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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捌号楼
先说两句题外话。在世纪学堂与新语丝上两度见到杨曾宪先生对我的耐心回答，在世纪学堂我已经跟贴表示感谢，但怕杨先生见不到，估计杨先生也看新语丝，因此我愿借写这篇文章的机会再“当面”向杨先生表示一下：谢谢杨先生，谨受教。同时，我也要为打扰了杨先生表示歉意。
我对中医和气功的兴趣由来已久，一直想写点什么，现在想趁这几天有点空了了这桩心事。不过，我对中医和气功的兴趣不是临床方面的，而是哲学和文化方面的。
在临床方面，我是一窍不通，地道的医盲与药盲，家中常备药就是“创可贴”。这个缺点得之于我从小爱好体育运动。我中学时曾作为校足球队一员代表省参加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并进入前六名，至今仍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如长跑、游泳等，自由泳1500米不在话下，技术还不赖吧。此外还一年四季每天都洗冷水浴，先将水调得尽可能热，最后再调至最冷浇个够，这叫血管操。由于坚持体育锻炼，我几乎从不生病，单位每次组织体检，本人体检表基本是空白，我甚至对业余铁人三项赛跃跃欲试，只是想到要自己掏钱买赛车就不大热心了。说这些并非是自我炫耀，而是要与下文的气功健身作个比较。
在哲学与文化方面，因为跟学生讲课时常涉及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而中医与气功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这使我开始思考中医与气功的文化内涵。
我的兴趣和思考始于一次看中医的经历。我为了一个忘了是什么的病去看中医，对面的老中医闭目号脉良久，然后说：“你肾虚。”我惊得如雷轰顶，顿生不久人世的悲壮心情。老中医开出方子，中药是很贵的，6个疗程下来得花近千元。尽管当时我正准备结婚，夜里老梦见捡到一个装满钱的密码箱之类，但救命要紧，该割的肉还得割。然而一大堆中药吃下去跟没吃一样。我一气之下跑到协和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还是位留美博士，当我把中医病历拿给他，他却连瞧都不瞧，毫不客气地说：“胡说八道，号脉能号出这病来？你就是吃上一麻袋中药也不管用。”他对我的无数疑问待答不理，只说“你这不是病，不用治!”好说歹说开了一个药方把我打发了，划出价一看还不到20元钱!当时我无比悲愤，只觉得这个医生对一个快要死的人竟这样冷酷，毫无人性，回来后就琢磨着给医院写人民来信。信最终没写，但病还得瞧，没辙，谁叫身体是自己的呢。于是我又去医院专门对肾脏做了一次全面详尽的检查，结果出来一看：肾脏好好的，什么毛病也没有。我大惑不解，西医和中医咋对着干？干脆破罐子破摔，爱谁谁，老子不治了!--哪知过了一段时间，病莫名其妙地没了!从此以后我不再相信中医，而且始终忘不了留美博士对中医的那种轻蔑神情。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明白的过程此处省略)：敢情，西医与中医说的“肾”根本不是一码事!西医说的“肾”指的是解剖学上具体的生理器官，拉开肚子就能看见，摸着，血淋淋活蹦乱跳的。而中医说的“肾”，以及“肝、脾、胃、胆”等等，并非指某种生理器官，而是指五脏经络的不同范畴，玩得是虚的，当不得真。中医就跟易经八卦一样，也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典型的小农生产方式，耳传心授，要说中医治不好病是不公平的，但它治病就象易经一不留神也能算准个把次一样带有必然的偶然性。从医学原理上对中医的批判，新语丝上有过多篇文章，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从这件事进而领悟到易经八卦的道理。易经八卦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为范畴，推演预测宇宙万物的变化。当然，说“宇宙万物”是太夸张了，实际上它推演预测的范围非常窄，只限于人世的吉凶祸福，对于宇宙的宏观结构(如宇宙大爆炸)与物质的微观结构(如基本粒子)，八卦大师们是不感兴趣的，从没听说过哪位算命先生能算出人类起源于多少年前、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太阳什么时候熄灭、在哪儿能找到反物质等等。至于说到人世的吉凶祸福，一般人也许会傻呵呵地想到一个问题：“刮风下雨跟我的人生前途有什么关系？”
这就跟我头一次听说“肾虚”大吃一惊一样，实际上，八卦所谓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也是一些玄虚的概念，并非指真的刮风下雨。作为哲学范畴来看，“天”概括的是崇高、伟大、雄性等此类现象，“雷”概括的是猛烈、狂暴等此类现象，其他可类推。用自然现象比喻抽象的哲学范畴，这说明与西方同时期比较发达的理性思维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思维还处于经验直观与实用的水平上，缺乏从具体现象抽象出客观规律的理性思辩能力。
