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传染病：肆虐与征服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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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捌号楼
《21世纪》：但在媒体上我们很少听到有人把传染病源跟动物联系起来。
丁学良：越是没有我们越是要强调这一点。1995年初我和几个来自以色列的教授在香港吃饭———研究市场营销学的教授。他们对香港的“街市”感到很奇怪，人们在街市现场“活宰”、“点杀”鸡、鸭、鱼、鳖、蛇等活的动物。他们问：为什么香港这么发达的地方还有这种市场？我当时也是典型中国人的观念，说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讲究“生猛鲜活”，卖主要是把它们杀掉以后再来卖就不值钱了，活的好卖。以色列教授说这样容易引起传染病，大都市尤其不能这样搞。果然，1997～1998年间香港就有了那次“禽流感”。当时政府当机立断，把全香港几十万只鸡统统杀掉，才止住了更多的人受伤害。
所以在人口密集的都市，对于怎样处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这些动物包括家禽，是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21世纪》：我们在南方看到街市“点杀”活物已经司空见惯，国外的处理方法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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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很严格，这种“点杀”基本上看不到。我想他们之所以在“生猛鲜活”和公共卫生方面作出一个选择，是因为他们以前已经吃过很多苦头，所以在公共卫生上立法，不许这么做。
现在，有那么多人口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城市，所以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应该很快吸取教训。对于农贸市场的管理，非得当作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当然未必每年有什么大的疾病流行，但万一发生一次，后果就非常严重，伤财害命。
《21世纪》：动物既然有这么大的可能性给人传染疾病，那么城市家养的宠物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丁学良：几年前专家们对新千禧年作分析时就预言，21世纪对人类健康危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就是家养宠物。像家养的猫容易影响呼吸道，常常引起孩子们的哮喘。
应对突发疾病的信息与法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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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控制疾病的传播、保障人们的健康是社会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责任，你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丁学良：对于流行病所造成的影响，既可以作客观的硬性的数量化的比较，也可以作社会心理的比较。这两项比较不是完全一致的。像这次“非典型肺炎”，它所造成的死亡，全世界截止到4月14日的报告数字是128人，受到感染的也不过几千人。在同时期的几个月之内，也许其他传染病可能已经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人们为什么对这次流行病特别敏感呢？因为它的来路不很清楚，传播途径不很确定，测试方法不很可靠，医治办法也不很保险，就令人难以掉以轻心。
我们现在要讨论从社会管理的层次看，究竟该怎么办？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中国又是一个经济、旅游开放的社会，包括中国人到外国去、外国人到中国来，十分频繁。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中国的信息与世界的信息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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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势下，如何尽快地发展出一套对付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传染病的制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制度发展得快速不快速，好不好，不但影响本国人们的健康，而且具有全球效应。无论从长期或短期看，它直接关涉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也会影响到国际关系。
有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制度的首要方面就是信息——医务专业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获得和提供的信息——必须及时和准确。这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的收集(上报)、处理、传播
和使用。这几个环节要尽可能地做到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向前看，这对于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一定要有非常严明的法治，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了和常规不一样的疾病的时候，就要立即上报。没有准确的信息统计，政府的管理就谈不上。而且这个信息中心应该是全国范围内协调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
其次，信息过程一定要透明。这样，专家不但随时向政府管理层上报信息，而且还与社会公众互通信息。发布信息的过程要尽可能地快，不能有耽搁。信息只有快速地上报，快速地公开，快速地检验，才能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使得这个社会的资源能够尽快集中来对付突发的传染病；第二才能够达到对所有的传染病来讲最重要的处治原则：“预防胜过治疗”。只有把信息透明化、公开化，使人们很快知道这件事情，你才能使全社会都自觉地遵守那些基本的公共卫生规则———个人行为的规则和公共场所的规则———这些规则不很复杂，但必须在全社会推广开来，实际上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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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全民建立预防意识，免受谣言和迷信的影响，就要求正式的信息越透明、越真实、越快速，越好。应该把关于突发传染病的信息管理变得像公布突发性的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一样透明，用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
