返回柯老病床前时，见到柯老夫人正在平静地给柯老读书，马凯不时地对柯老说几句笑话，而此时柯老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已经很困难了，自己心里由衷地感到难过，忍不住小声对马凯嘟囔着：“你怎么还能那么轻松地笑？这要是我爸，我会趴在他的床头上哭!”马凯赶紧向我摆摆手，轻声说：“你可别这么说，他要是听见这话会生气的。他不会喜欢你哭!”
, 百拇医药
不久以后，传来柯老去世的消息，没有遗体告别。马凯只是通知我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柯老的追思会。会场设在一个宽敞的大教室，没有挽联、哀乐，也没有黑纱、白花，更没有人穿黑色丧服，只是门外的玻璃走廊上临时拉起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挂满了人们对柯老的纪念文章，我也把自己在《博爱》杂志上发表的《英国专家柯鲁克、伊莎白夫妇在华侧记》挂在了其中。百余名参会者多是柯老的同事、学生以及与他一家熟悉的人。在宽敞、明亮的会场里，摆放着讲台及麦克风，还有几盆优雅的花草，一切都是那么温馨，就好像是等待着柯老再一次登台讲课。大约有六七人先后走上讲台，深情地回忆了与柯老在一起渡过的那些愉快、紧张的时光，其中柯老夫人回忆了“文革”中，她与柯老共同经历的一段艰难岁月。追思会的高潮，是柯老的学生们共同引吭高歌老师生前喜欢的，也是他在遗嘱中希望大家为自己唱的歌，其中《Bella,ciao!》(前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歌《啊，朋友再见!》，原为一首意大利游击队歌曲)和《解放区的天》两首歌，代表了柯老一生最珍视的日子——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和在中国解放区参加土改。会后，柯老的夫人微笑着站在门口，直到送走最后一位参会者。
这一时期，与马凯全家的交往，使我亲眼目睹了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理解了西方世界观的精华部分。回首这些往事，至今还感到有一种力量在呼唤、震撼着我的心灵。, 百拇医药(胥晓琦)
伦敦的亲戚说没事儿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接二连三发生爆炸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而马凯已买好飞机票，9日就要与母亲到伦敦去避暑消夏了。在中国，马凯的母亲——伊莎白教授，是与丈夫柯鲁克同样著名的外国专家，退休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任教，现已90岁高龄。按照中国传统思维，这样的老人，别说是遇到恐怖袭击，就是身处预防恐怖袭击的紧张气氛都难以承受，应该让她远离危险地带。所以，我在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地打电话告诉马凯这一突发事件，并特别表示了对他母亲回英国的担忧。马凯却不太以为然地说：“还去不去英国，我考虑考虑再说吧，你的意思是不让我走，对吗？”凭着对他的了解，我听出了马凯的话外音：他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后来，他果然如期成行。过了二十几天，马凯较母亲先期回中国了。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自己与母亲在英国生活得非常好。他还调侃地说：“说英国危险，不让我去的都是中国人；而英国的亲戚都说‘没事儿，来吧’。确实，大家都很好，也很高兴。”马凯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伦敦时，那里又发生了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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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西方人与东方人看待事物那迥然不同的观念。西方人就是这样富于冒险和乐观精神，而不像我们东方人的思维，通常谨小慎微，甚至悲观。反思多年来与马凯一家人的交往，自己在他们那种观念及精神的影响下，确实变得勇敢和自信多了；也使自己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他不会喜欢你哭
国际主义战士、我国著名英籍外国专家、原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柯鲁克教授，是马凯的父亲。2000年秋的一天，马凯突然来电话说：“我爸病危住医院了，你是医生‘懂行’，请来给我帮个忙。”我二话没说，立刻赶到协和医院外宾病房柯老的病床前。看着眼前柯老那痛苦、衰弱的样子，连翻身都要特护费劲地帮忙，想到以往他那热情爽朗的话语、开朗和蔼的微笑，想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新中国的建设无私奉献了一生，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此时，马凯却对我说：“你找医生问问，有没有给我爸用维持生命的营养药？如果用了，请医生停掉!”我大惑不解地问：“营养药能够使他多维持一段时间生命，为什么不让用？”“我爸和我妈早就签署过一个文件，要求在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失去功能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就自然结束生命。现在，我们要尊重我爸的意愿，不能再延长他的痛苦了!”马凯这番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还嗫嚅着不知该说什么时，柯老的特护已眼圈发红、泪光闪烁，她有些激动地说：“柯老高尚，令人敬佩啊!我们真要好好向他老人家学习!”如此，我只有默然地帮助马凯去与医生协商了。尽管，医生最终表示理解，并同意按照家属要求处理这一问题，但我总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孝”包涵着子女要眷恋、挽留父母的生命。当我返回柯老病床前时，见到柯老夫人正在平静地给柯老读书，马凯不时地对柯老说几句笑话，而此时柯老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已经很困难了，自己心里由衷地感到难过，忍不住小声对马凯嘟囔着：“你怎么还能那么轻松地笑？这要是我爸，我会趴在他的床头上哭!”马凯赶紧向我摆摆手，轻声说：“你可别这么说，他要是听见这话会生气的。他不会喜欢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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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传来柯老去世的消息，没有遗体告别。马凯只是通知我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柯老的追思会。会场设在一个宽敞的大教室，没有挽联、哀乐，也没有黑纱、白花，更没有人穿黑色丧服，只是门外的玻璃走廊上临时拉起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挂满了人们对柯老的纪念文章，我也把自己在《博爱》杂志上发表的《英国专家柯鲁克、伊莎白夫妇在华侧记》挂在了其中。百余名参会者多是柯老的同事、学生以及与他一家熟悉的人。在宽敞、明亮的会场里，摆放着讲台及麦克风，还有几盆优雅的花草，一切都是那么温馨，就好像是等待着柯老再一次登台讲课。大约有六七人先后走上讲台，深情地回忆了与柯老在一起渡过的那些愉快、紧张的时光，其中柯老夫人回忆了“文革”中，她与柯老共同经历的一段艰难岁月。追思会的高潮，是柯老的学生们共同引吭高歌老师生前喜欢的，也是他在遗嘱中希望大家为自己唱的歌，其中《Bella,ciao!》(前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歌《啊，朋友再见!》，原为一首意大利游击队歌曲)和《解放区的天》两首歌，代表了柯老一生最珍视的日子——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和在中国解放区参加土改。会后，柯老的夫人微笑着站在门口，直到送走最后一位参会者。
这一时期，与马凯全家的交往，使我亲眼目睹了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理解了西方世界观的精华部分。回首这些往事，至今还感到有一种力量在呼唤、震撼着我的心灵。, 百拇医药(胥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