这是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的一个根源。中国古代思维一般只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描述，而对其本质不感兴趣，因此能产生四大发明的技术，却产生不了科学的体系(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言)。可以举一个人们常见的例子：乡下老农看天是相当准的，一看天上的云彩，就知道明天下不下雨。但是我们能把他叫做“气象学家”吗？显然不能，因为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数次经验的积累，使他猜测到云彩与下雨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但为什么有了云彩就会下雨，这内在的原因他却不知道了。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则是为人熟知的“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杞人的忧天恰恰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然而这个成语却一直被当作贬义词。
气功与中医是一根藤上的两颗瓜，同源同理。我的亲友中有不少练气功的，但该得什么病还得什么病，该死还得死。我的一个叔叔常年练气功，但在70岁前死于肠癌，为挽救他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病急乱投医，连一些著名的气功大师都找过了，结果还是没能救得了他的命。最可笑的是我的一位父执，那年我探亲回家，听他儿子骄傲地讲他爹的故事。他爹退休前是某医院的药剂师，退休以后专看晚期恶性肿瘤，当然用的是中医和气功的法子，手到病除，名声大振，被人当作活神仙，许多医院不收的垂死病人不远千里来求治，电视台风闻跑来要拍片子，被他爹谦虚地拒绝了。然而--许多事都坏在这个“然而”上--我走后不到半年就传来噩耗：他死了，死于肝癌。看来，西医治不了的病中医也治不了，但中医治不了的病西医未必不能治。
为公正起见，我试着自我反驳。第一种反驳，中医和气功的支持者可以说“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治不好是命该如此。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迷信，不值一驳。第二种反驳，可以从更为科学的角度，用波普尔的证伪法来驳斥我：你举出再多治不好的个例，也无法归纳出“中医和气功治不好病”的全称判断，因为同样也有许多人声称练气功治好了多年的痼疾。对此我可以回答：当然不能说得太绝对，不过这么多反面的个例起码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医和气功的治疗与健身效果是很可疑的，不象西医，同样的病不管生在谁身上，能治就都能治，不能治就都不能治。
气功特异功能一度被人们吹嘘得神乎其神，象严新、张宏堡、张香玉这类江湖骗子为此赚得盆满钵溢。特异功能最著名的吹鼓手当属柯云路，文革后他以写改革题材一炮窜红，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改写气功特异功能了，看他的《大气功师》就跟看武侠小说似的，能让人上瘾。我还记得前些年坊间出了一本书叫《易侠》，作者是一位报社编辑，主人公是真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延生。这位张大师内外功夫十分了得，尤擅易经预测学，能从一片落下的树叶算出树下坐的人的单位第一把手下台了。书中借张大师之口断言：易经这种神奇的预测能力，其伟大意义超过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书中并为这块瑰宝至今还埋在哪个地底下而极为惋惜。
然而，记得大约与此同时(好象是90年代中期)，北京一位叫杨晓霞的少女得了一种无法确诊的怪病，右臂骨头坏死，此事经媒体披露而轰动一时，各大医院(包括中医)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截肢。但刚截完肢就从网上传来国外医学界的反馈信息：此病在国外可以确诊，并有治愈的先例。人们都在叹息，可惜了一位花季少女，这消息早来几天就好了。我当时就想，那些著名的气功大师此时此刻都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用特异功能来挽救杨晓霞？为什么白白放过了一次露脸的机会？要么是他们的特异功能根本就是假的，要么是他们见死不救，良心大大的坏了。
我有一位关系很铁的朋友，无论学术私谊都合得来，但我们之间不谈气功。他热衷气功，每天晚上12点开始打坐，提到司马南就咬牙切齿，说起各种特异功能就津津有味。起初我们也曾激烈辩论，但终究人各有志，不能强勉，还是友谊第一。他自称能遥控给人看病，只是在我身上并未应验。后来我听说他因病(什么病属个人隐私就不说了)动了手术，真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这么大能耐哪会生病。我到他家去看他，望着他病容憔悴的脸，实在不忍心问：“你练的气功怎么不管用？”巧得很，我一位同事也跟他一样，气功也未能使他避免胃穿孔的悲惨命运，当然，我同样不好问他的气功是怎么练的，这么残忍的事是不能干的。
另一位练鹤翔桩的同事，由于悟性奇高而成为该功创始人(忘了叫什么，很有名的)的亲传弟子。那时我们一些单身汉住在集体宿舍，他自称晚上睡觉能灵魂出窍，在各屋巡视，屋里有几个人都知道。更神的是有一次，他声称你说出一个人名，他通过意念发动能知道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在什么地方，干什么的。于是屋里其他三个人(包括我)各说出一个名字，只见他满屋乱转，嘴里念念有辞，然后突然面向某一方向站住，说出他的结果。前两人一个点头，一个摇头。我有意从亲友中挑了一个比较中性看不出男女的名字问他，结果无论性别、年龄、地点等等没一项对的。更可笑的是他预测我一辈子不会结婚，然而不到半年我就结婚了。整个一神经病!
