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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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经方沙龙
(2004年8月16日)
黄 煌 张薛光
一
张：叶橘泉先生曾对日本汉方的剂量能否有效表示怀疑，后来“文革”下放农村三年期间他进行了充分的验证，得出能起到应有的疗效这一结论。如何看待日本汉方小剂量长期服用的方法，与国内常规剂量，治疗周期较短所发挥的疗效相比，有没有区别？日本汉方使用剂量偏小，其实有的已经不再是经方原来的剂量比例了，可谓有方名而无其实，而且，颗粒剂与传统煎剂在疗效上尚不能轻易划上等号，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对待他们的这些治疗经验？
老师：日本汉方用量确实不大。从现代汉方巨头的大塚敬节先生所著的《诊断处方与汉方疗法》一书中所用的煎剂处方来看，仅是我常用剂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半夏厚朴汤为例，大塚先生的处方为半夏 6 克、茯苓 5 克、生姜 4 克、厚朴 3 克、紫苏 2 克，而我的处方常用量为半夏 12 ― 20 克，茯苓 10-20 克、生姜 10-15 克、厚朴 6-12 克、紫苏 6-12 克。那么，这些剂量也同样在日本发挥着作用，要不然，大塚先生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声誉，而且，这种剂量也非大塚先生一人如此，许多日本医家均是如此。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去验证，但根据我在国内的用药经验来看，临床处方的用量变化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一是病情：病情急且重，如剧痛、高热等，当用大剂量。比如我前不久治疗一例肿瘤高热不退，耳后淋巴结肿大如鸡蛋，我柴胡用至 30 克、黄芩 20 克、连翘 70 克。但如果是慢性病，或者是心理疾病，则用药量小，你可能看到我有时柴胡用量仅 6 克、半夏 6 克、龙骨牡蛎各 10 克者。
二是体质状态，一般来说，体质壮实、食欲旺盛者，或者青壮年，可以量大些；而体质状态差，食欲不振，或者年老体弱者，则用量小一些。
三是疗程。疗程短者，用量要大，意在速战速决，而疗程长者，则可用小剂量常服，比如我治疗许多渴求中药治疗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所给的药物，大多是量小而且安全无毒的。因为这些病人经常是服用半年或数年。大剂量肯定对其身体不利。
当然，还有其他影响用药量的因素，比如药物饮片的质量问题，药物煎煮法的问题，病人服用量的问题等等，如果都能考虑是很好的，但是，在临床很难说清楚。所以，我一般对这些问题就不与考虑了。好，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
那么，导致中日剂量悬殊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这是相当复杂的。
这里有价格的原因，日本历史上医学是属于贵族享有的，再加上许多中药依靠从中国进口，价格也就非常昂贵，就是现在的颗粒剂，也不便宜。仅四味药物的四逆散每天约需 500 日元，相当于人民币 30 多元。所以，医生会惜量如金。
这里有国民性格的原因，日本人很节约，服药不会浪费，可以说是汤药滴滴入口，有时就以少胜多。日本人还很迷信药物，服用的时间相当长，所以，不必求速效，而图缓功者就可以用小剂量，我国历史上明代医家也多是这样，如薛立斋等。
除以上的因素外，日本对此还有认为日本人体质柔弱，不胜药力的说法，有日本使用的饮片质量上乘故不须大量的说法，以及日本的水质是软水，煎煮时有效成分易于析出的说法等。但是，现在日本的医生也未必小量，京都的江部洋一郎医生就是大剂量派，半夏曾用过 120 克，如此大量，我也为之瞠目。我想，对这个问题，现在要拿出完美的答案很困难。以上的意见，是供你再思考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尽管中日两国中医在用药量上有差异，但是并不影响相互经验的借鉴。因为用的处方药物，中日是一致的，而且，由于日本多用成方而不加减，这对研究这些处方的应用规律是很有帮助的。日本在古方的现代应用方面，在方证的识别方面，有许多相对稳定的标准，可供我们参考。
关于颗粒剂问题，这是中药剂型改革方面的实践，目前中国和日本的思路和做法尚不一致。日本更注重复方颗粒，而我国目前开始用单味颗粒。复方颗粒保留了煎剂共煎的优势，但不能加减，尤其是药量上的增减。单味颗粒方便了配制个体化处方，但传统煎剂的优势能否保住，传统的经验能否利用，都是问题。所以，这些问题还需要扎扎实实地研究。剂型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将流传了几千年的汉字改为罗马拼音文字，则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弄不好，几千年中国民族积累起来的用药经验可能缺乏有效的载体而丢失。
生：曾经听一位教授讲过汉字改革的历史，当时差一点点就要把古老的汉字改为拼音文字，还是周恩来总理委婉的谏言才停止了这项计划的。方块字没有了，千年文明可能也会失去传承。不过，汉字简化使用后，还是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的。
言归正传，关于中药颗粒剂的问题，最近刚好看到《中国中医药报》(二零零四年八月份)上刊登了李兴培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将每味中药制成颗粒剂后再调配成方，与饮片配方后混煎相比，大相径庭，所以眼下不宜轻率地废弃中药传统的混合煎煮法。李教授列举了几组资料作为佐证：(1)有学者比较研究了生石膏单味和在17个成方汤剂中的含量变化，并观察与一些已知成分同煎时，对其溶解度的影响。实验表明：复方汤剂溶液中石膏含量大多数比单味石膏溶液有所增加，石膏与一些含有机酸、鞣质、维生素和生物碱盐类等在水中同煎时，可使其溶解度增加。石膏在成方汤剂中含量增加，亦即含石膏汤剂的混煎在临床上有重大意义。(2)又如《伤寒论》中提出，葛根汤应先煎麻黄与葛根，后入其它药。经过研究发现，如此煎法则葛根中淀粉先溶于水成胶状，可以帮助麻黄素溶解，可能是形成复合物，且使麻黄素在水中稳定，不易受蒸气、热等破坏。(3)有学者为了探讨牡蛎在汤剂煎煮中的作用，比较研究了小柴胡汤、大柴胡汤、乙字汤(日本经验方：当归、柴胡、升麻、黄芩、甘草、大黄)、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以及柴胡桂枝汤加牡蛎等七个方剂。此七个方剂中都有柴胡，前四个方剂中无牡蛎，后三个方剂中含牡蛎。研究发现，牡蛎的作用主要是在煎煮过程中中和酸性物质，提高汤液PH而阻止柴胡皂甙d的分解，以加强柴胡的药效。由此可见，中药有效成分在煎煮阶段的复合作用，并不等同于在体内发挥药效时的协同作用或拮抗作用。
所以说，中药复方煎剂绝非单味中药的机械总合，乃是历经浸泡、高温加热煎煮后，具有特殊的效用协同和毒理拮抗作用。
说到传统煎煮法，现在有了先进的煎药机器，为方便起见，患者可以选择机器代煎，故而中药都是一股脑的“下锅”，也不分“先煎”、“后下”等特殊煎药法了。当然，这其中大部分也是寻常的中草药，也不须特殊煎煮方法。
但有些特殊煎煮法关系到汤药的功效，是不能含糊的。比如，张仲景的煎煮法，规矩就很多，有主要药宜先煎者，如麻黄类方中的麻黄宜先煮，并去上沫；茵陈蒿汤先煮茵陈。有主要药不宜久煎者，如大承气汤后下大黄；桂枝人参汤后煮桂枝。有去滓再煎者，如小柴胡汤。有以多量水久煮者，如炙甘草汤 “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酒、水合为十五升，煎取三升，是将药汁浓缩成稀膏，非用慢火久煎莫得。《伤寒论》中此为最久煎之方剂(岳美中语)。还有特殊煎服法的，如大黄黄连泻心汤须麻沸汤渍，须臾绞去滓；乌头汤、乌头桂枝汤都是先用蜜煎乌头，再合其他药味煎煮。
中药传统剂型很多，如丸、散、膏、丹，都有它们各自的应用场合。请老师谈谈临床上如何有效合理的使用这些剂型，从而弥补单一的汤剂在治疗上的缺陷。
黄煌：单一的汤剂其治疗范围是有局限的。当年徐灵胎先生曾尖锐地批评过“只以一煎方为治”的时弊。张仲景就不仅仅用汤药，还用丸、散等剂型，比乌梅丸、麻仁丸、四逆散、当归芍药散、五苓散等。剂型的确定应当根据病情的需要，这里面离不开传统的经验，尤其是经典著作的经验。比如小柴胡汤就应以汤剂为好。宋代名医朱肱曾治疗当时太守盛次仲疾，诊断为小柴胡汤证，但仆人给以小柴胡散，不仅病不愈，反而有胸满，后朱肱亲自煎煮，进二服，是夕遂安。就是一例。去年来自山海关市中医院的进修医师赵立波，就介绍了他用五苓散、当归芍药散治病的经验，说常常汤剂不愈，改为散剂，就立愈。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现在也在摸索应用散剂治病的经验。
中药单味颗粒的使用，也需要摸索经验。我用单味颗粒，一般掌握以下原则，一是小方，味数一般在5味左右，最多不超过10味；二是以补益药为主，味道比较好入口的，因为黄连的颗粒剂，味道实在太苦了。三是慢性病，即用于调理的。四是病人愿意，这里要考虑价格因素。
张：中药的剂量问题确是大问题。众所周知，《伤寒论》的桂枝汤，芍药加倍后就变为桂加芍药汤，桂枝加倍后就变成桂枝加桂汤；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同样都是由大黄、枳实、厚朴组成，但三方的剂量比例都不同，小承气汤大黄四两、厚朴二两、枳实三枚，厚朴三物汤大黄四两、厚朴八两、枳实五枚，厚朴大黄汤大黄六两、厚朴一尺(相当于十两)、枳实四枚；再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药物的炮制、煎煮法暂且不论，它们的功效、适应症肯定是有差别的。还有，同一药物的不同剂量在的复方中又发挥着不同的功效，如柴胡，有用八两的、四两的、二两的，还有六分的；芍药有用一斤的、八两的、六两的、三两的；半夏有用二升的、一升的、半升的、五合的；地黄有用二斤的、一斤的、十两的、八两的、六两的等等，岂能用疏肝解郁、和解少阳、柔肝缓急、调经养血、养阴生津等术语一概了之，然后轻易的划定一个用量范围，如教科书上柴胡3～10克，芍药10～30克，半夏3～10克，地黄10～30克，难道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教给学生这些吗？
张仲景通过对药物剂量加减变化提醒后人，要多注意这些问题的研究。其实，不单单是中药，针灸穴位的针刺角度、深度也很讲究，如针刺内关穴半寸、一寸、一寸半，功效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在遣方、用药、进针等实用技艺上实现规范，制定出能为大多数人运用的标准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继承、创新呢？在取得疗效，并且是经得起重复验证的疗效后，再去研究背后复杂的机理，印证某些学派的学说，也必然能有新的发现和更进一步的创新。
日本汉方医师的经验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日本在古方的现代应用方面，在方证的规范方面，在重视传统诊法——腹诊方面，还有一贯堂医学及其体质学说等等。
