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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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24日
●孔丘
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祖先原是宋国奴隶主贵族，后来因避宋国内乱，才迁居鲁国。孔丘幼年丧父，家境衰落，过着“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的生活。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知识渊博，三十岁左右即闻名于世。在他一生中，除公元前501年至前496年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和司寇外，大部分时间都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宣传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他的主要言行，由其弟子或从弟子收集、整理在《论语》一书中。此外，他还修订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
由于孔丘出生在周公旦封地的鲁国，从小受到西周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在政治上有着很大保守性，十分赞美西周的社会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他还认为这一制度的根本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在百代以后也只不过有所增减改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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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从“仁”就是“爱人”(《颜渊》)和“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的观点出发，十分重视增加人口。他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因此，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子路》)，人口真多啊!孔丘主张人口众多，一方面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而要做到孝，最重要的是不绝祖祀，子孙繁庶，“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同上)。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国家得到治理的重要标准。“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要想增加人口，孔丘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同上)其次，要重视男婚女配，“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婚配的年龄，他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孔子家语·本命解》)孔丘的上述思想，特别从孝的观念出发要求后代蕃衍的思想，在被孟轲进一步发挥后，对我国人口的增加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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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还很重视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口质量，第一个提出了“有教无类”(《卫灵公》)的卓越主张。在孔丘以前，一般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到教育，学习知识和文化，而他则打破了这一界线，主张所有的人都应当受到教育。他认为通过学习，首先可以增进人们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知道各国的现状和历史，了解各种礼仪。如读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其次，可以使人们懂得礼貌，遵守社会道德，不犯上作乱，“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雍也》)孔丘主张对人民普遍施行教育，固然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但远在春秋末期，他就强调人们必须进行学习，学习的内容又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各个方面，这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知识才能和道德风尚，进而提高整个人口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孔丘进一步发展了春秋以来按照人们“劳心”和“劳力”的不同，把人口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社会集团的观点。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孔丘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划分，除了取决于他们劳心和劳力的不同外，还取决于他们是否维护旧的等级制度和追求个人财利。如果他们反对旧有的等级秩序，只讲究增加个人财利，即使是劳心的，也应瞩于小人的范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上)。其次，他还认为劳力的人，必然会挨冻受饿，劳心的人才会高官厚禄，第一个提出了“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的论断。孔丘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不可能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是造成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他的这一观点，还为两千多年来我国许多知识分子轻贱体力劳动，崇尚清高，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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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孔丘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的轻视妇女的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流传，给我国广大妇女戴上“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沉重枷锁，有着巨大影响。
●老子
相传是春秋未年的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曾经做过东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向他问过礼。著有《老子》(又名《道德经》)一书。该书由于在《论语》和《孟子》中均未提及，在《庄子》、《荀子》和《韩非子》中才有评论，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并非老子本人所著，而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许多佚名作者根据老子的遗言、遗文，加以整理、补充、润色写成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提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等许多有名的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命题。“无为”思想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他说：“通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老子的“无为”思想，反映在人口问题上，主要有二：一是反对人口众多，主张小国寡民；二是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和生产技能，主张人们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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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当时天下动荡不安，主要是因人们有了无休无止的私欲和各个诸侯国推行广土众民政策，人口太多造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因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天下太平，除了要人们无私无欲，做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外，还应建立一种国家要小、人口要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的“小国寡民”社会。在诸侯林立，战乱频繁，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都很落后的先秦时期，老子这一主张，既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不利于结束封建诸侯的分裂割据，是倒退的。
老子还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与生产技能。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老子认为当时人们敢于犯上作乱，引起社会严重不安，一方面有了知识和文化，“慧智出，有大伪”(《十八章》)；另一方面生产技能和生产工具有了提高，“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因此，要想人们淳朴，天下太平，就必须“绝学无忧”(《二十章》)，使人们没有知识和文化；必须反对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和改进生产工具，“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 章》)。老子主张人们愚昧无知，要求退到远古社会，反映了他代表的没落阶级对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恐惧心理，是有害于人口质量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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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管仲(？一公元前645)名夷吾，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少年家贫，“常与鲍叔牙游，鲍叔深知其贤”(《史记·管晏列传》)，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经鲍叔牙推荐被任为卿。管仲辅佐齐桓公四十年，对齐国进行了大力改革，齐国国力大振，齐恒公因此“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同上)，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管仲生活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诸侯竟相争霸的春秋前期。他为了强大齐国政权，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很重视增加人口。“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国语·齐语》。 本辞条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篇)而要增加人口，他认为首先应改革不合理的赋税制度，按照土地的好坏征收不同赋税，使农民安心农业生产，不在外流。“相地而衰(音催，差)征，则民不移”。其次，要采取各种措施，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移民。“古者以民主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苏东坡集·策问·国学秋试策问》)。最后、推行早婚，使成年男女及时婚配。在他的影响下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并把大批“未尝御”的宫女遣散出宫嫁入，以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同上)，提高人口出生率。管仲增加人口的上述主张，在地广人稀、生产工具和武器装备都很落后的春秋前期，对于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有着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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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管仲还第一次提出了按照人们的职业把人口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旧中国的两千多年里，人口按职业不同划分，基本上是奠基于此。所谓士，主要指文武兼备的人，他们平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梯”；战时团结一致，“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农，主要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他们按照不同农时，使用适当农具，努力耕作，‘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工，主要指从事手工业活动的人，他们“论比协材，旦暮从事”，制作满足社会需要的各种手工业品。商，主要指从事商业括动的人，他们根据不同季节需求，密切注视市场供应和行情变化，“负任担荷，服牛轺马”，来往各地，“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