更滑稽的事发生在我身边。我的嫂子(注：嫂子就是我哥哥的妻子)也迷气功，由于她训练有方，她的8岁女儿芸芸(也就是我的小侄女)小小年纪就开了天目，不但能看病，还能看出你的前生。那年春节我带着新婚的太太回家探亲，全家十几口人聚集在一起，芸芸开始现场表演。她说她爹(注：就是我哥哥)前生是个和尚，她妈是头鹿，我是个商人，我太太则是一只孔雀。怪了，两位女士的前生都不错，尤其我太太当一只孔雀蛮好，看来芸芸很懂礼貌。
表演结束后，我提了两个问题，其一：人一生顶多活100岁左右，无论从人类历史还是从佛教轮回说来看，100岁都只能算很短的瞬间，一个人肯定有不止一次前生，那么芸芸看到的是哪一次前生？其二：当时在场人的前生，把动物排除在外，则都是中国人，是不是在阴间也分种族和国籍？这两个问题问得嫂子和芸芸哑口无言--这就是理性的力量!(注：芸芸现在已上大学，由于放弃训练，她的天目技能已完全丧失；如果跟她提起幼年往事，她会很快打断你，转到别的话题上。)
我喜欢跟各种气功人士以及宗教人士对话和讨论，追寻其中所体现的世界观和生命哲学。气功跟宗教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以非理性的“信则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基础，因而经不起逻辑的严格拷问。如果真象《易侠》所说，易经以及气功特异功能表现出超越科学的大智慧，那么它为什么不能使中华民族免遭异族的一次次蹂躏？它为什么放任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为什么中国在许多方面至今依然落后？因此可以断定，这种大智慧只是一种摆设，对治国没有多大用处，甚至还有坏处。
但仅仅提出这些问题，理性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还必须更深入地探究这种神秘主义的文化根源。从文化学的常识来看，中国这些年来的气功热、易经热以及民族主义狂热等等，在深层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抵制外来西方文化的一种应激反应。一种较弱的、较落后的文化，当它无力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效地抵御更强的、更有生命力的文化入侵时，它往往会向古代神秘主义复归，诉诸一种超自然的和迷信的观念，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保守方面--排斥功能。(参见[美]哈定：《文化与进化》)。
我们循此逻辑继续走下去，就逐渐接近了东方神秘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就健身来说，现代体育(足球、游泳等)主要是西方式的，而气功和印度的瑜伽则是典型东方式的。在两种不同的健身方式后面隐藏着的是深刻的文化差异。现代体育强调的是“生命在于运动”，而气功和瑜伽却反其道而行之，压制生命的运动，通过打坐与入静，用意识力量控制内循环，基本上是一种心理训练。由于排斥身体的运动，易造成血脉不畅和肌体功能的退化，如长期辟谷导致肠胃器官的萎缩，历代高僧涅槃留下的舍利子，经科学化验不过是一些结石(肾结石、胃结石或胆结石)，圣雄甘地就因看到瑜伽导致国民体质的衰弱而反对瑜伽。
两种不同的健身方式反映了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现代体育是外向的，要人挑战自我与自然，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而气功和瑜伽则是内向的，禁欲主义的，它要人逃避现实，放弃对外部世界的关注，退缩并把自己锁闭在个人的冥想天地里。我那位朋友声称，练到一定境界就会无欲(食欲与性欲)，如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就不吃肉。我曾开玩笑地说：“你练你的气功，我运动我的身体，看谁活得长。”谁知这下撞到他枪口上了，只见他微微一笑：“练功到了高层次，是以求道为目的，不以人寿为意。”
看来他已得到老庄哲学的真髓。他也以同样的话回答了我的另一个问题：据统计资料，中国的和尚是短命的，平均30多岁，原因在于他们只吃素不吃肉，营养不够，同时整天打坐不运动。(中国营养学会调查报告：《第一食草大国》，北京晚报。标题可能稍有出入，具体发表日期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末)
讨论愈益逼近问题的核心--什么是“道”？但对这个大问题的全面回答是本文容纳不下的，只能点到为止。
任何一种人类技艺，都可分为业余与职业两个层次。比如体育运动，一般人是为了健身，而职业运动员则是为了竞技，象施瓦辛格练的一身横肉，从身体健康的角度看完全是多余。这说明任何一项技艺都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一旦职业化、专门化，它就必然要超越日常的实用目的性，而走向极端，即追求它的最高境界。气功也同样，作为无数健身方法的一种，玩玩可以，但作为一种生命实践，它的终极目标只能是--取消生命!
这就是气功所要达到的“道”。这个“道”早被庄子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至人无己。”即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却自己，与宇宙万物化为一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庄子提出了人的绝对自由的深刻问题，然而在他看来，要达到这个绝对自由，唯有取消生命本身，归于虚无，因为肉体生命的存在同时也是对生命自由的限制。庄子的这种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命题“天人合一”的源头之一。
气功作为一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身心修炼方法，与东方宗教血脉相连。东方宗教--佛教与道教--都是逃避现实而诉诸内心的，马克斯·韦伯就说过：“佛教……一种力求消灭一切欲望和自我的伦理。”认为这种“东方沉思的神秘主义”缺乏“改造这个世界的潜力。”(《经济与社会》，第3卷)威廉·詹姆斯也说，佛教徒“这时所最感需要的安静，就在于摆脱人生有限经验的种种烦恼。所谓涅槃，也只是指免去感觉世界无穷无尽的冒险。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主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害怕更多的经验，害怕生活。”(《实用主义》)
害怕生活，这就是气功生命哲学的本质，它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这种特点的最好诠释，“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治”成为不思进取的借口，中国文化因之变成一种阴柔的文化，缺少阳刚之气。儒家与道家虽然有入世与出世的区别，但在对待生命与自然的态度上，两者却是基本一致的， 农业文明是它们扎根的土壤，封闭的小农经济铸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从里到外的狭隘与保守的性格，说得俗一点：一个农民能有什么思想，它就会是什么思想。
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特点是“靠天吃饭”，仰赖大自然的恩赐，反映到哲学思维上就是“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生。“天人合一”原是汉儒董仲舒创造的谶讳神学观念，本身就带有迷信色彩，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一个重大命题，其中“天”到底是指最高抽象的宇宙真理，还是指物质性的“天”，从先秦诸子以降始终没有理清，也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来说，这本是一回事。显然，把作为自然现象的“天”当作宇宙的最高实体，仍是原始拜物教的遗留，反映了农业文明特有的自然崇拜。