在古代日本的流派中，有些如古方派，他们是否定《内经》的，否定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的，而到了近现代，大部分汉方医师是“西学中”转变而来的，因此大多也是不讲传统的阴阳五行、脏腑辨证的，但指导他们的是在现代医学明确诊断前提下 “方证相应”的思想，在这一诊疗体系下，临床应用中药治疗疾病也颇多效验，这是不可否认的。如用大柴胡汤合黄连解毒汤治疗全身寻常性牛皮癣，黄连阿胶汤治疗全身皮肤瘙痒症，桂枝茯苓丸加薏苡仁、大黄治疗掌跖脓疱症，五苓散治疗三叉神经痛，麻杏薏甘汤加术治疗浆液性膝关节炎有积水时，葛根汤提取物粉末剂抗疲劳、恢复精力，柴苓汤治疗带状疱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脱发，小柴胡汤加桔梗石膏治疗全身湿疹等等。
他们对这些常用处方的应用目标都作了规范，在汉方期刊上公布，便于掌握和应用。比如，《汉方の临床》规定，桂枝茯苓丸的应用目标为：(1)精神神经系症状：健忘，精神异常，感情失调，眩晕，头痛，头重感；(2)血流异常：手足冷，手足麻木，手足烦热，静脉瘤，静脉曲张；(3)皮肤粘膜变化：唇青黑色，齿龈青黑色，皮肤斑点，色素沉着，皮肤知觉异常，皮肤干燥，鳞片状落屑，皮肤毛细血管扩张；(4)腹部变化：腹部抵抗感，硬结，肿疡，腹满感；(5)女性生殖系症状：月经不调，带下，不孕；(6)出血及出血倾向。如出现上述症候群即可考虑使用本方。
他们还对临床各科疾病使用频率较高的中药处方作了归纳，比如慢性支气管炎繁用处方：(1)麻黄剂：麻杏石甘汤、五虎汤(麻杏石甘汤加半夏、陈皮、桑白皮)、华盖散、小青龙汤、麻附细辛汤、桂姜枣草黄辛附汤、神秘汤；(2)柴胡剂：小柴胡汤，小柴胡汤加桔梗石膏、柴朴汤、柴陷汤、小柴胡汤和麻杏石甘汤、大柴胡汤、四逆散、柴胡桂枝干姜汤；(3)其他：麦门冬汤，半夏厚朴汤、温胆汤、小建中汤等。又如蕁麻疹繁用处方：(1)急性期：(A)茵陈剂，如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B)麻黄剂，如葛根汤、桂麻各半汤、小青龙汤；(C)承气类；(2)慢性期：(A)柴胡剂：如十味败毒散(柴胡、甘草、防风、荆芥、连翘、桔梗、川芎、茯苓、生姜、独活、樱皮)、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丹栀逍遥散；(B)驱瘀血剂，如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气汤；(C)防风通圣散、温清饮、白虎汤、真武汤。总的来说，这些规范简捷明了，而且是从经验的累积中得来的，并没有主观臆测、思辨推理。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既然是使用中药处方，就应该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下，按照理法方药的规矩来，先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理论解释临床表现，总结出病机，然后提出治则，再处方用药，一环扣一环，否则就不是“正宗”的辨证论治。所以也就认为，否定以《内经》为代表的传统阴阳五行理论首先是要批判的，日本汉方医师临床诊疗的这种思路以及他们的经验理所当然也是不可取的。我认为这种认识是草率的，这么说来，日本的汉方医师都个个停业，不看病啦!因为没有辨证论治，处方用药要不没效，要不图财害命，个个都等着让患者投诉吗？显然不是的。他们的指导思想其实直接来源于张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
二
生：有报道，在中药新药开发研制的各个环节尚存在着程度不等的低水平重复，缺乏创新、发展和提高。或与现有同类药相比，疗效无明显提高，优点不突出，特色不明显。临床、科研处方用药的随意性和低水平重复开发的无序状态不仅无助于中医药学理论和临床诊疗，而且对我国并不宽裕的卫生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对历经自上千年临床锤炼而铸就的传统古方之“理法”及其证治规律与规范化工作反而不那么重视，不那么投入了。日本却十分重视对经方古方的投入来进行药理、药化、药效学及剂型改进等方面的研究，以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中药处方作用机理，规范其临床适应病证，将其制剂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管理，并迅速推向市场，占领市场。比如开发小柴胡汤治疗慢性肝炎、艾滋病，预防癌症的临床研究就是一例。
请问，经方如何更好的发挥其在中医药现代化、规范化中的作用。
师：医学是一门技术，技术是需要规范的。中医学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如果没有规范，那就不能重复其疗效，就无法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中医学中需要进一步规范的内容很多，其中中药及其配方的临床应用规范最为要紧，因为是给人服用的，用药不规范，轻则无效，重则会出事故。经方是经典配方，就是大家所公认的具有规范特性的配方。这是进行中医规范化研究的最佳素材。正如你说到的，我国这么多年来的中药新药开发，往往是低水平的重复，导致卫生资源的大量浪费。这实在不是聪明之举!日本人是明白的，这些经方，是中国人几千年用自己的身体尝试出来的好配方，是无需支付高昂专利费的无偿提供配方专利，开发经方，无疑是最佳的捷径。所以，他们开发了许多经方用于治疗现代疾病，你说的小柴胡汤是一例，还有葛根汤、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等数百张配方，现在已经有 147 张方剂进入医疗保险。这为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些，应当引起我国的重视。
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经方在中医药现代化、规范化中的作用这个问题，先要说一下经方有那些作用？或者说有那些现代价值？再说如何发挥好这些作用和最大限地实现其现代价值？ 我说经方至少有三大现代价值：
一是临床实用价值。经方本来是治病的有效验方，这本来是毋庸赘言的，但是，现在许多医生不会用，他们认为这些古代的配方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初一听似乎蛮有道理，但细细一想，不对!第一，人类的疾病古今变迁不是很大，有许多疾病古代有，现代也有，比如感冒，比如结核病，比如糖尿病。第二，古今人类的疾病反应方式没有变，比如寒则无汗尿清长，热则汗出口渴尿短黄，古人服大黄腹泻，今人服大黄也腹泻。经方对人而治，疾病虽有不同，而人则一。所以，近代以来有关经方治疗现代疾病的报道连篇累牍，例子不胜枚举。你也看到，我用小柴胡汤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用小建中汤治疗骨髓纤维化，用泻心汤加安宫牛黄丸治疗颅内出血后失忆症，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抑郁症等，无不效果显著。而且经方非常经济，像半夏厚朴汤、五苓散等，不值几个钱。所以，经方这个临床实用价值太大了，对于并不富裕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实用。
二是教学示范价值。经方是历来中医入门的捷径。组成简单，但非常严谨，常常是不可乱动其结构，否则效果就差；甚至其中用药的比例，也不能乱。就像学棋必读棋谱，学书必临颜柳，作诗必先吟唐诗一样，学中医不学经方必难成大医。这是规矩，这是成方圆的基础。经方的这个教学示范价值千万不能忽略。现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搞中医标准化战略，方向正确，但必须首先将经方的临床应用标准和质量控制标准给搞出来才是。
三是商业经济价值。经方是中华民族的临床经验结晶，可就是没有专利，是世界人共享的。不过，在如何应用好经方治疗现代疾病方面，我国还可以形成自己的专利和技术壁垒。就是用于治疗国内市场，那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中国人多，市场太大，只有有一个好品种，就能日进斗金。人家那三九胃太，那排毒养颜胶囊，那板蓝根冲剂，那还不是经方，民间验方尚且如此，那开发出经方来，经济效益可想而知了。日本津村制药公司靠一小柴胡汤就能够日常运行开支，可见经方的商业价值所在。
以上的价值如何发挥？看来首先是提高对经方的认识，对中医的正确认识，不要说到中医，就想到是阴阳五行，是气功导引，是补肾，是吃西洋参，是吃什么补什么。中医的精华在经方。同时，也不要一讲中医现代化，就是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你西医有基础，我中医也有基础，你西医讲器官，我中医讲脏腑，你西医重消炎，我中医有清热，你西医讲免疫力低下，我中医讲气虚脾虚，你有病理，我有病机；你有客观基础，我一定也能找到实质……。中医自有自己的立足点，何必与现代医学争高下呢？学好经方吧，那才是中医的真本事，也是发展中医的基本功。中医学现在正处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化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医，既要看市场，但政府也不能不管。目前我国关于中医经方研究的人才十分匮乏，擅长经方的临床大家已经不多，《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高级教学研究人才十分稀缺，中青年中医对经方的认识十分肤浅，有关经方的科学研究经费不足，问题不少，积重难返。政府要下大力气扶持，有实力的制药集团也可参与，产学研管结合，就能出现复兴经方的局面。
生： 经方的疗效是肯定的，古代医家用“效如桴鼓”形容。由于现阶段经方研究处于低潮，而且国人应用经方讲究的是“得其法而不泥于方”，很多报道又严重失真，这是不利于传承经验和深入研究的，所以在大多数人眼里，看到能使用经方而没有繁琐的加减来治疗疑难杂症似乎只有惊叹的份了。我追随老师门诊半年时间，累积了不少验案，如小柴胡汤治疗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硬币样湿疹、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哮喘、巩膜炎、骨关节炎、发热待查、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高血酯、肥胖、胆石症、慢性胃炎、胃肠功能紊乱、发热伴淋巴结肿大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桃核承气汤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柴苓汤用于肿瘤术后的调理，茵陈五苓散治疗肝炎后肝硬化的肝功长期异常、白球蛋白倒置，五苓散、猪苓汤治疗代谢性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黄连解毒汤、三黄泻心汤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甘草泻心汤治疗口腔溃疡、溃疡性结肠炎，半夏泻心汤、温胆汤治疗慢性胃炎，葛根汤、麻杏石甘汤治疗寻常型痤疮，桂枝茯苓丸、当归芍药散、血腑逐瘀汤用于女性美容，黄芩汤合黄连阿胶汤治疗放射性肠炎，桂枝加芍药汤治疗肠梗阻，小建中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改善体质等等。不仅有疗效，而且经济、廉价，患者确实得到了不少实惠。
