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菁蒿素辉煌下的尴尬
疟疾与艾滋病、结核并称当今世界最具灾难性的三大疾病，全球有15亿人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其中3亿集中在最为贫穷落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年死亡200万～300万人，大都为5岁以下的儿童。在非洲，儿童死于疟疾，比任何其他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都多。而幸存的儿童往往因大脑受损或是瘫痪，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疟疾每年给非洲造成的损失达120亿美元。
中国青蒿素的出现，突破了6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抗疟药化学结构不含氮(原子)就无效”的传统医学观念，化学结构与以往药物完全不同，具有快速、高效、无抗药性、低毒副作用的特征。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治疗疟疾的最大希望”的药物，一经问世，很快成为国际抗疟援助计划的首选，2002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基本药物核心目录，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定为灾难和难民救助中的惟一抗疟药。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研究员理查德·海恩斯教授认为：“中国的青蒿素研究者们应该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这项研究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发明。”
, http://www.100md.com
国际同类抗疟药中疗效最好、作用最快的药物青蒿素出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该所所长符林春教授和青蒿素发明者李国桥教授，近日向来校视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专门汇报了这一项目。
然而，中国青蒿素，在自豪和骄傲的背后，却隐藏着太多的尴尬和无奈，细细咀嚼那份辛酸和苦涩，发人深省，促人深思。好在希望一直就在前面!
援越战争，催生“最伟大发明”
中国不是疟疾高发地，中国青蒿素的发明缘自特殊政治使命。
符林春教授介绍，上世纪60年代，越南战场上美军因疟疾造成的自然减员人数超过战斗减员人数的4～5倍，越南方面也是如此。当时美国研制抗疟药的经费超过四十亿美元，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越南政府则向中国求援。196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由国家科委与总后勤部牵头，卫生部、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联合组成“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进行全国大协作，全力攻克这一难题。国务院专门为此成立了领导机构，代号为523办公室，将研制抗疟药放在和研制“两弹一星”同等重要的位置。据统计，全国先后有10个省市和部队的60多个科研单位，约5000余名科技人员参与了此项工作，成立了合成药筛选、中医中药发掘、现场防治与临床验证等专业协作组。在统一规划下，各地区523办公室共同协调，全国各地523项目组研究人员“任务上分工合作、专业上取长补短、技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调查民间秘方1万多个，实验室广筛中草药5000余种和化合物4万多个，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实验，研发出了170多项医学成果。
, 百拇医药
当时，青蒿素只是众多抗疟方案中的一个，此方出自晋代名医葛洪所著《肘后方》。科学家们经过不懈努力，提取验证了青蒿抗疟的主要有效成分是青蒿素。但青蒿素在临床上被肯定却充满了曲折。起初，中医研究院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疗效比较稳定，但拿到海南进行临床实验时，却发现毒性很大，病人持续高烧，生命垂危，难以继续。研究人员大为泄气，几欲放弃。这时，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坚持继续进行临床实验，他发现病人用药后虽然持续高烧，但疟原虫的死亡速度也非常快，经过深入研究，他揭示了病人之所以持续高烧，缘于研究人员没有掌握青蒿素的用法用量所致，并不表明青蒿素本身有剧毒。
由此，广州中医药大学在临床上证明了青蒿素的有效性。这一结果报送领导小组后，领导小组当即决定：全国停止其他疟疾治疗方案的试验，对青蒿素进行全面深入的攻关研究。青蒿素终于横空出世。1979年，共同承担青蒿素研究任务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广州中医药大学等6家单位获得了由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发明二等奖。而李国桥教授此后担任了青蒿素临床研究协作组组长，是青蒿素类4个一类新药临床研究的主持人，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 百拇医药
青蒿素的抗疟性和抗药性远远超过西方任何抗疟药物。这一研究一经披露，即被哈佛大学等国外权威部门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发明”，并被作为经典案例写入哈佛大学教科书。
这一次全国大协作，集中了各个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打破了各学科相互封闭、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参与研究的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中医药专家们，不分彼此、互不设防、互通有无、分工合作，形成了强大的研发合力。可惜的是，这种全国科研大协作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圆满完成抗疟研究任务之后，中医药专家又回到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既便在2003年抗击SARS的战斗中，中西医以及中医各家之间的协作，亦不及当时的盛况。
沦为原料产地:短期行为的尴尬和教训
由于我国早期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上世纪70年代末，青蒿素刚刚研制成功，便将核心技术公诸国内外。青蒿素虽然研制成功了，但它毕竟只是初级产品，距离现代药品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外各大制药公司根据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不惜投巨资从事青蒿素的深层研究，并迅速占领了国际抗疟药品市场。
, 百拇医药