“天人合一”观近年在学术界被热炒，在社会上也颇有影响，人们以此作为中国儒家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一个证明--前者更接近自然，后者却破坏自然。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它等同于当前流行的环保意识，其实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仍然属于用科学手段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仍需科学来解决。而“天人合一”则只有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它把自然想象为具有理性的对话者，希求以人类的恭顺换取自然的善意回应，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小农心态--在大自然面前的自卑和无奈。
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这个征服和改造是在两个维度上进行的。一是对于外部自然，在大自然面前，人与虫蚁没有任何区别，大自然不会格外优待人类，人类如果不顽强地同自然斗争，那么至今还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二是对于内部自然，即人自身，人类只有不断克服自身原始的野性和兽性，才能不断走向文明，如果只与自然“合一”，那么今天人们仍然还会满街随地大小便，“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会拧断父亲的脖子，而跟母亲睡觉。”(狄德罗《拉摩的侄儿》)其实，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归根结底也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说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我不能不提到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从小就特别调皮，常拿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让大人头疼。初中时，一次生物课上老师讲到人体的“毛细血管”，我问：“老师，有没有毛粗血管？”老师瞪眼斥道：“捣什么乱你!”恰好班主任也来听课，下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训了一个小时：“明明没有毛粗血管，你这不是成心捣蛋吗？”他还专门召开班级会，把我作为害群之马来批判，那些老师喜欢的“好”学生都踊跃发言。这件事深深刺伤了我幼小的心灵，从那时直到今天，我始终痛恨并咀咒这个扼杀个性、自由和创造，把天真烂漫的孩子培养成奴才的文化教育体制。
如今作为成年人，我喜欢调皮的孩子，作为大学教师，我喜欢爱提问题的学生。每学期第一堂课，我都要向学生声明：“欢迎你们对我‘持不同政见’，不管多么激烈、多么尖锐都没关系，只有一条：不许骂娘。年青人就应该有点叛逆性。”而学生提出来的那些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问题，常能使我发现自己思想与知识上的盲点。
关于儒学就是这样。对于“儒家文明对今日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儒家鼓吹的是一种奴隶道德，是为宗法专制秩序服务的。孔子的思想纲领是“克己复礼为仁”，而所谓“仁”的核心则是“孝”。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下》)儒家的“爱人”具有浓厚的宗法色彩，所谓“亲亲为大”(《大学·中庸第二十》)，即首先爱自己家的人，有了富余才去爱别人，所以孟子痛斥墨子的“爱无差等”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与今日所谓人道主义的“博爱”完全是南辕北辙。
作为我们数千年来立国之本的“孝”(“忠”则是“孝”的放大)，并非是单纯地尊敬爱戴父母长辈而已。与西方更强调平等的“契约”观念不同，“孝”的观念强调的是子女对家长(推而广之：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臣子对君主、奴隶对贵族、卑贱者对高贵者等等)无条件的、盲目的服从，以及永远不可改变的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唯一前提只是非理性的血缘等级关系，而非人性的内在自由。
孔子本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入见君主时，低头弯腰，提着衣襟，贴着屋檐，迈着小碎步，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喘一声，那姿态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见《论语·乡党》)。维柯评道：“孔子的哲学，象埃及人的司祭书一样，在少数涉及物理自然时都很粗糙，几乎全是凡俗伦理，即由法律规定人民应遵行的伦理。”(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黑格尔则说孔子的学说主要是教人服从，其伦理学讲的只是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这些话说得很精辟，不是简单地贴上一个“话语霸权”的标签就能驳倒的。
于是课下有学生问我：“老师，你既然否定儒家文明，那我们拿什么来鼓舞人民？”我没料到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楞了，不知怎么回答。这就是我思想上的盲点。经过认真思考，我可以有把握地回答这个学生了：“用科学和民主!”但这样回答，又使我感到一丝悲哀：五四运动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至今仍在原地踏步。
谈到“西方科学”，必须弄清楚一点：绝不能把“西方”仅视为一个只包括某些西方国家的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个“西方”实际上代表了人类，“西方科学”包括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和阿拉伯的数学等等，因而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根据地缘政治学，地中海区域是世界的心脏，是一个“世界岛”，谁控制了这个“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麦金德)。在这里，欧、亚、非三大陆的不同文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碰撞、交流和融汇，最终溶铸出一种文明的合金--西方文明。数千年孤处世界一隅、自生自灭的中国文化甫一与之交锋，则立即土崩瓦解，这是毫不奇怪的。
