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研究不要盲目套用辩证唯物主义
1956年来自“老大哥”国度的华格拉立克教授在中华医学会等五个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屋建瓴”地对我国中医学界高层人士指出：“无可争辩的是，这项研究工作的思想基础只可能是最为先进的、符合发展规律的、唯一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又云：“‘阴阳’‘五行’的理论是作为五脏相关和治疗措施相关学说的基础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学术思想，正像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时所证实的，是包含了很正确的和很进步的思想的，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原理的。” 虽然前苏联的“专家”将“阴阳”提高到“辩证唯物论”的高度，但可能是由于自明代龚自珍始，对“阴阳”“五行”提出非议的中国学者即代不乏人的缘故，再加之近代曾经有过阴阳五行存废的大论争，中医界自感这一“赞誉”受之有愧，故自己将阴阳五行命之为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有的学者以为这样可以建立中医自己的哲学支柱，并津津乐道多年。可是，具有哲学常识的人却很清楚，‘朴素’、‘自发’几乎是‘原始’、‘落后’的同义语。所以理所当然地被人家看作是‘过时的’。既然如此，中医学也就不成其为科学。因而只能把其‘实际医学知识’从中‘剥离出来’，用‘新的医学知识去替换’，即所谓去其理论之‘糟粕’，取其经验之‘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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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这一词组最早曾见于清代医家章虚谷所著的《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但“该书虽有较为完整的临床证治思路，也确实出现了‘辨证论治’字样。还有‘辨证论方’、‘审病用药’、‘随证而治’、‘详辨施治’、‘辨别论治’、‘论证立法’，涉及‘辨证’、‘论证’、‘审证’、‘辨治’、‘证治’、‘施治’等词组。但‘辨证论治’在全书出现仅见一次，寻常道来，并未成为稳定的固定词组。从训诂学‘孤证不定’的规则来推，他还不能视为‘辨证论治’的倡导者。”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把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把它写进中医教科书里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其中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些专家，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作出的一项贡献。” 并且还是贯彻领导“旨意”的结果：“辨证论治之精神，来源古远，但加以提倡宣扬，是在解放之后、中医学院成立之初，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郭子化副部长在庐山教材会议上提出把辨证施治之精神写入教材之中。” 王玉老、邓铁老都没有说出将“辨证论治”写进教材的原因，但我们想这可能是出于尽量使中医理论沾染上“辨证唯物论”色彩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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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念”这四个字在建国以前的中医著作中是绝对不存在的字眼。据我们初步考证，这一术语可能首见于1954年由上海中医书局印行、何云鹤先生以在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和中医学会合办的中医进修班讲授《中医学术研究》的讲稿为基础而出版的《中医药的科学方向》一书。 1958年江苏省中医学校诊断学教研组编著的《中医诊断学》在“中医诊断学的基本精神”一节虽有“整体观念”这一二级标题，但只是说：“所谓整体观念，就是在临证之际，对于观察病情，辨别症状，判断问题，，乃至对疾病的处理等，必须从整体出发。” 1960年出版的《内经讲义》(一版教材)在“人与自然”一章也只有这样的话语：“古代医学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二者当时是不分的)的认识，确立了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这种人与外在环境统一的整体观，在“内经”里非常突出，它具体贯串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尤其在摄生防病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摄生问题，是古人在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体观念上提出来的。” 直到1974年出版的“三版教材”——《中医学基础》，编写者遵照“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最高指示”，“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卫生革命的新成果，总结了中医院校教材改革的经验，努力使教材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的原则才将“整体观念”作为“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写进了教科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整体观念’与‘辨证法’有某些相通之处。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即矛盾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中医的‘整体观念’特色论，还是无形中受到保护。‘整体观念’也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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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哲学是让人“长聪明”的学问，我们今天研究中医理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原则。在中医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潮，如阴阳五行、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都曾经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过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影响，但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医学之间可谓是同一棵树上开出的不同花朵，它们有着共同的生长基因，有着相似的和彼此影响的发育过程。因此，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理念引入中医学后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这一“舶来品”则不同，要想将其正确地运用于中医理论研究，必须与中医的“实际”相结合才行。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中，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革命，即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这场伟大的革命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的严峻考验，使党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不仅要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而且要坚持把这一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这一重要思想并根据这一思想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革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灾难之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革命实践尚且如此，中医研究又何尝不是呢？,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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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这一词组最早曾见于清代医家章虚谷所著的《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但“该书虽有较为完整的临床证治思路，也确实出现了‘辨证论治’字样。还有‘辨证论方’、‘审病用药’、‘随证而治’、‘详辨施治’、‘辨别论治’、‘论证立法’，涉及‘辨证’、‘论证’、‘审证’、‘辨治’、‘证治’、‘施治’等词组。但‘辨证论治’在全书出现仅见一次，寻常道来，并未成为稳定的固定词组。从训诂学‘孤证不定’的规则来推，他还不能视为‘辨证论治’的倡导者。”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把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把它写进中医教科书里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其中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些专家，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作出的一项贡献。” 并且还是贯彻领导“旨意”的结果：“辨证论治之精神，来源古远，但加以提倡宣扬，是在解放之后、中医学院成立之初，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郭子化副部长在庐山教材会议上提出把辨证施治之精神写入教材之中。” 王玉老、邓铁老都没有说出将“辨证论治”写进教材的原因，但我们想这可能是出于尽量使中医理论沾染上“辨证唯物论”色彩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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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念”这四个字在建国以前的中医著作中是绝对不存在的字眼。据我们初步考证，这一术语可能首见于1954年由上海中医书局印行、何云鹤先生以在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和中医学会合办的中医进修班讲授《中医学术研究》的讲稿为基础而出版的《中医药的科学方向》一书。 1958年江苏省中医学校诊断学教研组编著的《中医诊断学》在“中医诊断学的基本精神”一节虽有“整体观念”这一二级标题，但只是说：“所谓整体观念，就是在临证之际，对于观察病情，辨别症状，判断问题，，乃至对疾病的处理等，必须从整体出发。” 1960年出版的《内经讲义》(一版教材)在“人与自然”一章也只有这样的话语：“古代医学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二者当时是不分的)的认识，确立了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这种人与外在环境统一的整体观，在“内经”里非常突出，它具体贯串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尤其在摄生防病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摄生问题，是古人在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体观念上提出来的。” 直到1974年出版的“三版教材”——《中医学基础》，编写者遵照“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最高指示”，“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卫生革命的新成果，总结了中医院校教材改革的经验，努力使教材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的原则才将“整体观念”作为“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写进了教科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整体观念’与‘辨证法’有某些相通之处。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即矛盾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中医的‘整体观念’特色论，还是无形中受到保护。‘整体观念’也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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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哲学是让人“长聪明”的学问，我们今天研究中医理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原则。在中医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潮，如阴阳五行、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都曾经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过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影响，但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医学之间可谓是同一棵树上开出的不同花朵，它们有着共同的生长基因，有着相似的和彼此影响的发育过程。因此，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理念引入中医学后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这一“舶来品”则不同，要想将其正确地运用于中医理论研究，必须与中医的“实际”相结合才行。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中，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革命，即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这场伟大的革命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的严峻考验，使党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不仅要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而且要坚持把这一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这一重要思想并根据这一思想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革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灾难之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革命实践尚且如此，中医研究又何尝不是呢？,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