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左倾思想影响下，我国的青蒿素产业无法也无能乘势而上，进军国际市场。于是，尽管我国在青蒿素研究上打了漂亮的一仗，在国际科研中遥遥领先，但在国际市场上却一败涂地，尴尬地沦为外国制药公司的原料生产地。那些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抗疟研究所，随着青蒿素的研制成功，大多不再从事抗疟药的继续研究，纷纷转行，不知所踪。仍坚持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历经无数风雨依然苦苦支撑的的目前仅剩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等为数不多的研究机构。
被世界广泛承认的中国专利药品是复方蒿甲醚。作为世界首创的青蒿素类复方药物，其原料和制剂均在中国生产。该药已在49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发明专利(包括欧共体13国、非洲工业产权组织11国以及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25国)，在80个国家获得药品注册，在32个国家上市销售，被14个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药物，22个国家将其列入国家疟疾治疗指南，并成为国际抗疟援助计划的首选药品，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定为灾难和难民救助中惟一的抗疟药，2002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基本药物核心目录。
, 百拇医药
然而，骄傲和自豪只是中国医药学家们的表面，他们内心深处泛起的更多的是无尽的辛酸、苦涩、尴尬和无奈。真正笑在幕后，赚得盆满钵足的依然是欧美跨国制药企业。
复方蒿甲醚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青蒿素基础上研制成功的抗疟药。由于经济及其他原因，该项科研成果只在国内申请了专利，而国外的专利权则卖给了瑞士诺华公司。大范围的国际专利申请和新药注册的是诺华，我国制药企业只能充当原料生产者的角色，制剂最终还是由诺华设在中国的工厂生产；中国制药业还是没有实现用自己的创新药在国际市场赚大钱的梦想，获取的还是微薄的原料加工费。
符林春教授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国内科研机构之所以低价出售科研专利，一是上世纪国内几乎没有一家企业的制剂生产水平达到国际制剂生产规范的要求；二是大范围的国际专利申请和新药注册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科研机构无能为力，政府又不出资；三是这些抗疟药都是科研机构自筹资金研制的，政府并没有拨款。如果不卖专利，科研人员的工资从何而来？科研机构如何生存？四是既便现在，国内医药企业对国际市场规则掌握亦不多，新药一到国际药品市场，多数亏损。于是，对于科研机构而言，不出售科研专利不现实；对于国内厂家而言，国内抗疟药市场狭小，不得不以出口原料药为主。现在，连“青蒿素原料出口大国”这个名号也发生了动摇，诺华公司已经开始在非洲发展中国家扩种青蒿，即使中国仍安于当原料产地，前景也并不乐观。若不进行产学研合作，中国的青蒿素市场岌岌可危。
, 百拇医药
机遇与挑战：新的药物与新的协作模式
青蒿素发明者之一的李国桥教授面对这样的困境，掷地有声地说：“我国抗疟药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我国又是青蒿素原料的产地，没有任何理由让中国的科技成果成为西方药厂的摇钱树!”
2002年，由李国桥教授研制的青蒿素复方制剂已发展到第四、五代，其新药ARTEKIN可以清除患者体内95%～100%的疟原虫。在提高疟疾疗效的基础上，专家们还开始探索用它治疗艾滋病、恶性肿瘤、黑热病、红斑狼疮等疾病以及戒毒等新用途。目前，青蒿素抗疟新药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短疗程、低成本的特点，只需服药两天，价格便宜，适合经济贫困地区。经过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等机构开展的4000多例临床验证，该药对救治死亡率最高的恶性疟、脑型疟治愈率达97%，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世卫组织经过长期考察后，主动介入该药的开发，特别拨款500万美元风险资助基金用于国际标准化开发，并推进在全球的注册与应用，以便2007年列入WHO基本药物目录，成为全球疟区一线抗疟药。
, 百拇医药
有专家指出，我国研究的药物在后期开发中由WHO无偿投入资金，并协调在全球多个国家注册，而我国仍拥有一切知识产权，这在我国新药研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此机遇下，新的协作模式“产学研结合”逐渐成为主流。如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组成联合体，致力于发展中药青蒿、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使其在资源、化学、新用途和复方抗疟药等方面不断创新以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并推进青蒿素类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争回我国青蒿素在国际市场应有的地位。
新模式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跨国制药巨头和并不熟悉的市场游戏规则，我们如何才能在新一轮的“青蒿素大战”中获胜呢？, http://www.100md.com(陆金国 张正茂)
中国青蒿素的出现，突破了6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抗疟药化学结构不含氮(原子)就无效”的传统医学观念，化学结构与以往药物完全不同，具有快速、高效、无抗药性、低毒副作用的特征。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治疗疟疾的最大希望”的药物，一经问世，很快成为国际抗疟援助计划的首选，2002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基本药物核心目录，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定为灾难和难民救助中的惟一抗疟药。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研究员理查德·海恩斯教授认为：“中国的青蒿素研究者们应该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这项研究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发明。”
, http://www.100md.com
国际同类抗疟药中疗效最好、作用最快的药物青蒿素出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该所所长符林春教授和青蒿素发明者李国桥教授，近日向来校视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专门汇报了这一项目。
然而，中国青蒿素，在自豪和骄傲的背后，却隐藏着太多的尴尬和无奈，细细咀嚼那份辛酸和苦涩，发人深省，促人深思。好在希望一直就在前面!