我不讳言我是“全盘西化”者。所谓“全盘西化”，并不是说你使惯了筷子非得改用刀叉，你喜欢穿长袍马褂非得穿西装打领带，“谢谢”非得说成“三克油歪嘴妈吃”。所谓“全盘西化”，是指我们基本的社会文化结构必须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西方文明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作为一个整体，其科学体系与文化价值体系是不可分割的二位一体，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我们要么不接受，要么就得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不存在第三条道路。什么“西学中体”、“西学中用”等等，不过是在和稀泥，还是儒家“中庸之道”那一套。“中庸之道”实为“平庸之道”，总是那么四平八稳，不偏不倚，圆滑世故，什么事情都不肯走极端，永远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结果什么事情都是马马虎虎，似是而非，一辈子就这样凑和着活着，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请复习鲁迅先生关于“黑屋子”的说法)。
汤因比指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应是文明而不是国家，国家大多很短命，而文明则相对稳定，应该“把国家仅仅看作是文明生命中相当次要的和短暂的政治现象”(《文明经受着考验》)。汤因比这个论断抽掉了一切爱国主义的垫脚石。祖国要我们爱它的理由，不超过我们对一件衣服、一辆汽车、一幢房子的爱，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爱祖国，是因为它与我们利益攸关，例如使我们感到安全、自由、尊严、舒适等等，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超验的、宗教的神秘因素。一个人出生在哪个国家，就象一个人的出身一样，完全是偶然的，无法选择的，不能作为“爱”的理由。如果这个国家使我感到压迫，使我不能尊严地活着，那么我有权抛弃它，寻找新的祖国。文明也一样。文明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就象一件衣服一样。一件式样、质料都已过时的衣服，再怎么翻新也是一件旧衣服，费这个功夫还不如扔了再买新的，无非换个活法而已，这并不是世界末日。
就象尼采大胆喊出“上帝死了”一样，我们也应该怀着欣悦的心情站在旧文明的灵床前，静静地看着它咽下最后一口气。
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讨论。(来源：新语丝 更新日期：2003年9月1日 医学捌号楼)
我对中医和气功的兴趣由来已久，一直想写点什么，现在想趁这几天有点空了了这桩心事。不过，我对中医和气功的兴趣不是临床方面的，而是哲学和文化方面的。
在临床方面，我是一窍不通，地道的医盲与药盲，家中常备药就是“创可贴”。这个缺点得之于我从小爱好体育运动。我中学时曾作为校足球队一员代表省参加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并进入前六名，至今仍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如长跑、游泳等，自由泳1500米不在话下，技术还不赖吧。此外还一年四季每天都洗冷水浴，先将水调得尽可能热，最后再调至最冷浇个够，这叫血管操。由于坚持体育锻炼，我几乎从不生病，单位每次组织体检，本人体检表基本是空白，我甚至对业余铁人三项赛跃跃欲试，只是想到要自己掏钱买赛车就不大热心了。说这些并非是自我炫耀，而是要与下文的气功健身作个比较。
在哲学与文化方面，因为跟学生讲课时常涉及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而中医与气功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这使我开始思考中医与气功的文化内涵。
我的兴趣和思考始于一次看中医的经历。我为了一个忘了是什么的病去看中医，对面的老中医闭目号脉良久，然后说：“你肾虚。”我惊得如雷轰顶，顿生不久人世的悲壮心情。老中医开出方子，中药是很贵的，6个疗程下来得花近千元。尽管当时我正准备结婚，夜里老梦见捡到一个装满钱的密码箱之类，但救命要紧，该割的肉还得割。然而一大堆中药吃下去跟没吃一样。我一气之下跑到协和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还是位留美博士，当我把中医病历拿给他，他却连瞧都不瞧，毫不客气地说：“胡说八道，号脉能号出这病来？你就是吃上一麻袋中药也不管用。”他对我的无数疑问待答不理，只说“你这不是病，不用治!”好说歹说开了一个药方把我打发了，划出价一看还不到20元钱!当时我无比悲愤，只觉得这个医生对一个快要死的人竟这样冷酷，毫无人性，回来后就琢磨着给医院写人民来信。信最终没写，但病还得瞧，没辙，谁叫身体是自己的呢。于是我又去医院专门对肾脏做了一次全面详尽的检查，结果出来一看：肾脏好好的，什么毛病也没有。我大惑不解，西医和中医咋对着干？干脆破罐子破摔，爱谁谁，老子不治了!--哪知过了一段时间，病莫名其妙地没了!从此以后我不再相信中医，而且始终忘不了留美博士对中医的那种轻蔑神情。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明白的过程此处省略)：敢情，西医与中医说的“肾”根本不是一码事!西医说的“肾”指的是解剖学上具体的生理器官，拉开肚子就能看见，摸着，血淋淋活蹦乱跳的。而中医说的“肾”，以及“肝、脾、胃、胆”等等，并非指某种生理器官，而是指五脏经络的不同范畴，玩得是虚的，当不得真。中医就跟易经八卦一样，也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典型的小农生产方式，耳传心授，要说中医治不好病是不公平的，但它治病就象易经一不留神也能算准个把次一样带有必然的偶然性。从医学原理上对中医的批判，新语丝上有过多篇文章，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从这件事进而领悟到易经八卦的道理。易经八卦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为范畴，推演预测宇宙万物的变化。当然，说“宇宙万物”是太夸张了，实际上它推演预测的范围非常窄，只限于人世的吉凶祸福，对于宇宙的宏观结构(如宇宙大爆炸)与物质的微观结构(如基本粒子)，八卦大师们是不感兴趣的，从没听说过哪位算命先生能算出人类起源于多少年前、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太阳什么时候熄灭、在哪儿能找到反物质等等。至于说到人世的吉凶祸福，一般人也许会傻呵呵地想到一个问题：“刮风下雨跟我的人生前途有什么关系？”
这就跟我头一次听说“肾虚”大吃一惊一样，实际上，八卦所谓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也是一些玄虚的概念，并非指真的刮风下雨。作为哲学范畴来看，“天”概括的是崇高、伟大、雄性等此类现象，“雷”概括的是猛烈、狂暴等此类现象，其他可类推。用自然现象比喻抽象的哲学范畴，这说明与西方同时期比较发达的理性思维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思维还处于经验直观与实用的水平上，缺乏从具体现象抽象出客观规律的理性思辩能力。
这是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的一个根源。中国古代思维一般只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描述，而对其本质不感兴趣，因此能产生四大发明的技术，却产生不了科学的体系(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言)。可以举一个人们常见的例子：乡下老农看天是相当准的，一看天上的云彩，就知道明天下不下雨。但是我们能把他叫做“气象学家”吗？显然不能，因为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数次经验的积累，使他猜测到云彩与下雨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但为什么有了云彩就会下雨，这内在的原因他却不知道了。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则是为人熟知的“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杞人的忧天恰恰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然而这个成语却一直被当作贬义词。