谈到现在的中医教育，可以说是中医现代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有一大困惑。前些日子，一篇“中医的现代化是假的现代化”的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医临床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为此感到耻辱。其实，圈子里面的人可能都知道，只是谁也没有去捅破那一层罢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所以，我还是想引用一些触目惊心的话语，好让大家，尤其是我们青年学子要保持警醒的头脑，要有点责任心和使命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说：“中医院校的硕士生做实验做到细胞水平，博士生做实验做到基因水平，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这种中医到临床能看好病吗？实验室里的老鼠能检验中医的成果吗？比如说对中医的一味药进行中药提纯。这味药在整体上没有毒性，疗效很好。提得越纯、越细，毒性就越明显，疗效就越低。那么是以疗效判定药的好坏，还是以纯度判定药的好坏？而现在所谓的中医现代化是以纯度为标准判定药的好坏，这恰恰说明不能用西医这一套标准评价中医。可是，我们中医科研的经费却全都浪费到老鼠身上去了。所谓的科研成果其实都是泡沫。我们中医界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科研是在发展中医还是在消灭中医？中医的学位是不是授予了那些中医学得好的人？”
一位中医界人士所说的，当年为“中医不能丢”所做的努力，中医机构的增加，中医院校数量的增加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空壳，邓老(邓铁涛)称之为“泡沫”，干老(干祖望)称之为“蝉蜕”，是很形象深刻的比喻。一位从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硕士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生涯：“三年研究生学习的最大收获是‘走出校门，跳出正规’”。也就是说，走出已经学不到中医的中医药大学，到民间参访明师寻求真知；跳出已经“走入歧途”(裘沛然语)的中医正规教育，到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体认中医的正道。
邓老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医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确立对中医学的信心，是否对中医学具有信心其实也就是中医是否入门的一个标志。而在目前，中医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危机，而中医教育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信心的危机。中医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能够解决学生的信心问题。”
那就从经方里找回这种信心吧!
经方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可以说，经方是广大劳动群众在科技不发达的远古时代，和疾病斗争实践中，历经千万次的反复观察、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于变化多端的病症反映上，探求疾病发展规律，并于此规律的继承上，制定出这么多百试百验的处方来的。因此，它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而绝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某一个人便能把它创造出来。
试想，一件物品、一种工艺、一种文明保存、传承数千年谈何容易!数千年前的人服用三黄泻心汤治疗出血，现代临床用来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预防脑血管意外；甘草泻心汤古代治疗“狐惑病”，现代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白塞氏病等粘膜疾病；小柴胡汤治疗“寒热往来、胸胁苦满、休作有时”的一种病症，直到现在仍在用，而且广泛运用于临床各科，是中国和日本医师均擅长使用的方剂。还有人通过研究小柴胡汤的历代医案和现代期刊报道，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发现其临床使用指征仍然为“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并没有脱离张仲景列出的这些典型指征，等等，这些绝非偶然!经方可谓是千锤百炼，所以它的疗效是经得起验证和重复的，这也就是经方医学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医学的灵魂所在。就如同《周易》、《论语》、《老子》是中国文化的奠基石，古人称经方为“方剂之祖”，称张仲景为“医圣”，可以想象这其中的分量!
历代医家无不重视经方的学习。如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认为，治伤寒之学，是“学医者第一功夫”。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卷首撰写“劝读十则”，“以读仲师书，为第一劝”，“以经方之疗效神速，为第三劝”，“明经方之有利无害，为第四劝”，“知经方道本中庸，人与知能，为第五劝”等等。晚清医家陆九芝说：“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易，继则大难。”现代名老中医岳美中也指出：“学习中医，我意当从方剂入手，方剂之祖为仲景，因而读书还以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入手为好……总之，仲景之书，分论各治，既昭示人辨证论治的原理原则，又指出了辨证论治的具体方法，其规律之谨严，对临床实践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实是中医书籍的精髓，最宜反复钻研。”
请老师谈谈，在古代文献比如历代《伤寒论》、《金匮要略》研究著作、医案中，我们学习的着眼点应放在哪里？面对浩瀚的中医书籍，我们又该如何择善而从呢？
巴甫洛夫说：“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无怪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展现出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的头等重要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请老师谈谈经方的研究法。
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囿于西医在医疗上的重大局限，以及卫生保健体系的支付危机，正在开始重新审视并日益重视中医药。在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学和最健全的医疗体系，却根本无法解决西医的两大重大局限。一是高误诊率、西药滥用、西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二是西医解决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占人类疾病的70%。面对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西医发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替代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针灸、中医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被逐步纳入西方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最近正式给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中医药“平反”并“恢复名誉”：“中医学概论”开始被规定列入全国80所专业或综合性大学医学部的必修课程，在2006年起作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一，2008年开始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范围。这一决策预示着，日本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中医药在防治一些令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疑难病、老年病中将会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也必将会加大对汉方、中药科研的投入。
日本中医药学院院长韩晶岩医学博士对《亚洲周刊》表述了他的看法：中医药的国际化，应该向日本学习，即要加强并尽快实现其科学的数据性、实用有效性和方便性的研究与开拓。这方面近年来日本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应该引起重视。现为富山国际传统医学中心研究员的中国医生许风浩，直接参与了该中心多项中医药科学化、实用化和方便化的研究。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藏和财富”，特别是中医药在解决现代社会生活习惯病中，具有西医西药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这种在科学化基础上呈现出的巨大应用化市场前景，实质上是中医药应用市场国际化的历史契机。日本已经领先一步了，但愿中国在这个历史机遇中不要落后。
面对东瀛日本汉方、中药产业迅速发展的态势和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我们政府的主管部门实在是应该审时度势，认清方向，把握好时机，在经方的应用研究上多一些财力的投入和人才的储备。请问老师，我们和日本相比，在经方的研究上有哪些优势？
师：说到日本津村制药公司，不由得想起“小柴胡汤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津村顺天堂制成了小柴胡汤颗粒制剂，并成了畅销药。短短的几年里，津村顺天堂便成了日本乃至世界注目的制药企业，财富积累走向巅顶。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不断爆出小柴胡汤有副作用的新闻，1991年4月日本厚生省向医师、药剂师下达了要注意小柴胡汤导致间质性肺炎的通告。1994年1月～1999年12月报道了因小柴胡汤颗粒的副作用发生了188例间质性肺炎，其中22人死亡。结果津村顺天堂1997年破产，2000年津村顺天堂社长津村昭被判刑3年。一个药方可使一个企业兴旺，又可使其灭亡，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小柴胡汤是首千古名方，是中医“和解剂”的代表方，从古自今都有许多医家擅长使用。宋代许叔微有“小柴治咳值千金”的说法，宋代的《苏沈良方》也对本方应用的指征尝试过规范：“此药(指小柴胡汤)虽主数十证，大要其间有五证最的当，服之必愈：一者身热，心中逆和吐；二者寒热往来者；三者发潮热者；四者心烦胁下满者，或渴或不渴；五者伤寒已差后，更发热者。”可以看出，五证中有四证都有发热，看来本方治疗发热性疾病也是十拿九稳的，那是不是所有人的咳嗽、发热都有效呢？显然有辨证的问题。就顺便请老师谈谈使用小柴胡汤的经验吧。