援越战争，催生“最伟大发明”
中国不是疟疾高发地，中国青蒿素的发明缘自特殊政治使命。
符林春教授介绍，上世纪60年代，越南战场上美军因疟疾造成的自然减员人数超过战斗减员人数的4～5倍，越南方面也是如此。当时美国研制抗疟药的经费超过四十亿美元，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越南政府则向中国求援。196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由国家科委与总后勤部牵头，卫生部、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联合组成“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进行全国大协作，全力攻克这一难题。国务院专门为此成立了领导机构，代号为523办公室，将研制抗疟药放在和研制“两弹一星”同等重要的位置。据统计，全国先后有10个省市和部队的60多个科研单位，约5000余名科技人员参与了此项工作，成立了合成药筛选、中医中药发掘、现场防治与临床验证等专业协作组。在统一规划下，各地区523办公室共同协调，全国各地523项目组研究人员“任务上分工合作、专业上取长补短、技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调查民间秘方1万多个，实验室广筛中草药5000余种和化合物4万多个，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实验，研发出了170多项医学成果。
, 百拇医药
当时，青蒿素只是众多抗疟方案中的一个，此方出自晋代名医葛洪所著《肘后方》。科学家们经过不懈努力，提取验证了青蒿抗疟的主要有效成分是青蒿素。但青蒿素在临床上被肯定却充满了曲折。起初，中医研究院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疗效比较稳定，但拿到海南进行临床实验时，却发现毒性很大，病人持续高烧，生命垂危，难以继续。研究人员大为泄气，几欲放弃。这时，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坚持继续进行临床实验，他发现病人用药后虽然持续高烧，但疟原虫的死亡速度也非常快，经过深入研究，他揭示了病人之所以持续高烧，缘于研究人员没有掌握青蒿素的用法用量所致，并不表明青蒿素本身有剧毒。
由此，广州中医药大学在临床上证明了青蒿素的有效性。这一结果报送领导小组后，领导小组当即决定：全国停止其他疟疾治疗方案的试验，对青蒿素进行全面深入的攻关研究。青蒿素终于横空出世。1979年，共同承担青蒿素研究任务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广州中医药大学等6家单位获得了由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发明二等奖。而李国桥教授此后担任了青蒿素临床研究协作组组长，是青蒿素类4个一类新药临床研究的主持人，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 百拇医药
青蒿素的抗疟性和抗药性远远超过西方任何抗疟药物。这一研究一经披露，即被哈佛大学等国外权威部门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发明”，并被作为经典案例写入哈佛大学教科书。
这一次全国大协作，集中了各个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打破了各学科相互封闭、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参与研究的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中医药专家们，不分彼此、互不设防、互通有无、分工合作，形成了强大的研发合力。可惜的是，这种全国科研大协作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圆满完成抗疟研究任务之后，中医药专家又回到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既便在2003年抗击SARS的战斗中，中西医以及中医各家之间的协作，亦不及当时的盛况。
沦为原料产地:短期行为的尴尬和教训
由于我国早期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上世纪70年代末，青蒿素刚刚研制成功，便将核心技术公诸国内外。青蒿素虽然研制成功了，但它毕竟只是初级产品，距离现代药品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外各大制药公司根据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不惜投巨资从事青蒿素的深层研究，并迅速占领了国际抗疟药品市场。
, 百拇医药
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左倾思想影响下，我国的青蒿素产业无法也无能乘势而上，进军国际市场。于是，尽管我国在青蒿素研究上打了漂亮的一仗，在国际科研中遥遥领先，但在国际市场上却一败涂地，尴尬地沦为外国制药公司的原料生产地。那些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抗疟研究所，随着青蒿素的研制成功，大多不再从事抗疟药的继续研究，纷纷转行，不知所踪。仍坚持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历经无数风雨依然苦苦支撑的的目前仅剩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等为数不多的研究机构。