气功与中医是一根藤上的两颗瓜，同源同理。我的亲友中有不少练气功的，但该得什么病还得什么病，该死还得死。我的一个叔叔常年练气功，但在70岁前死于肠癌，为挽救他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病急乱投医，连一些著名的气功大师都找过了，结果还是没能救得了他的命。最可笑的是我的一位父执，那年我探亲回家，听他儿子骄傲地讲他爹的故事。他爹退休前是某医院的药剂师，退休以后专看晚期恶性肿瘤，当然用的是中医和气功的法子，手到病除，名声大振，被人当作活神仙，许多医院不收的垂死病人不远千里来求治，电视台风闻跑来要拍片子，被他爹谦虚地拒绝了。然而--许多事都坏在这个“然而”上--我走后不到半年就传来噩耗：他死了，死于肝癌。看来，西医治不了的病中医也治不了，但中医治不了的病西医未必不能治。
为公正起见，我试着自我反驳。第一种反驳，中医和气功的支持者可以说“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治不好是命该如此。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迷信，不值一驳。第二种反驳，可以从更为科学的角度，用波普尔的证伪法来驳斥我：你举出再多治不好的个例，也无法归纳出“中医和气功治不好病”的全称判断，因为同样也有许多人声称练气功治好了多年的痼疾。对此我可以回答：当然不能说得太绝对，不过这么多反面的个例起码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医和气功的治疗与健身效果是很可疑的，不象西医，同样的病不管生在谁身上，能治就都能治，不能治就都不能治。
气功特异功能一度被人们吹嘘得神乎其神，象严新、张宏堡、张香玉这类江湖骗子为此赚得盆满钵溢。特异功能最著名的吹鼓手当属柯云路，文革后他以写改革题材一炮窜红，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改写气功特异功能了，看他的《大气功师》就跟看武侠小说似的，能让人上瘾。我还记得前些年坊间出了一本书叫《易侠》，作者是一位报社编辑，主人公是真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延生。这位张大师内外功夫十分了得，尤擅易经预测学，能从一片落下的树叶算出树下坐的人的单位第一把手下台了。书中借张大师之口断言：易经这种神奇的预测能力，其伟大意义超过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书中并为这块瑰宝至今还埋在哪个地底下而极为惋惜。
然而，记得大约与此同时(好象是90年代中期)，北京一位叫杨晓霞的少女得了一种无法确诊的怪病，右臂骨头坏死，此事经媒体披露而轰动一时，各大医院(包括中医)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截肢。但刚截完肢就从网上传来国外医学界的反馈信息：此病在国外可以确诊，并有治愈的先例。人们都在叹息，可惜了一位花季少女，这消息早来几天就好了。我当时就想，那些著名的气功大师此时此刻都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用特异功能来挽救杨晓霞？为什么白白放过了一次露脸的机会？要么是他们的特异功能根本就是假的，要么是他们见死不救，良心大大的坏了。
我有一位关系很铁的朋友，无论学术私谊都合得来，但我们之间不谈气功。他热衷气功，每天晚上12点开始打坐，提到司马南就咬牙切齿，说起各种特异功能就津津有味。起初我们也曾激烈辩论，但终究人各有志，不能强勉，还是友谊第一。他自称能遥控给人看病，只是在我身上并未应验。后来我听说他因病(什么病属个人隐私就不说了)动了手术，真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这么大能耐哪会生病。我到他家去看他，望着他病容憔悴的脸，实在不忍心问：“你练的气功怎么不管用？”巧得很，我一位同事也跟他一样，气功也未能使他避免胃穿孔的悲惨命运，当然，我同样不好问他的气功是怎么练的，这么残忍的事是不能干的。
另一位练鹤翔桩的同事，由于悟性奇高而成为该功创始人(忘了叫什么，很有名的)的亲传弟子。那时我们一些单身汉住在集体宿舍，他自称晚上睡觉能灵魂出窍，在各屋巡视，屋里有几个人都知道。更神的是有一次，他声称你说出一个人名，他通过意念发动能知道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在什么地方，干什么的。于是屋里其他三个人(包括我)各说出一个名字，只见他满屋乱转，嘴里念念有辞，然后突然面向某一方向站住，说出他的结果。前两人一个点头，一个摇头。我有意从亲友中挑了一个比较中性看不出男女的名字问他，结果无论性别、年龄、地点等等没一项对的。更可笑的是他预测我一辈子不会结婚，然而不到半年我就结婚了。整个一神经病!
更滑稽的事发生在我身边。我的嫂子(注：嫂子就是我哥哥的妻子)也迷气功，由于她训练有方，她的8岁女儿芸芸(也就是我的小侄女)小小年纪就开了天目，不但能看病，还能看出你的前生。那年春节我带着新婚的太太回家探亲，全家十几口人聚集在一起，芸芸开始现场表演。她说她爹(注：就是我哥哥)前生是个和尚，她妈是头鹿，我是个商人，我太太则是一只孔雀。怪了，两位女士的前生都不错，尤其我太太当一只孔雀蛮好，看来芸芸很懂礼貌。
表演结束后，我提了两个问题，其一：人一生顶多活100岁左右，无论从人类历史还是从佛教轮回说来看，100岁都只能算很短的瞬间，一个人肯定有不止一次前生，那么芸芸看到的是哪一次前生？其二：当时在场人的前生，把动物排除在外，则都是中国人，是不是在阴间也分种族和国籍？这两个问题问得嫂子和芸芸哑口无言--这就是理性的力量!(注：芸芸现在已上大学，由于放弃训练，她的天目技能已完全丧失；如果跟她提起幼年往事，她会很快打断你，转到别的话题上。)
我喜欢跟各种气功人士以及宗教人士对话和讨论，追寻其中所体现的世界观和生命哲学。气功跟宗教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以非理性的“信则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基础，因而经不起逻辑的严格拷问。如果真象《易侠》所说，易经以及气功特异功能表现出超越科学的大智慧，那么它为什么不能使中华民族免遭异族的一次次蹂躏？它为什么放任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为什么中国在许多方面至今依然落后？因此可以断定，这种大智慧只是一种摆设，对治国没有多大用处，甚至还有坏处。
但仅仅提出这些问题，理性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还必须更深入地探究这种神秘主义的文化根源。从文化学的常识来看，中国这些年来的气功热、易经热以及民族主义狂热等等，在深层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抵制外来西方文化的一种应激反应。一种较弱的、较落后的文化，当它无力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效地抵御更强的、更有生命力的文化入侵时，它往往会向古代神秘主义复归，诉诸一种超自然的和迷信的观念，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保守方面--排斥功能。(参见[美]哈定：《文化与进化》)。