时常在网上浏览干祖望老先生的文章，这位老先生是通达、博学、严谨的中医临床家，许多文章都能针砭时弊、正本清源，也能让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在《还我本来真面目》一文中说，现在中医头上着粪、全身不洁，倒亲眼目睹，而且身为中医而亲临其境。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医形象丑不堪言：以迷言(易经、五运六气)过日子，以魔术(气功)骗病人，以垃圾(千奇百怪、乱七八糟的治病方法)赚钞票。
在《鉴别假中医的方法》一文中说，标榜用“阴阳”“五行”来治病者是假的，因为“阴阳”事实上与中医真正的学术理论没有切肤关系。“五行”是中医两个“统一”(另一个是人与周围环境的统一)的人身五脏统一的工具，一到临床上没有人取用的。
在《什么是中医的“特色”》中指出，有人说，中医理论的主轴是阴阳五行。但现在还有哪一位中医用它作为理论依据来治病。年轻中医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不用。还有少数中医在使用，而且也真能获得良好的收获，但他们也不肯坦率承认是中医之宝，缘于玄妙迷信的包装就已使人鄙弃。笔者还是取用的，但并非经常地取用，因为的的确确对一般常见病、普通病一无用处。唯对疑难杂症在黔驴技尽之际，搬出这套冷门手法来应付，如伐离(火)济坎(水)、培土生金、抑木扶土、壮水制木、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等等等等，自有其意想不到的神奇微妙。至于“阴阳”二字，也不过聊作参考而已。
这些话可不是哪个初涉医林或对中医不满的人编造出来的，而是出自年近九旬的老中医之口，所以关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的这些东西还是要和中医的临床医学区别看待的。
有人从欧洲回来后说，欧洲人对中医理论的接受程度也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在他行医的州，每当他和病人讲气血阴阳，病人都会表示很理解，认为这是东方医学对人体和生命的独特认识。在他为当地的西医学生讲授中医时，谈到心肝脾肺肾这些中医特有的、与西医完全不同的脏腑概念时，西医们也表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认同，说讲课时发现，那些西医学生们很喜欢听气血、阴阳、五行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中医的精髓。而且他们很排斥用西医的理论解读中医的东西，对神经、细胞、分子这些现代中医的研究成果全不感兴趣。
我看，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文化早就是很热情的，但在中医教学中还是要把中医文化层面上的理论和中医临床应用技艺区分开来的，不能因为他们喜欢听这个就投其所好，故弄玄虚，还自以为是，而是应该讲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中医真正的精髓还是在于经方。
三
生：姜春华先生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中，有些是改善症状的，有些可能是治病的，有些是增强人体抗病机能而达到治病目的的，还有人认为中医用药一般包括辨证用药，对症用药，特效药三类。在临床上常常看到，患者身兼数病，服用中药汤剂的同时还在服用西药、中成药、保健品，甚至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经方的疗效问题？又该如何看待经方常用药以外的一些有效草药或地方上的经验用药，如常用于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田基黄、平地木、鸡骨草等，治疗哮喘的瘪桃干、老鹳草等，还有一些毒性大，疗效肯定的药，如马钱子、砒霜、甘遂等，怎样将之纳入药证的研究中来。
师：你谈到的经方疗效评价问题是个大问题，我想古今评价的标准是不一的。古代主要看症状和体征的改变情况，比如服用桂枝汤后是否能接触原来的自汗出，恶寒恶风，发热等症状，根据张仲景的观察，同时桂枝汤以后应该“遍身执执微似有汗”。而现代就不同了。有的可能也看看症状是否缓解，体征是否消失，而更多地是看现代医学诊断的指标是否正常，比如如是肝炎，那肝功能是必定要查的，如为白血病，那血象是必定要看的。所以，经方疗效评价的现代标准需要尽快制定，就是看症状体征的病，也要应用医学统计的方法，搞出量表。这方面，是我们经方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至于经方和其他疗法并用的情况，在当今临床是难免的。临床治病和科研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临床上要注意观察，要注意撇开那些干扰经方疗效的因素，要科学地分析各种疗法的作用和效果，不能简单地将其他疗法的效果套在经方的头上。所以，我临床上一般在服用汤药的情况下，常常帮助患者调整一下用药品种，有些不必要服用的现代药物，可以停服，以观察经方的疗效。
经方是中医药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比较成熟的部分。中医药中还有许多配方，我校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方就达 10 万首，还不包括那些民间单方验方。中国民间的草药更多，《中华本草》收录了 种。这些经验方民间方以及民间草药中，不乏有效的好方，这些也需要我们去收集和验证，对其用药的适应症、禁忌症、适用范围等进行规定，让其上升到经方的范畴。经方者，经验方也。经方者，被人公认的经验方也。张仲景当年也就是将古代流传的经验方进行了规范化的工作。你说到的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田基黄、平地木、鸡骨草等，都是草药，对其的临床应用标准需要进一步研究，即何种肝炎有效，有何疗效，那些人有效？
治疗哮喘的瘪桃干、老鹳草等，也要明确应用指征。至于如马钱子、砒霜、甘遂等的毒药，使用时更应小心谨慎，并必须开展有关药理毒理研究，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减毒增效。这些毒药的“药证”，我尚未作研究。你们有兴趣，可以先作文献研究。
四
生：有人认为，目前我们中医研究的方向是治病，而治病又恰恰不是中医的优势。中医和西医看病的不同可以简单用八个字概括，西医是“治病救人”，中医是“救人治病”，即通过调动机体这个复杂巨系统的自修复能力，把人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害。因此对病的研究不是中医的优势。请问如何才能说服老百姓相信中医这种“不治病”的优势？
师：我同意你对中西医异同的看法。中医对疾病认识是从整体论的角度出发的，即破坏人体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尽量使人体的功能最优化。举例来说，就像调电视机，当出现画面不清晰的时候，当音响音质有问题的时候，中医是用遥控器调整，而不是去更换零件。当然，中医也有局限，如果器官功能衰竭了，那也就是所谓病入膏肓，中医也就束手无策了。但对于许多慢性疾病来说，对于一些功能紊乱的疾病来说，对于一些全身性疾病来说，中医治人的思路，有其魅力。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不知道中医的这个优势呢？也有不少人知道。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医能除病根，中医能治本，中医能调理。这也说到点子上了。但要深究，恐怕连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很多中医取效的机理还不很清楚，需要研究。我认为，要让老百姓相信中医这种“不治病而长于治人”的优势，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疗效来说话。现在，我有个感觉，中医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中医方法论的大文章，说得是慷慨激昂，让人觉得中医学确实是天下奇学，了不得!但是，看临床疗效呢？中医院病房里几乎离不开西药，名中医也见不到几个？这种现象，也值得深思。
生：我看，那些写长篇大论的人多半不搞临床，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并不是站在临床工作的角度谈中医。而中医院的一些临床医生，骨子里可能也是不怎么信服中医的。如果中医临床阵地日益萎缩，中青年中医师使用中医中药诊治疾病的机会越来越少，有水平的名中医也越来越少，再加上中医教育流于浮泛、浅显、庸俗，中医学术逐渐走向衰亡可能真的是在所难免的。
针对中医院校流行的不信任中医的风气，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裘沛然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中医院校的老师和学生对中医没有信心，就是因为没有学好中医，对中医学的精髓一无所知。其实，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治好的很多。中医教育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实际上是自己不争气。本来，中医院校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高级中医师，最低要求是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师，可是现在，中医院校培养不出来合格的中医，培养出来的中医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还是要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可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这是中医教育很大的失败。中医教育走入了误区。”
中医教育失败的背后还是主管部门政策导向的失误，我校的老院长周仲瑛教授认为：“中医现代化成了中医西医化，究其根源，在于中医的科学性始终没有真正得到确认，中医学是否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正视和承认。”所以，病房里规范化治疗理所当然就都是西药了。
此外，不屑于采用中医中药手段进行诊疗活动可能还受到一些经济利益的驱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学友很无奈地谈到：“现在的中医学术研究仅仅是对中医做了一点形式上的改变，而且大多还是掺假的，对中医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推动。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做这种有水分的、形式上的改变，而不去真正推动中医发展呢？那么多人学了中医，为什么不用中医、不在临床发展中医呢？就是因为背后有一种利益的驱使。在现在的体制下，老老实实从事中医发展的事业，对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会让他牺牲很多。”, http://www.100md.com
