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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捌号楼
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席卷古希腊，夺走了1/4希腊城邦人的生命；公元165-180年，罗马帝国发生黑死病瘟疫，导致了1/3的人口死亡；公元700～1050年间是日本史上的“瘟疫时代”；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爆发天花，诺曼人杀死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公元1347～1351年，中世纪的西欧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没有了；14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把传染病带到美洲，扫掉了美洲土著90%的人口，由此引起了大规模黑奴的贩卖；公元1555年，墨西哥天花大流行，200万人不治而亡。
瑞典病理学家FolkeHenschen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进步，人类不断征服疾病，并获得更加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但细菌病毒也在进化。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我们要加速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系统，尽快建立应对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关信息沟通、预防治疗与全球协作的机制，最终战胜疾病恶魔。
就人类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事件及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
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了“牛痘”技术对于天花的防御。这是人类传染病史上的大事。
1918年那次大流感，美国国会拨款100万美元强化公共卫生部门。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中国又是一个经济、旅游开放的社会，尽快地发展出一套对付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传染病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本报记者 龙希成 广州香港报道
传染病随人类文明进程而来
《21世纪》：当前社会上人们对传染病的关注与议论，不由得使人们特别想知道：历史上究竟有哪几次特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它们对人类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你能否介绍一下？
丁学良：可以这样讲，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为什么说传染病流行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呢？因为一种传染病要成为对人类造成广泛而深刻的伤害的疾病，得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
而这些条件本身，只有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能出现。
具体说来，人类最早的狩猎和采集的文明阶段，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传染病或流行病，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各个互不交往的游猎群体到处跑，他们那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不大可能发生传染病或流行病。
传染性疾病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流行的呢？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1万年到1万1千年以前，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到了农耕，农耕文明才带来了传染病。为什么？因为农耕文明阶段上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点越来越大，这时期人类已经把很多动物驯化成家养的了。这很重要，因为以前狩猎时，人不跟活的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他把它打死以后就吃掉了；进入到农耕文明以后，人就跟家养的活的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
你看看，1万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几次大的传染病流行，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到了农耕文明，人跟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现代社会才有的那种高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人畜朝夕厮守，二者的粪便堆积在居住地周围，这就使得那些细菌寄生虫之类，得到非常肥沃的营养。科学研究表明，正是那些农耕文明延续得最久的地区，最容易成为孳生新的传染病的发源地。
《21世纪》：人们讲传染病往往只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而你强调传染病的动物来源，有些奇怪。
丁学良：传染病跟动物有密切关系，是有科学史根据的。据美国社会史专家W.McNeill的叙述，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
而你一看就知道，上面这些动物恰恰是农耕文明以来人类所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这些动物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寄生体，农耕文明的环境使得人跟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病菌就传到人身上来了。即使是今天，你看看那些乡下，甚至走出城市不远的郊区，各种动物的饲养场所密集，人跟动物还是生活在一起。各种牲口的排泄物在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细菌、病毒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的身体。这里就成为天然的新传染病的起源地。
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
瑞典病理学家FolkeHenschen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进步，人类不断征服疾病，并获得更加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但细菌病毒也在进化。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我们要加速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系统，尽快建立应对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关信息沟通、预防治疗与全球协作的机制，最终战胜疾病恶魔。
就人类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事件及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
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了“牛痘”技术对于天花的防御。这是人类传染病史上的大事。
1918年那次大流感，美国国会拨款100万美元强化公共卫生部门。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中国又是一个经济、旅游开放的社会，尽快地发展出一套对付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传染病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本报记者 龙希成 广州香港报道
传染病随人类文明进程而来
《21世纪》：当前社会上人们对传染病的关注与议论，不由得使人们特别想知道：历史上究竟有哪几次特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它们对人类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你能否介绍一下？
丁学良：可以这样讲，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为什么说传染病流行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呢？因为一种传染病要成为对人类造成广泛而深刻的伤害的疾病，得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
而这些条件本身，只有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能出现。
具体说来，人类最早的狩猎和采集的文明阶段，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传染病或流行病，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各个互不交往的游猎群体到处跑，他们那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不大可能发生传染病或流行病。
传染性疾病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流行的呢？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1万年到1万1千年以前，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到了农耕，农耕文明才带来了传染病。为什么？因为农耕文明阶段上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点越来越大，这时期人类已经把很多动物驯化成家养的了。这很重要，因为以前狩猎时，人不跟活的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他把它打死以后就吃掉了；进入到农耕文明以后，人就跟家养的活的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
你看看，1万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几次大的传染病流行，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到了农耕文明，人跟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现代社会才有的那种高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人畜朝夕厮守，二者的粪便堆积在居住地周围，这就使得那些细菌寄生虫之类，得到非常肥沃的营养。科学研究表明，正是那些农耕文明延续得最久的地区，最容易成为孳生新的传染病的发源地。
《21世纪》：人们讲传染病往往只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而你强调传染病的动物来源，有些奇怪。
丁学良：传染病跟动物有密切关系，是有科学史根据的。据美国社会史专家W.McNeill的叙述，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
而你一看就知道，上面这些动物恰恰是农耕文明以来人类所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这些动物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寄生体，农耕文明的环境使得人跟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病菌就传到人身上来了。即使是今天，你看看那些乡下，甚至走出城市不远的郊区，各种动物的饲养场所密集，人跟动物还是生活在一起。各种牲口的排泄物在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细菌、病毒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的身体。这里就成为天然的新传染病的起源地。
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