我们循此逻辑继续走下去，就逐渐接近了东方神秘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就健身来说，现代体育(足球、游泳等)主要是西方式的，而气功和印度的瑜伽则是典型东方式的。在两种不同的健身方式后面隐藏着的是深刻的文化差异。现代体育强调的是“生命在于运动”，而气功和瑜伽却反其道而行之，压制生命的运动，通过打坐与入静，用意识力量控制内循环，基本上是一种心理训练。由于排斥身体的运动，易造成血脉不畅和肌体功能的退化，如长期辟谷导致肠胃器官的萎缩，历代高僧涅槃留下的舍利子，经科学化验不过是一些结石(肾结石、胃结石或胆结石)，圣雄甘地就因看到瑜伽导致国民体质的衰弱而反对瑜伽。
两种不同的健身方式反映了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现代体育是外向的，要人挑战自我与自然，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而气功和瑜伽则是内向的，禁欲主义的，它要人逃避现实，放弃对外部世界的关注，退缩并把自己锁闭在个人的冥想天地里。我那位朋友声称，练到一定境界就会无欲(食欲与性欲)，如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就不吃肉。我曾开玩笑地说：“你练你的气功，我运动我的身体，看谁活得长。”谁知这下撞到他枪口上了，只见他微微一笑：“练功到了高层次，是以求道为目的，不以人寿为意。”
看来他已得到老庄哲学的真髓。他也以同样的话回答了我的另一个问题：据统计资料，中国的和尚是短命的，平均30多岁，原因在于他们只吃素不吃肉，营养不够，同时整天打坐不运动。(中国营养学会调查报告：《第一食草大国》，北京晚报。标题可能稍有出入，具体发表日期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末)
讨论愈益逼近问题的核心--什么是“道”？但对这个大问题的全面回答是本文容纳不下的，只能点到为止。
任何一种人类技艺，都可分为业余与职业两个层次。比如体育运动，一般人是为了健身，而职业运动员则是为了竞技，象施瓦辛格练的一身横肉，从身体健康的角度看完全是多余。这说明任何一项技艺都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一旦职业化、专门化，它就必然要超越日常的实用目的性，而走向极端，即追求它的最高境界。气功也同样，作为无数健身方法的一种，玩玩可以，但作为一种生命实践，它的终极目标只能是--取消生命!
这就是气功所要达到的“道”。这个“道”早被庄子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至人无己。”即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却自己，与宇宙万物化为一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庄子提出了人的绝对自由的深刻问题，然而在他看来，要达到这个绝对自由，唯有取消生命本身，归于虚无，因为肉体生命的存在同时也是对生命自由的限制。庄子的这种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命题“天人合一”的源头之一。
气功作为一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身心修炼方法，与东方宗教血脉相连。东方宗教--佛教与道教--都是逃避现实而诉诸内心的，马克斯·韦伯就说过：“佛教……一种力求消灭一切欲望和自我的伦理。”认为这种“东方沉思的神秘主义”缺乏“改造这个世界的潜力。”(《经济与社会》，第3卷)威廉·詹姆斯也说，佛教徒“这时所最感需要的安静，就在于摆脱人生有限经验的种种烦恼。所谓涅槃，也只是指免去感觉世界无穷无尽的冒险。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主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害怕更多的经验，害怕生活。”(《实用主义》)
害怕生活，这就是气功生命哲学的本质，它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这种特点的最好诠释，“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治”成为不思进取的借口，中国文化因之变成一种阴柔的文化，缺少阳刚之气。儒家与道家虽然有入世与出世的区别，但在对待生命与自然的态度上，两者却是基本一致的， 农业文明是它们扎根的土壤，封闭的小农经济铸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从里到外的狭隘与保守的性格，说得俗一点：一个农民能有什么思想，它就会是什么思想。
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特点是“靠天吃饭”，仰赖大自然的恩赐，反映到哲学思维上就是“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生。“天人合一”原是汉儒董仲舒创造的谶讳神学观念，本身就带有迷信色彩，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一个重大命题，其中“天”到底是指最高抽象的宇宙真理，还是指物质性的“天”，从先秦诸子以降始终没有理清，也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来说，这本是一回事。显然，把作为自然现象的“天”当作宇宙的最高实体，仍是原始拜物教的遗留，反映了农业文明特有的自然崇拜。
“天人合一”观近年在学术界被热炒，在社会上也颇有影响，人们以此作为中国儒家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一个证明--前者更接近自然，后者却破坏自然。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它等同于当前流行的环保意识，其实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仍然属于用科学手段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仍需科学来解决。而“天人合一”则只有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它把自然想象为具有理性的对话者，希求以人类的恭顺换取自然的善意回应，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小农心态--在大自然面前的自卑和无奈。
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这个征服和改造是在两个维度上进行的。一是对于外部自然，在大自然面前，人与虫蚁没有任何区别，大自然不会格外优待人类，人类如果不顽强地同自然斗争，那么至今还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二是对于内部自然，即人自身，人类只有不断克服自身原始的野性和兽性，才能不断走向文明，如果只与自然“合一”，那么今天人们仍然还会满街随地大小便，“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会拧断父亲的脖子，而跟母亲睡觉。”(狄德罗《拉摩的侄儿》)其实，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归根结底也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说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我不能不提到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从小就特别调皮，常拿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让大人头疼。初中时，一次生物课上老师讲到人体的“毛细血管”，我问：“老师，有没有毛粗血管？”老师瞪眼斥道：“捣什么乱你!”恰好班主任也来听课，下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训了一个小时：“明明没有毛粗血管，你这不是成心捣蛋吗？”他还专门召开班级会，把我作为害群之马来批判，那些老师喜欢的“好”学生都踊跃发言。这件事深深刺伤了我幼小的心灵，从那时直到今天，我始终痛恨并咀咒这个扼杀个性、自由和创造，把天真烂漫的孩子培养成奴才的文化教育体制。