黄 煌 张薛光
一
张：叶橘泉先生曾对日本汉方的剂量能否有效表示怀疑，后来“文革”下放农村三年期间他进行了充分的验证，得出能起到应有的疗效这一结论。如何看待日本汉方小剂量长期服用的方法，与国内常规剂量，治疗周期较短所发挥的疗效相比，有没有区别？日本汉方使用剂量偏小，其实有的已经不再是经方原来的剂量比例了，可谓有方名而无其实，而且，颗粒剂与传统煎剂在疗效上尚不能轻易划上等号，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对待他们的这些治疗经验？
老师：日本汉方用量确实不大。从现代汉方巨头的大塚敬节先生所著的《诊断处方与汉方疗法》一书中所用的煎剂处方来看，仅是我常用剂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半夏厚朴汤为例，大塚先生的处方为半夏 6 克、茯苓 5 克、生姜 4 克、厚朴 3 克、紫苏 2 克，而我的处方常用量为半夏 12 ― 20 克，茯苓 10-20 克、生姜 10-15 克、厚朴 6-12 克、紫苏 6-12 克。那么，这些剂量也同样在日本发挥着作用，要不然，大塚先生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声誉，而且，这种剂量也非大塚先生一人如此，许多日本医家均是如此。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去验证，但根据我在国内的用药经验来看，临床处方的用量变化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一是病情：病情急且重，如剧痛、高热等，当用大剂量。比如我前不久治疗一例肿瘤高热不退，耳后淋巴结肿大如鸡蛋，我柴胡用至 30 克、黄芩 20 克、连翘 70 克。但如果是慢性病，或者是心理疾病，则用药量小，你可能看到我有时柴胡用量仅 6 克、半夏 6 克、龙骨牡蛎各 10 克者。
二是体质状态，一般来说，体质壮实、食欲旺盛者，或者青壮年，可以量大些；而体质状态差，食欲不振，或者年老体弱者，则用量小一些。
三是疗程。疗程短者，用量要大，意在速战速决，而疗程长者，则可用小剂量常服，比如我治疗许多渴求中药治疗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所给的药物，大多是量小而且安全无毒的。因为这些病人经常是服用半年或数年。大剂量肯定对其身体不利。
当然，还有其他影响用药量的因素，比如药物饮片的质量问题，药物煎煮法的问题，病人服用量的问题等等，如果都能考虑是很好的，但是，在临床很难说清楚。所以，我一般对这些问题就不与考虑了。好，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
那么，导致中日剂量悬殊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这是相当复杂的。
这里有价格的原因，日本历史上医学是属于贵族享有的，再加上许多中药依靠从中国进口，价格也就非常昂贵，就是现在的颗粒剂，也不便宜。仅四味药物的四逆散每天约需 500 日元，相当于人民币 30 多元。所以，医生会惜量如金。
这里有国民性格的原因，日本人很节约，服药不会浪费，可以说是汤药滴滴入口，有时就以少胜多。日本人还很迷信药物，服用的时间相当长，所以，不必求速效，而图缓功者就可以用小剂量，我国历史上明代医家也多是这样，如薛立斋等。
除以上的因素外，日本对此还有认为日本人体质柔弱，不胜药力的说法，有日本使用的饮片质量上乘故不须大量的说法，以及日本的水质是软水，煎煮时有效成分易于析出的说法等。但是，现在日本的医生也未必小量，京都的江部洋一郎医生就是大剂量派，半夏曾用过 120 克，如此大量，我也为之瞠目。我想，对这个问题，现在要拿出完美的答案很困难。以上的意见，是供你再思考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尽管中日两国中医在用药量上有差异，但是并不影响相互经验的借鉴。因为用的处方药物，中日是一致的，而且，由于日本多用成方而不加减，这对研究这些处方的应用规律是很有帮助的。日本在古方的现代应用方面，在方证的识别方面，有许多相对稳定的标准，可供我们参考。
关于颗粒剂问题，这是中药剂型改革方面的实践，目前中国和日本的思路和做法尚不一致。日本更注重复方颗粒，而我国目前开始用单味颗粒。复方颗粒保留了煎剂共煎的优势，但不能加减，尤其是药量上的增减。单味颗粒方便了配制个体化处方，但传统煎剂的优势能否保住，传统的经验能否利用，都是问题。所以，这些问题还需要扎扎实实地研究。剂型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将流传了几千年的汉字改为罗马拼音文字，则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弄不好，几千年中国民族积累起来的用药经验可能缺乏有效的载体而丢失。
生：曾经听一位教授讲过汉字改革的历史，当时差一点点就要把古老的汉字改为拼音文字，还是周恩来总理委婉的谏言才停止了这项计划的。方块字没有了，千年文明可能也会失去传承。不过，汉字简化使用后，还是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的。
言归正传，关于中药颗粒剂的问题，最近刚好看到《中国中医药报》(二零零四年八月份)上刊登了李兴培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将每味中药制成颗粒剂后再调配成方，与饮片配方后混煎相比，大相径庭，所以眼下不宜轻率地废弃中药传统的混合煎煮法。李教授列举了几组资料作为佐证：(1)有学者比较研究了生石膏单味和在17个成方汤剂中的含量变化，并观察与一些已知成分同煎时，对其溶解度的影响。实验表明：复方汤剂溶液中石膏含量大多数比单味石膏溶液有所增加，石膏与一些含有机酸、鞣质、维生素和生物碱盐类等在水中同煎时，可使其溶解度增加。石膏在成方汤剂中含量增加，亦即含石膏汤剂的混煎在临床上有重大意义。(2)又如《伤寒论》中提出，葛根汤应先煎麻黄与葛根，后入其它药。经过研究发现，如此煎法则葛根中淀粉先溶于水成胶状，可以帮助麻黄素溶解，可能是形成复合物，且使麻黄素在水中稳定，不易受蒸气、热等破坏。(3)有学者为了探讨牡蛎在汤剂煎煮中的作用，比较研究了小柴胡汤、大柴胡汤、乙字汤(日本经验方：当归、柴胡、升麻、黄芩、甘草、大黄)、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以及柴胡桂枝汤加牡蛎等七个方剂。此七个方剂中都有柴胡，前四个方剂中无牡蛎，后三个方剂中含牡蛎。研究发现，牡蛎的作用主要是在煎煮过程中中和酸性物质，提高汤液PH而阻止柴胡皂甙d的分解，以加强柴胡的药效。由此可见，中药有效成分在煎煮阶段的复合作用，并不等同于在体内发挥药效时的协同作用或拮抗作用。
所以说，中药复方煎剂绝非单味中药的机械总合，乃是历经浸泡、高温加热煎煮后，具有特殊的效用协同和毒理拮抗作用。
说到传统煎煮法，现在有了先进的煎药机器，为方便起见，患者可以选择机器代煎，故而中药都是一股脑的“下锅”，也不分“先煎”、“后下”等特殊煎药法了。当然，这其中大部分也是寻常的中草药，也不须特殊煎煮方法。
但有些特殊煎煮法关系到汤药的功效，是不能含糊的。比如，张仲景的煎煮法，规矩就很多，有主要药宜先煎者，如麻黄类方中的麻黄宜先煮，并去上沫；茵陈蒿汤先煮茵陈。有主要药不宜久煎者，如大承气汤后下大黄；桂枝人参汤后煮桂枝。有去滓再煎者，如小柴胡汤。有以多量水久煮者，如炙甘草汤 “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酒、水合为十五升，煎取三升，是将药汁浓缩成稀膏，非用慢火久煎莫得。《伤寒论》中此为最久煎之方剂(岳美中语)。还有特殊煎服法的，如大黄黄连泻心汤须麻沸汤渍，须臾绞去滓；乌头汤、乌头桂枝汤都是先用蜜煎乌头，再合其他药味煎煮。
中药传统剂型很多，如丸、散、膏、丹，都有它们各自的应用场合。请老师谈谈临床上如何有效合理的使用这些剂型，从而弥补单一的汤剂在治疗上的缺陷。
黄煌：单一的汤剂其治疗范围是有局限的。当年徐灵胎先生曾尖锐地批评过“只以一煎方为治”的时弊。张仲景就不仅仅用汤药，还用丸、散等剂型，比乌梅丸、麻仁丸、四逆散、当归芍药散、五苓散等。剂型的确定应当根据病情的需要，这里面离不开传统的经验，尤其是经典著作的经验。比如小柴胡汤就应以汤剂为好。宋代名医朱肱曾治疗当时太守盛次仲疾，诊断为小柴胡汤证，但仆人给以小柴胡散，不仅病不愈，反而有胸满，后朱肱亲自煎煮，进二服，是夕遂安。就是一例。去年来自山海关市中医院的进修医师赵立波，就介绍了他用五苓散、当归芍药散治病的经验，说常常汤剂不愈，改为散剂，就立愈。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现在也在摸索应用散剂治病的经验。
中药单味颗粒的使用，也需要摸索经验。我用单味颗粒，一般掌握以下原则，一是小方，味数一般在5味左右，最多不超过10味；二是以补益药为主，味道比较好入口的，因为黄连的颗粒剂，味道实在太苦了。三是慢性病，即用于调理的。四是病人愿意，这里要考虑价格因素。
张：中药的剂量问题确是大问题。众所周知，《伤寒论》的桂枝汤，芍药加倍后就变为桂加芍药汤，桂枝加倍后就变成桂枝加桂汤；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同样都是由大黄、枳实、厚朴组成，但三方的剂量比例都不同，小承气汤大黄四两、厚朴二两、枳实三枚，厚朴三物汤大黄四两、厚朴八两、枳实五枚，厚朴大黄汤大黄六两、厚朴一尺(相当于十两)、枳实四枚；再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药物的炮制、煎煮法暂且不论，它们的功效、适应症肯定是有差别的。还有，同一药物的不同剂量在的复方中又发挥着不同的功效，如柴胡，有用八两的、四两的、二两的，还有六分的；芍药有用一斤的、八两的、六两的、三两的；半夏有用二升的、一升的、半升的、五合的；地黄有用二斤的、一斤的、十两的、八两的、六两的等等，岂能用疏肝解郁、和解少阳、柔肝缓急、调经养血、养阴生津等术语一概了之，然后轻易的划定一个用量范围，如教科书上柴胡3～10克，芍药10～30克，半夏3～10克，地黄10～30克，难道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教给学生这些吗？
张仲景通过对药物剂量加减变化提醒后人，要多注意这些问题的研究。其实，不单单是中药，针灸穴位的针刺角度、深度也很讲究，如针刺内关穴半寸、一寸、一寸半，功效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在遣方、用药、进针等实用技艺上实现规范，制定出能为大多数人运用的标准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继承、创新呢？在取得疗效，并且是经得起重复验证的疗效后，再去研究背后复杂的机理，印证某些学派的学说，也必然能有新的发现和更进一步的创新。
日本汉方医师的经验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日本在古方的现代应用方面，在方证的规范方面，在重视传统诊法——腹诊方面，还有一贯堂医学及其体质学说等等。
在古代日本的流派中，有些如古方派，他们是否定《内经》的，否定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的，而到了近现代，大部分汉方医师是“西学中”转变而来的，因此大多也是不讲传统的阴阳五行、脏腑辨证的，但指导他们的是在现代医学明确诊断前提下 “方证相应”的思想，在这一诊疗体系下，临床应用中药治疗疾病也颇多效验，这是不可否认的。如用大柴胡汤合黄连解毒汤治疗全身寻常性牛皮癣，黄连阿胶汤治疗全身皮肤瘙痒症，桂枝茯苓丸加薏苡仁、大黄治疗掌跖脓疱症，五苓散治疗三叉神经痛，麻杏薏甘汤加术治疗浆液性膝关节炎有积水时，葛根汤提取物粉末剂抗疲劳、恢复精力，柴苓汤治疗带状疱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脱发，小柴胡汤加桔梗石膏治疗全身湿疹等等。