《21世纪》：公共卫生系统包括哪些个方面？
丁学良：相对于个人卫生而言，公共卫生系统涵盖了可能影响到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病毒细菌感染的各个方面，并且是对全体国民免费提供传染病的治疗，因为传染病伤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另外，我们很多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坏习惯也要尽快依法改掉，以前就有报道说有人因为吃野生动物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公共卫生的信息系统要相对独立，医务专业人员要相对独立。
专业人员只要在病人、医院、实验室里发现了什么，就要实事求是地上报和公布这个信息，而不能根据具体负责的官员的好恶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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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前几天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指出，政府已经把这次传染病纳入《传染病防治法》管理，要求地方政府有法律责任上报疫情，并完善信息报告系统，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中心和应急反应的指挥中心。相信我国的疫情报告工作会越做越好。
丁学良：法律一定要有“利牙”，就是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和机构的及时惩罚。如果没有惩罚，再讲法也没有用。某些地方报假数字，如果受到惩罚的话，就会受到有效遏制。如果老是宣传教育，作用当然有限。报告传染病实情，是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事，在这样的大事上，要有特别严格的法制保障。
《21世纪》：关于这次疾病，目前国外的最新进展如何？
丁学良：及时通报和共享关于传染病的真实信息，大大有助于医学界的研究效率和效益(即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次有关“非典型肺炎”病毒基因的研究，全球最好的相关实验室相互协作，大大加快了研究的进度。4月12日(加拿大时间)有了一个突破：全球第一个破译病毒基因密码成功者，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史密斯基因图谱科学中心”。他们发表的报告说，基因图谱显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是“新冠状病毒”，与已知的其他冠状病毒特性不同。这个破译来得很快，是因为国际范围内的协同作战。他们的结果在www.bcgsc.bc.ca上可以查阅。以前通常要5年左右的时间，新疫苗才能制作出来；这次大概会缩短到一年的时间。
让我们作一个简短的总结：传染病大流行是全球化过程加速的一个方面；对付新型的传染病，也必须以全球化的思路和视野，才能奏效。中国在经济上的全球化之步伐，必须以在信息管理(包括传染病领域)上的现代化作配合，才能既快速又稳健。, http://www.100md.com
丁学良：越是没有我们越是要强调这一点。1995年初我和几个来自以色列的教授在香港吃饭———研究市场营销学的教授。他们对香港的“街市”感到很奇怪，人们在街市现场“活宰”、“点杀”鸡、鸭、鱼、鳖、蛇等活的动物。他们问：为什么香港这么发达的地方还有这种市场？我当时也是典型中国人的观念，说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讲究“生猛鲜活”，卖主要是把它们杀掉以后再来卖就不值钱了，活的好卖。以色列教授说这样容易引起传染病，大都市尤其不能这样搞。果然，1997～1998年间香港就有了那次“禽流感”。当时政府当机立断，把全香港几十万只鸡统统杀掉，才止住了更多的人受伤害。
所以在人口密集的都市，对于怎样处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这些动物包括家禽，是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21世纪》：我们在南方看到街市“点杀”活物已经司空见惯，国外的处理方法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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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很严格，这种“点杀”基本上看不到。我想他们之所以在“生猛鲜活”和公共卫生方面作出一个选择，是因为他们以前已经吃过很多苦头，所以在公共卫生上立法，不许这么做。
现在，有那么多人口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城市，所以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应该很快吸取教训。对于农贸市场的管理，非得当作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当然未必每年有什么大的疾病流行，但万一发生一次，后果就非常严重，伤财害命。
《21世纪》：动物既然有这么大的可能性给人传染疾病，那么城市家养的宠物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丁学良：几年前专家们对新千禧年作分析时就预言，21世纪对人类健康危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就是家养宠物。像家养的猫容易影响呼吸道，常常引起孩子们的哮喘。
应对突发疾病的信息与法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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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控制疾病的传播、保障人们的健康是社会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责任，你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丁学良：对于流行病所造成的影响，既可以作客观的硬性的数量化的比较，也可以作社会心理的比较。这两项比较不是完全一致的。像这次“非典型肺炎”，它所造成的死亡，全世界截止到4月14日的报告数字是128人，受到感染的也不过几千人。在同时期的几个月之内，也许其他传染病可能已经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人们为什么对这次流行病特别敏感呢？因为它的来路不很清楚，传播途径不很确定，测试方法不很可靠，医治办法也不很保险，就令人难以掉以轻心。