如今作为成年人，我喜欢调皮的孩子，作为大学教师，我喜欢爱提问题的学生。每学期第一堂课，我都要向学生声明：“欢迎你们对我‘持不同政见’，不管多么激烈、多么尖锐都没关系，只有一条：不许骂娘。年青人就应该有点叛逆性。”而学生提出来的那些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问题，常能使我发现自己思想与知识上的盲点。
关于儒学就是这样。对于“儒家文明对今日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儒家鼓吹的是一种奴隶道德，是为宗法专制秩序服务的。孔子的思想纲领是“克己复礼为仁”，而所谓“仁”的核心则是“孝”。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下》)儒家的“爱人”具有浓厚的宗法色彩，所谓“亲亲为大”(《大学·中庸第二十》)，即首先爱自己家的人，有了富余才去爱别人，所以孟子痛斥墨子的“爱无差等”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与今日所谓人道主义的“博爱”完全是南辕北辙。
作为我们数千年来立国之本的“孝”(“忠”则是“孝”的放大)，并非是单纯地尊敬爱戴父母长辈而已。与西方更强调平等的“契约”观念不同，“孝”的观念强调的是子女对家长(推而广之：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臣子对君主、奴隶对贵族、卑贱者对高贵者等等)无条件的、盲目的服从，以及永远不可改变的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唯一前提只是非理性的血缘等级关系，而非人性的内在自由。
孔子本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入见君主时，低头弯腰，提着衣襟，贴着屋檐，迈着小碎步，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喘一声，那姿态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见《论语·乡党》)。维柯评道：“孔子的哲学，象埃及人的司祭书一样，在少数涉及物理自然时都很粗糙，几乎全是凡俗伦理，即由法律规定人民应遵行的伦理。”(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黑格尔则说孔子的学说主要是教人服从，其伦理学讲的只是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这些话说得很精辟，不是简单地贴上一个“话语霸权”的标签就能驳倒的。
于是课下有学生问我：“老师，你既然否定儒家文明，那我们拿什么来鼓舞人民？”我没料到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楞了，不知怎么回答。这就是我思想上的盲点。经过认真思考，我可以有把握地回答这个学生了：“用科学和民主!”但这样回答，又使我感到一丝悲哀：五四运动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至今仍在原地踏步。
谈到“西方科学”，必须弄清楚一点：绝不能把“西方”仅视为一个只包括某些西方国家的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个“西方”实际上代表了人类，“西方科学”包括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和阿拉伯的数学等等，因而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根据地缘政治学，地中海区域是世界的心脏，是一个“世界岛”，谁控制了这个“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麦金德)。在这里，欧、亚、非三大陆的不同文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碰撞、交流和融汇，最终溶铸出一种文明的合金--西方文明。数千年孤处世界一隅、自生自灭的中国文化甫一与之交锋，则立即土崩瓦解，这是毫不奇怪的。
我不讳言我是“全盘西化”者。所谓“全盘西化”，并不是说你使惯了筷子非得改用刀叉，你喜欢穿长袍马褂非得穿西装打领带，“谢谢”非得说成“三克油歪嘴妈吃”。所谓“全盘西化”，是指我们基本的社会文化结构必须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西方文明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作为一个整体，其科学体系与文化价值体系是不可分割的二位一体，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我们要么不接受，要么就得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不存在第三条道路。什么“西学中体”、“西学中用”等等，不过是在和稀泥，还是儒家“中庸之道”那一套。“中庸之道”实为“平庸之道”，总是那么四平八稳，不偏不倚，圆滑世故，什么事情都不肯走极端，永远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结果什么事情都是马马虎虎，似是而非，一辈子就这样凑和着活着，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请复习鲁迅先生关于“黑屋子”的说法)。
汤因比指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应是文明而不是国家，国家大多很短命，而文明则相对稳定，应该“把国家仅仅看作是文明生命中相当次要的和短暂的政治现象”(《文明经受着考验》)。汤因比这个论断抽掉了一切爱国主义的垫脚石。祖国要我们爱它的理由，不超过我们对一件衣服、一辆汽车、一幢房子的爱，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爱祖国，是因为它与我们利益攸关，例如使我们感到安全、自由、尊严、舒适等等，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超验的、宗教的神秘因素。一个人出生在哪个国家，就象一个人的出身一样，完全是偶然的，无法选择的，不能作为“爱”的理由。如果这个国家使我感到压迫，使我不能尊严地活着，那么我有权抛弃它，寻找新的祖国。文明也一样。文明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就象一件衣服一样。一件式样、质料都已过时的衣服，再怎么翻新也是一件旧衣服，费这个功夫还不如扔了再买新的，无非换个活法而已，这并不是世界末日。
就象尼采大胆喊出“上帝死了”一样，我们也应该怀着欣悦的心情站在旧文明的灵床前，静静地看着它咽下最后一口气。
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讨论。(来源：新语丝 更新日期：2003年9月1日 医学捌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