他们对这些常用处方的应用目标都作了规范，在汉方期刊上公布，便于掌握和应用。比如，《汉方の临床》规定，桂枝茯苓丸的应用目标为：(1)精神神经系症状：健忘，精神异常，感情失调，眩晕，头痛，头重感；(2)血流异常：手足冷，手足麻木，手足烦热，静脉瘤，静脉曲张；(3)皮肤粘膜变化：唇青黑色，齿龈青黑色，皮肤斑点，色素沉着，皮肤知觉异常，皮肤干燥，鳞片状落屑，皮肤毛细血管扩张；(4)腹部变化：腹部抵抗感，硬结，肿疡，腹满感；(5)女性生殖系症状：月经不调，带下，不孕；(6)出血及出血倾向。如出现上述症候群即可考虑使用本方。
他们还对临床各科疾病使用频率较高的中药处方作了归纳，比如慢性支气管炎繁用处方：(1)麻黄剂：麻杏石甘汤、五虎汤(麻杏石甘汤加半夏、陈皮、桑白皮)、华盖散、小青龙汤、麻附细辛汤、桂姜枣草黄辛附汤、神秘汤；(2)柴胡剂：小柴胡汤，小柴胡汤加桔梗石膏、柴朴汤、柴陷汤、小柴胡汤和麻杏石甘汤、大柴胡汤、四逆散、柴胡桂枝干姜汤；(3)其他：麦门冬汤，半夏厚朴汤、温胆汤、小建中汤等。又如蕁麻疹繁用处方：(1)急性期：(A)茵陈剂，如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B)麻黄剂，如葛根汤、桂麻各半汤、小青龙汤；(C)承气类；(2)慢性期：(A)柴胡剂：如十味败毒散(柴胡、甘草、防风、荆芥、连翘、桔梗、川芎、茯苓、生姜、独活、樱皮)、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丹栀逍遥散；(B)驱瘀血剂，如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气汤；(C)防风通圣散、温清饮、白虎汤、真武汤。总的来说，这些规范简捷明了，而且是从经验的累积中得来的，并没有主观臆测、思辨推理。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既然是使用中药处方，就应该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下，按照理法方药的规矩来，先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理论解释临床表现，总结出病机，然后提出治则，再处方用药，一环扣一环，否则就不是“正宗”的辨证论治。所以也就认为，否定以《内经》为代表的传统阴阳五行理论首先是要批判的，日本汉方医师临床诊疗的这种思路以及他们的经验理所当然也是不可取的。我认为这种认识是草率的，这么说来，日本的汉方医师都个个停业，不看病啦!因为没有辨证论治，处方用药要不没效，要不图财害命，个个都等着让患者投诉吗？显然不是的。他们的指导思想其实直接来源于张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
二
生：有报道，在中药新药开发研制的各个环节尚存在着程度不等的低水平重复，缺乏创新、发展和提高。或与现有同类药相比，疗效无明显提高，优点不突出，特色不明显。临床、科研处方用药的随意性和低水平重复开发的无序状态不仅无助于中医药学理论和临床诊疗，而且对我国并不宽裕的卫生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对历经自上千年临床锤炼而铸就的传统古方之“理法”及其证治规律与规范化工作反而不那么重视，不那么投入了。日本却十分重视对经方古方的投入来进行药理、药化、药效学及剂型改进等方面的研究，以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中药处方作用机理，规范其临床适应病证，将其制剂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管理，并迅速推向市场，占领市场。比如开发小柴胡汤治疗慢性肝炎、艾滋病，预防癌症的临床研究就是一例。
请问，经方如何更好的发挥其在中医药现代化、规范化中的作用。
师：医学是一门技术，技术是需要规范的。中医学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如果没有规范，那就不能重复其疗效，就无法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中医学中需要进一步规范的内容很多，其中中药及其配方的临床应用规范最为要紧，因为是给人服用的，用药不规范，轻则无效，重则会出事故。经方是经典配方，就是大家所公认的具有规范特性的配方。这是进行中医规范化研究的最佳素材。正如你说到的，我国这么多年来的中药新药开发，往往是低水平的重复，导致卫生资源的大量浪费。这实在不是聪明之举!日本人是明白的，这些经方，是中国人几千年用自己的身体尝试出来的好配方，是无需支付高昂专利费的无偿提供配方专利，开发经方，无疑是最佳的捷径。所以，他们开发了许多经方用于治疗现代疾病，你说的小柴胡汤是一例，还有葛根汤、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等数百张配方，现在已经有 147 张方剂进入医疗保险。这为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些，应当引起我国的重视。
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经方在中医药现代化、规范化中的作用这个问题，先要说一下经方有那些作用？或者说有那些现代价值？再说如何发挥好这些作用和最大限地实现其现代价值？ 我说经方至少有三大现代价值：
一是临床实用价值。经方本来是治病的有效验方，这本来是毋庸赘言的，但是，现在许多医生不会用，他们认为这些古代的配方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初一听似乎蛮有道理，但细细一想，不对!第一，人类的疾病古今变迁不是很大，有许多疾病古代有，现代也有，比如感冒，比如结核病，比如糖尿病。第二，古今人类的疾病反应方式没有变，比如寒则无汗尿清长，热则汗出口渴尿短黄，古人服大黄腹泻，今人服大黄也腹泻。经方对人而治，疾病虽有不同，而人则一。所以，近代以来有关经方治疗现代疾病的报道连篇累牍，例子不胜枚举。你也看到，我用小柴胡汤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用小建中汤治疗骨髓纤维化，用泻心汤加安宫牛黄丸治疗颅内出血后失忆症，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抑郁症等，无不效果显著。而且经方非常经济，像半夏厚朴汤、五苓散等，不值几个钱。所以，经方这个临床实用价值太大了，对于并不富裕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实用。
二是教学示范价值。经方是历来中医入门的捷径。组成简单，但非常严谨，常常是不可乱动其结构，否则效果就差；甚至其中用药的比例，也不能乱。就像学棋必读棋谱，学书必临颜柳，作诗必先吟唐诗一样，学中医不学经方必难成大医。这是规矩，这是成方圆的基础。经方的这个教学示范价值千万不能忽略。现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搞中医标准化战略，方向正确，但必须首先将经方的临床应用标准和质量控制标准给搞出来才是。
三是商业经济价值。经方是中华民族的临床经验结晶，可就是没有专利，是世界人共享的。不过，在如何应用好经方治疗现代疾病方面，我国还可以形成自己的专利和技术壁垒。就是用于治疗国内市场，那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中国人多，市场太大，只有有一个好品种，就能日进斗金。人家那三九胃太，那排毒养颜胶囊，那板蓝根冲剂，那还不是经方，民间验方尚且如此，那开发出经方来，经济效益可想而知了。日本津村制药公司靠一小柴胡汤就能够日常运行开支，可见经方的商业价值所在。
以上的价值如何发挥？看来首先是提高对经方的认识，对中医的正确认识，不要说到中医，就想到是阴阳五行，是气功导引，是补肾，是吃西洋参，是吃什么补什么。中医的精华在经方。同时，也不要一讲中医现代化，就是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你西医有基础，我中医也有基础，你西医讲器官，我中医讲脏腑，你西医重消炎，我中医有清热，你西医讲免疫力低下，我中医讲气虚脾虚，你有病理，我有病机；你有客观基础，我一定也能找到实质……。中医自有自己的立足点，何必与现代医学争高下呢？学好经方吧，那才是中医的真本事，也是发展中医的基本功。中医学现在正处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化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医，既要看市场，但政府也不能不管。目前我国关于中医经方研究的人才十分匮乏，擅长经方的临床大家已经不多，《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高级教学研究人才十分稀缺，中青年中医对经方的认识十分肤浅，有关经方的科学研究经费不足，问题不少，积重难返。政府要下大力气扶持，有实力的制药集团也可参与，产学研管结合，就能出现复兴经方的局面。
生： 经方的疗效是肯定的，古代医家用“效如桴鼓”形容。由于现阶段经方研究处于低潮，而且国人应用经方讲究的是“得其法而不泥于方”，很多报道又严重失真，这是不利于传承经验和深入研究的，所以在大多数人眼里，看到能使用经方而没有繁琐的加减来治疗疑难杂症似乎只有惊叹的份了。我追随老师门诊半年时间，累积了不少验案，如小柴胡汤治疗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硬币样湿疹、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哮喘、巩膜炎、骨关节炎、发热待查、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高血酯、肥胖、胆石症、慢性胃炎、胃肠功能紊乱、发热伴淋巴结肿大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桃核承气汤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柴苓汤用于肿瘤术后的调理，茵陈五苓散治疗肝炎后肝硬化的肝功长期异常、白球蛋白倒置，五苓散、猪苓汤治疗代谢性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黄连解毒汤、三黄泻心汤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甘草泻心汤治疗口腔溃疡、溃疡性结肠炎，半夏泻心汤、温胆汤治疗慢性胃炎，葛根汤、麻杏石甘汤治疗寻常型痤疮，桂枝茯苓丸、当归芍药散、血腑逐瘀汤用于女性美容，黄芩汤合黄连阿胶汤治疗放射性肠炎，桂枝加芍药汤治疗肠梗阻，小建中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改善体质等等。不仅有疗效，而且经济、廉价，患者确实得到了不少实惠。