我们现在要讨论从社会管理的层次看，究竟该怎么办？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中国又是一个经济、旅游开放的社会，包括中国人到外国去、外国人到中国来，十分频繁。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中国的信息与世界的信息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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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势下，如何尽快地发展出一套对付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传染病的制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制度发展得快速不快速，好不好，不但影响本国人们的健康，而且具有全球效应。无论从长期或短期看，它直接关涉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也会影响到国际关系。
有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制度的首要方面就是信息——医务专业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获得和提供的信息——必须及时和准确。这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的收集(上报)、处理、传播
和使用。这几个环节要尽可能地做到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向前看，这对于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一定要有非常严明的法治，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了和常规不一样的疾病的时候，就要立即上报。没有准确的信息统计，政府的管理就谈不上。而且这个信息中心应该是全国范围内协调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
其次，信息过程一定要透明。这样，专家不但随时向政府管理层上报信息，而且还与社会公众互通信息。发布信息的过程要尽可能地快，不能有耽搁。信息只有快速地上报，快速地公开，快速地检验，才能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使得这个社会的资源能够尽快集中来对付突发的传染病；第二才能够达到对所有的传染病来讲最重要的处治原则：“预防胜过治疗”。只有把信息透明化、公开化，使人们很快知道这件事情，你才能使全社会都自觉地遵守那些基本的公共卫生规则———个人行为的规则和公共场所的规则———这些规则不很复杂，但必须在全社会推广开来，实际上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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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全民建立预防意识，免受谣言和迷信的影响，就要求正式的信息越透明、越真实、越快速，越好。应该把关于突发传染病的信息管理变得像公布突发性的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一样透明，用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
《21世纪》：公共卫生系统包括哪些个方面？
丁学良：相对于个人卫生而言，公共卫生系统涵盖了可能影响到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病毒细菌感染的各个方面，并且是对全体国民免费提供传染病的治疗，因为传染病伤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另外，我们很多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坏习惯也要尽快依法改掉，以前就有报道说有人因为吃野生动物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公共卫生的信息系统要相对独立，医务专业人员要相对独立。
专业人员只要在病人、医院、实验室里发现了什么，就要实事求是地上报和公布这个信息，而不能根据具体负责的官员的好恶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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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前几天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指出，政府已经把这次传染病纳入《传染病防治法》管理，要求地方政府有法律责任上报疫情，并完善信息报告系统，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中心和应急反应的指挥中心。相信我国的疫情报告工作会越做越好。
丁学良：法律一定要有“利牙”，就是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和机构的及时惩罚。如果没有惩罚，再讲法也没有用。某些地方报假数字，如果受到惩罚的话，就会受到有效遏制。如果老是宣传教育，作用当然有限。报告传染病实情，是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事，在这样的大事上，要有特别严格的法制保障。
《21世纪》：关于这次疾病，目前国外的最新进展如何？
丁学良：及时通报和共享关于传染病的真实信息，大大有助于医学界的研究效率和效益(即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次有关“非典型肺炎”病毒基因的研究，全球最好的相关实验室相互协作，大大加快了研究的进度。4月12日(加拿大时间)有了一个突破：全球第一个破译病毒基因密码成功者，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史密斯基因图谱科学中心”。他们发表的报告说，基因图谱显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是“新冠状病毒”，与已知的其他冠状病毒特性不同。这个破译来得很快，是因为国际范围内的协同作战。他们的结果在www.bcgsc.bc.ca上可以查阅。以前通常要5年左右的时间，新疫苗才能制作出来；这次大概会缩短到一年的时间。
让我们作一个简短的总结：传染病大流行是全球化过程加速的一个方面；对付新型的传染病，也必须以全球化的思路和视野，才能奏效。中国在经济上的全球化之步伐，必须以在信息管理(包括传染病领域)上的现代化作配合，才能既快速又稳健。,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