被世界广泛承认的中国专利药品是复方蒿甲醚。作为世界首创的青蒿素类复方药物，其原料和制剂均在中国生产。该药已在49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发明专利(包括欧共体13国、非洲工业产权组织11国以及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25国)，在80个国家获得药品注册，在32个国家上市销售，被14个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药物，22个国家将其列入国家疟疾治疗指南，并成为国际抗疟援助计划的首选药品，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定为灾难和难民救助中惟一的抗疟药，2002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基本药物核心目录。
, 百拇医药
然而，骄傲和自豪只是中国医药学家们的表面，他们内心深处泛起的更多的是无尽的辛酸、苦涩、尴尬和无奈。真正笑在幕后，赚得盆满钵足的依然是欧美跨国制药企业。
复方蒿甲醚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青蒿素基础上研制成功的抗疟药。由于经济及其他原因，该项科研成果只在国内申请了专利，而国外的专利权则卖给了瑞士诺华公司。大范围的国际专利申请和新药注册的是诺华，我国制药企业只能充当原料生产者的角色，制剂最终还是由诺华设在中国的工厂生产；中国制药业还是没有实现用自己的创新药在国际市场赚大钱的梦想，获取的还是微薄的原料加工费。
符林春教授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国内科研机构之所以低价出售科研专利，一是上世纪国内几乎没有一家企业的制剂生产水平达到国际制剂生产规范的要求；二是大范围的国际专利申请和新药注册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科研机构无能为力，政府又不出资；三是这些抗疟药都是科研机构自筹资金研制的，政府并没有拨款。如果不卖专利，科研人员的工资从何而来？科研机构如何生存？四是既便现在，国内医药企业对国际市场规则掌握亦不多，新药一到国际药品市场，多数亏损。于是，对于科研机构而言，不出售科研专利不现实；对于国内厂家而言，国内抗疟药市场狭小，不得不以出口原料药为主。现在，连“青蒿素原料出口大国”这个名号也发生了动摇，诺华公司已经开始在非洲发展中国家扩种青蒿，即使中国仍安于当原料产地，前景也并不乐观。若不进行产学研合作，中国的青蒿素市场岌岌可危。
, 百拇医药
机遇与挑战：新的药物与新的协作模式
青蒿素发明者之一的李国桥教授面对这样的困境，掷地有声地说：“我国抗疟药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我国又是青蒿素原料的产地，没有任何理由让中国的科技成果成为西方药厂的摇钱树!”
2002年，由李国桥教授研制的青蒿素复方制剂已发展到第四、五代，其新药ARTEKIN可以清除患者体内95%～100%的疟原虫。在提高疟疾疗效的基础上，专家们还开始探索用它治疗艾滋病、恶性肿瘤、黑热病、红斑狼疮等疾病以及戒毒等新用途。目前，青蒿素抗疟新药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短疗程、低成本的特点，只需服药两天，价格便宜，适合经济贫困地区。经过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等机构开展的4000多例临床验证，该药对救治死亡率最高的恶性疟、脑型疟治愈率达97%，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世卫组织经过长期考察后，主动介入该药的开发，特别拨款500万美元风险资助基金用于国际标准化开发，并推进在全球的注册与应用，以便2007年列入WHO基本药物目录，成为全球疟区一线抗疟药。
, 百拇医药
有专家指出，我国研究的药物在后期开发中由WHO无偿投入资金，并协调在全球多个国家注册，而我国仍拥有一切知识产权，这在我国新药研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此机遇下，新的协作模式“产学研结合”逐渐成为主流。如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组成联合体，致力于发展中药青蒿、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使其在资源、化学、新用途和复方抗疟药等方面不断创新以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并推进青蒿素类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争回我国青蒿素在国际市场应有的地位。
新模式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跨国制药巨头和并不熟悉的市场游戏规则，我们如何才能在新一轮的“青蒿素大战”中获胜呢？, http://www.100md.com(陆金国 张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