谈到现在的中医教育，可以说是中医现代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有一大困惑。前些日子，一篇“中医的现代化是假的现代化”的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医临床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为此感到耻辱。其实，圈子里面的人可能都知道，只是谁也没有去捅破那一层罢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所以，我还是想引用一些触目惊心的话语，好让大家，尤其是我们青年学子要保持警醒的头脑，要有点责任心和使命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说：“中医院校的硕士生做实验做到细胞水平，博士生做实验做到基因水平，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这种中医到临床能看好病吗？实验室里的老鼠能检验中医的成果吗？比如说对中医的一味药进行中药提纯。这味药在整体上没有毒性，疗效很好。提得越纯、越细，毒性就越明显，疗效就越低。那么是以疗效判定药的好坏，还是以纯度判定药的好坏？而现在所谓的中医现代化是以纯度为标准判定药的好坏，这恰恰说明不能用西医这一套标准评价中医。可是，我们中医科研的经费却全都浪费到老鼠身上去了。所谓的科研成果其实都是泡沫。我们中医界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科研是在发展中医还是在消灭中医？中医的学位是不是授予了那些中医学得好的人？”
一位中医界人士所说的，当年为“中医不能丢”所做的努力，中医机构的增加，中医院校数量的增加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空壳，邓老(邓铁涛)称之为“泡沫”，干老(干祖望)称之为“蝉蜕”，是很形象深刻的比喻。一位从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硕士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生涯：“三年研究生学习的最大收获是‘走出校门，跳出正规’”。也就是说，走出已经学不到中医的中医药大学，到民间参访明师寻求真知；跳出已经“走入歧途”(裘沛然语)的中医正规教育，到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体认中医的正道。
邓老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医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确立对中医学的信心，是否对中医学具有信心其实也就是中医是否入门的一个标志。而在目前，中医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危机，而中医教育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信心的危机。中医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能够解决学生的信心问题。”
那就从经方里找回这种信心吧!
经方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可以说，经方是广大劳动群众在科技不发达的远古时代，和疾病斗争实践中，历经千万次的反复观察、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于变化多端的病症反映上，探求疾病发展规律，并于此规律的继承上，制定出这么多百试百验的处方来的。因此，它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而绝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某一个人便能把它创造出来。
试想，一件物品、一种工艺、一种文明保存、传承数千年谈何容易!数千年前的人服用三黄泻心汤治疗出血，现代临床用来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预防脑血管意外；甘草泻心汤古代治疗“狐惑病”，现代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白塞氏病等粘膜疾病；小柴胡汤治疗“寒热往来、胸胁苦满、休作有时”的一种病症，直到现在仍在用，而且广泛运用于临床各科，是中国和日本医师均擅长使用的方剂。还有人通过研究小柴胡汤的历代医案和现代期刊报道，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发现其临床使用指征仍然为“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并没有脱离张仲景列出的这些典型指征，等等，这些绝非偶然!经方可谓是千锤百炼，所以它的疗效是经得起验证和重复的，这也就是经方医学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医学的灵魂所在。就如同《周易》、《论语》、《老子》是中国文化的奠基石，古人称经方为“方剂之祖”，称张仲景为“医圣”，可以想象这其中的分量!
历代医家无不重视经方的学习。如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认为，治伤寒之学，是“学医者第一功夫”。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卷首撰写“劝读十则”，“以读仲师书，为第一劝”，“以经方之疗效神速，为第三劝”，“明经方之有利无害，为第四劝”，“知经方道本中庸，人与知能，为第五劝”等等。晚清医家陆九芝说：“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易，继则大难。”现代名老中医岳美中也指出：“学习中医，我意当从方剂入手，方剂之祖为仲景，因而读书还以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入手为好……总之，仲景之书，分论各治，既昭示人辨证论治的原理原则，又指出了辨证论治的具体方法，其规律之谨严，对临床实践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实是中医书籍的精髓，最宜反复钻研。”
请老师谈谈，在古代文献比如历代《伤寒论》、《金匮要略》研究著作、医案中，我们学习的着眼点应放在哪里？面对浩瀚的中医书籍，我们又该如何择善而从呢？
巴甫洛夫说：“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无怪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展现出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的头等重要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请老师谈谈经方的研究法。
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囿于西医在医疗上的重大局限，以及卫生保健体系的支付危机，正在开始重新审视并日益重视中医药。在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学和最健全的医疗体系，却根本无法解决西医的两大重大局限。一是高误诊率、西药滥用、西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二是西医解决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占人类疾病的70%。面对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西医发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替代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针灸、中医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被逐步纳入西方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最近正式给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中医药“平反”并“恢复名誉”：“中医学概论”开始被规定列入全国80所专业或综合性大学医学部的必修课程，在2006年起作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一，2008年开始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范围。这一决策预示着，日本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中医药在防治一些令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疑难病、老年病中将会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也必将会加大对汉方、中药科研的投入。
日本中医药学院院长韩晶岩医学博士对《亚洲周刊》表述了他的看法：中医药的国际化，应该向日本学习，即要加强并尽快实现其科学的数据性、实用有效性和方便性的研究与开拓。这方面近年来日本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应该引起重视。现为富山国际传统医学中心研究员的中国医生许风浩，直接参与了该中心多项中医药科学化、实用化和方便化的研究。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藏和财富”，特别是中医药在解决现代社会生活习惯病中，具有西医西药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这种在科学化基础上呈现出的巨大应用化市场前景，实质上是中医药应用市场国际化的历史契机。日本已经领先一步了，但愿中国在这个历史机遇中不要落后。
面对东瀛日本汉方、中药产业迅速发展的态势和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我们政府的主管部门实在是应该审时度势，认清方向，把握好时机，在经方的应用研究上多一些财力的投入和人才的储备。请问老师，我们和日本相比，在经方的研究上有哪些优势？
师：说到日本津村制药公司，不由得想起“小柴胡汤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津村顺天堂制成了小柴胡汤颗粒制剂，并成了畅销药。短短的几年里，津村顺天堂便成了日本乃至世界注目的制药企业，财富积累走向巅顶。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不断爆出小柴胡汤有副作用的新闻，1991年4月日本厚生省向医师、药剂师下达了要注意小柴胡汤导致间质性肺炎的通告。1994年1月～1999年12月报道了因小柴胡汤颗粒的副作用发生了188例间质性肺炎，其中22人死亡。结果津村顺天堂1997年破产，2000年津村顺天堂社长津村昭被判刑3年。一个药方可使一个企业兴旺，又可使其灭亡，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小柴胡汤是首千古名方，是中医“和解剂”的代表方，从古自今都有许多医家擅长使用。宋代许叔微有“小柴治咳值千金”的说法，宋代的《苏沈良方》也对本方应用的指征尝试过规范：“此药(指小柴胡汤)虽主数十证，大要其间有五证最的当，服之必愈：一者身热，心中逆和吐；二者寒热往来者；三者发潮热者；四者心烦胁下满者，或渴或不渴；五者伤寒已差后，更发热者。”可以看出，五证中有四证都有发热，看来本方治疗发热性疾病也是十拿九稳的，那是不是所有人的咳嗽、发热都有效呢？显然有辨证的问题。就顺便请老师谈谈使用小柴胡汤的经验吧。