管仲还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不能“杂处”，应按其职业分别集中居住。这样，既可使他们“少而习焉， 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做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各行各业世代因袭相传，又可使“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业务上精益求精。管仲要求四民分业定居，尽管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反映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但对于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进顶提高人口的质量，也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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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祖先原是宋国奴隶主贵族，后来因避宋国内乱，才迁居鲁国。孔丘幼年丧父，家境衰落，过着“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的生活。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知识渊博，三十岁左右即闻名于世。在他一生中，除公元前501年至前496年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和司寇外，大部分时间都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宣传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他的主要言行，由其弟子或从弟子收集、整理在《论语》一书中。此外，他还修订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
由于孔丘出生在周公旦封地的鲁国，从小受到西周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在政治上有着很大保守性，十分赞美西周的社会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他还认为这一制度的根本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在百代以后也只不过有所增减改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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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从“仁”就是“爱人”(《颜渊》)和“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的观点出发，十分重视增加人口。他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因此，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子路》)，人口真多啊!孔丘主张人口众多，一方面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而要做到孝，最重要的是不绝祖祀，子孙繁庶，“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同上)。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国家得到治理的重要标准。“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要想增加人口，孔丘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同上)其次，要重视男婚女配，“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婚配的年龄，他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孔子家语·本命解》)孔丘的上述思想，特别从孝的观念出发要求后代蕃衍的思想，在被孟轲进一步发挥后，对我国人口的增加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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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还很重视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口质量，第一个提出了“有教无类”(《卫灵公》)的卓越主张。在孔丘以前，一般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到教育，学习知识和文化，而他则打破了这一界线，主张所有的人都应当受到教育。他认为通过学习，首先可以增进人们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知道各国的现状和历史，了解各种礼仪。如读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其次，可以使人们懂得礼貌，遵守社会道德，不犯上作乱，“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雍也》)孔丘主张对人民普遍施行教育，固然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但远在春秋末期，他就强调人们必须进行学习，学习的内容又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各个方面，这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知识才能和道德风尚，进而提高整个人口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孔丘进一步发展了春秋以来按照人们“劳心”和“劳力”的不同，把人口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社会集团的观点。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孔丘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划分，除了取决于他们劳心和劳力的不同外，还取决于他们是否维护旧的等级制度和追求个人财利。如果他们反对旧有的等级秩序，只讲究增加个人财利，即使是劳心的，也应瞩于小人的范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上)。其次，他还认为劳力的人，必然会挨冻受饿，劳心的人才会高官厚禄，第一个提出了“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的论断。孔丘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不可能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是造成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他的这一观点，还为两千多年来我国许多知识分子轻贱体力劳动，崇尚清高，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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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孔丘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的轻视妇女的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流传，给我国广大妇女戴上“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沉重枷锁，有着巨大影响。
●老子
相传是春秋未年的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曾经做过东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向他问过礼。著有《老子》(又名《道德经》)一书。该书由于在《论语》和《孟子》中均未提及，在《庄子》、《荀子》和《韩非子》中才有评论，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并非老子本人所著，而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许多佚名作者根据老子的遗言、遗文，加以整理、补充、润色写成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提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等许多有名的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命题。“无为”思想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他说：“通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老子的“无为”思想，反映在人口问题上，主要有二：一是反对人口众多，主张小国寡民；二是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和生产技能，主张人们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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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当时天下动荡不安，主要是因人们有了无休无止的私欲和各个诸侯国推行广土众民政策，人口太多造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因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天下太平，除了要人们无私无欲，做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外，还应建立一种国家要小、人口要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的“小国寡民”社会。在诸侯林立，战乱频繁，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都很落后的先秦时期，老子这一主张，既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不利于结束封建诸侯的分裂割据，是倒退的。
老子还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与生产技能。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老子认为当时人们敢于犯上作乱，引起社会严重不安，一方面有了知识和文化，“慧智出，有大伪”(《十八章》)；另一方面生产技能和生产工具有了提高，“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因此，要想人们淳朴，天下太平，就必须“绝学无忧”(《二十章》)，使人们没有知识和文化；必须反对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和改进生产工具，“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 章》)。老子主张人们愚昧无知，要求退到远古社会，反映了他代表的没落阶级对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恐惧心理，是有害于人口质量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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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管仲(？一公元前645)名夷吾，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少年家贫，“常与鲍叔牙游，鲍叔深知其贤”(《史记·管晏列传》)，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经鲍叔牙推荐被任为卿。管仲辅佐齐桓公四十年，对齐国进行了大力改革，齐国国力大振，齐恒公因此“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同上)，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管仲生活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诸侯竟相争霸的春秋前期。他为了强大齐国政权，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很重视增加人口。“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国语·齐语》。 本辞条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篇)而要增加人口，他认为首先应改革不合理的赋税制度，按照土地的好坏征收不同赋税，使农民安心农业生产，不在外流。“相地而衰(音催，差)征，则民不移”。其次，要采取各种措施，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移民。“古者以民主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苏东坡集·策问·国学秋试策问》)。最后、推行早婚，使成年男女及时婚配。在他的影响下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并把大批“未尝御”的宫女遣散出宫嫁入，以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同上)，提高人口出生率。管仲增加人口的上述主张，在地广人稀、生产工具和武器装备都很落后的春秋前期，对于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有着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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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还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不能“杂处”，应按其职业分别集中居住。这样，既可使他们“少而习焉， 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做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各行各业世代因袭相传，又可使“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业务上精益求精。管仲要求四民分业定居，尽管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反映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但对于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进顶提高人口的质量，也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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