时常在网上浏览干祖望老先生的文章，这位老先生是通达、博学、严谨的中医临床家，许多文章都能针砭时弊、正本清源，也能让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在《还我本来真面目》一文中说，现在中医头上着粪、全身不洁，倒亲眼目睹，而且身为中医而亲临其境。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医形象丑不堪言：以迷言(易经、五运六气)过日子，以魔术(气功)骗病人，以垃圾(千奇百怪、乱七八糟的治病方法)赚钞票。
在《鉴别假中医的方法》一文中说，标榜用“阴阳”“五行”来治病者是假的，因为“阴阳”事实上与中医真正的学术理论没有切肤关系。“五行”是中医两个“统一”(另一个是人与周围环境的统一)的人身五脏统一的工具，一到临床上没有人取用的。
在《什么是中医的“特色”》中指出，有人说，中医理论的主轴是阴阳五行。但现在还有哪一位中医用它作为理论依据来治病。年轻中医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不用。还有少数中医在使用，而且也真能获得良好的收获，但他们也不肯坦率承认是中医之宝，缘于玄妙迷信的包装就已使人鄙弃。笔者还是取用的，但并非经常地取用，因为的的确确对一般常见病、普通病一无用处。唯对疑难杂症在黔驴技尽之际，搬出这套冷门手法来应付，如伐离(火)济坎(水)、培土生金、抑木扶土、壮水制木、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等等等等，自有其意想不到的神奇微妙。至于“阴阳”二字，也不过聊作参考而已。
这些话可不是哪个初涉医林或对中医不满的人编造出来的，而是出自年近九旬的老中医之口，所以关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的这些东西还是要和中医的临床医学区别看待的。
有人从欧洲回来后说，欧洲人对中医理论的接受程度也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在他行医的州，每当他和病人讲气血阴阳，病人都会表示很理解，认为这是东方医学对人体和生命的独特认识。在他为当地的西医学生讲授中医时，谈到心肝脾肺肾这些中医特有的、与西医完全不同的脏腑概念时，西医们也表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认同，说讲课时发现，那些西医学生们很喜欢听气血、阴阳、五行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中医的精髓。而且他们很排斥用西医的理论解读中医的东西，对神经、细胞、分子这些现代中医的研究成果全不感兴趣。
我看，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文化早就是很热情的，但在中医教学中还是要把中医文化层面上的理论和中医临床应用技艺区分开来的，不能因为他们喜欢听这个就投其所好，故弄玄虚，还自以为是，而是应该讲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中医真正的精髓还是在于经方。
三
生：姜春华先生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中，有些是改善症状的，有些可能是治病的，有些是增强人体抗病机能而达到治病目的的，还有人认为中医用药一般包括辨证用药，对症用药，特效药三类。在临床上常常看到，患者身兼数病，服用中药汤剂的同时还在服用西药、中成药、保健品，甚至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经方的疗效问题？又该如何看待经方常用药以外的一些有效草药或地方上的经验用药，如常用于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田基黄、平地木、鸡骨草等，治疗哮喘的瘪桃干、老鹳草等，还有一些毒性大，疗效肯定的药，如马钱子、砒霜、甘遂等，怎样将之纳入药证的研究中来。
师：你谈到的经方疗效评价问题是个大问题，我想古今评价的标准是不一的。古代主要看症状和体征的改变情况，比如服用桂枝汤后是否能接触原来的自汗出，恶寒恶风，发热等症状，根据张仲景的观察，同时桂枝汤以后应该“遍身执执微似有汗”。而现代就不同了。有的可能也看看症状是否缓解，体征是否消失，而更多地是看现代医学诊断的指标是否正常，比如如是肝炎，那肝功能是必定要查的，如为白血病，那血象是必定要看的。所以，经方疗效评价的现代标准需要尽快制定，就是看症状体征的病，也要应用医学统计的方法，搞出量表。这方面，是我们经方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至于经方和其他疗法并用的情况，在当今临床是难免的。临床治病和科研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临床上要注意观察，要注意撇开那些干扰经方疗效的因素，要科学地分析各种疗法的作用和效果，不能简单地将其他疗法的效果套在经方的头上。所以，我临床上一般在服用汤药的情况下，常常帮助患者调整一下用药品种，有些不必要服用的现代药物，可以停服，以观察经方的疗效。
经方是中医药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比较成熟的部分。中医药中还有许多配方，我校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方就达 10 万首，还不包括那些民间单方验方。中国民间的草药更多，《中华本草》收录了 种。这些经验方民间方以及民间草药中，不乏有效的好方，这些也需要我们去收集和验证，对其用药的适应症、禁忌症、适用范围等进行规定，让其上升到经方的范畴。经方者，经验方也。经方者，被人公认的经验方也。张仲景当年也就是将古代流传的经验方进行了规范化的工作。你说到的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田基黄、平地木、鸡骨草等，都是草药，对其的临床应用标准需要进一步研究，即何种肝炎有效，有何疗效，那些人有效？
治疗哮喘的瘪桃干、老鹳草等，也要明确应用指征。至于如马钱子、砒霜、甘遂等的毒药，使用时更应小心谨慎，并必须开展有关药理毒理研究，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减毒增效。这些毒药的“药证”，我尚未作研究。你们有兴趣，可以先作文献研究。
四
生：有人认为，目前我们中医研究的方向是治病，而治病又恰恰不是中医的优势。中医和西医看病的不同可以简单用八个字概括，西医是“治病救人”，中医是“救人治病”，即通过调动机体这个复杂巨系统的自修复能力，把人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害。因此对病的研究不是中医的优势。请问如何才能说服老百姓相信中医这种“不治病”的优势？
师：我同意你对中西医异同的看法。中医对疾病认识是从整体论的角度出发的，即破坏人体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尽量使人体的功能最优化。举例来说，就像调电视机，当出现画面不清晰的时候，当音响音质有问题的时候，中医是用遥控器调整，而不是去更换零件。当然，中医也有局限，如果器官功能衰竭了，那也就是所谓病入膏肓，中医也就束手无策了。但对于许多慢性疾病来说，对于一些功能紊乱的疾病来说，对于一些全身性疾病来说，中医治人的思路，有其魅力。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不知道中医的这个优势呢？也有不少人知道。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医能除病根，中医能治本，中医能调理。这也说到点子上了。但要深究，恐怕连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很多中医取效的机理还不很清楚，需要研究。我认为，要让老百姓相信中医这种“不治病而长于治人”的优势，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疗效来说话。现在，我有个感觉，中医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中医方法论的大文章，说得是慷慨激昂，让人觉得中医学确实是天下奇学，了不得!但是，看临床疗效呢？中医院病房里几乎离不开西药，名中医也见不到几个？这种现象，也值得深思。
生：我看，那些写长篇大论的人多半不搞临床，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并不是站在临床工作的角度谈中医。而中医院的一些临床医生，骨子里可能也是不怎么信服中医的。如果中医临床阵地日益萎缩，中青年中医师使用中医中药诊治疾病的机会越来越少，有水平的名中医也越来越少，再加上中医教育流于浮泛、浅显、庸俗，中医学术逐渐走向衰亡可能真的是在所难免的。
针对中医院校流行的不信任中医的风气，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裘沛然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中医院校的老师和学生对中医没有信心，就是因为没有学好中医，对中医学的精髓一无所知。其实，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治好的很多。中医教育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实际上是自己不争气。本来，中医院校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高级中医师，最低要求是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师，可是现在，中医院校培养不出来合格的中医，培养出来的中医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还是要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可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这是中医教育很大的失败。中医教育走入了误区。”
中医教育失败的背后还是主管部门政策导向的失误，我校的老院长周仲瑛教授认为：“中医现代化成了中医西医化，究其根源，在于中医的科学性始终没有真正得到确认，中医学是否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正视和承认。”所以，病房里规范化治疗理所当然就都是西药了。
此外，不屑于采用中医中药手段进行诊疗活动可能还受到一些经济利益的驱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学友很无奈地谈到：“现在的中医学术研究仅仅是对中医做了一点形式上的改变，而且大多还是掺假的，对中医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推动。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做这种有水分的、形式上的改变，而不去真正推动中医发展呢？那么多人学了中医，为什么不用中医、不在临床发展中医呢？就是因为背后有一种利益的驱使。在现在的体制下，老老实实从事中医发展的事业，对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会让他牺牲很多。”,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