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思考中医》P315-316
有关《伤寒论》的用药重量，现在的教科书都以3克算一两，而药典所规定的剂量也与这个差不多。但是，柯雪帆等根据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及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的实测结果，东汉时期的一两应折合为现在的15.625克。一两合3克与一两合15.625克，这个差别太大了，直差五倍有余。像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量为一斤，如果照一两3克算，只是48克，若按东汉铜权的实测结果，则应是250克。正好相当于现在的半斤。
《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既然是东汉的著作，那这个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这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生地黄可以用半斤，麻黄可以用93.75克(按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来折合)，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你按东汉的剂量治好一千个人没你的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你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要变胡万林。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你，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柯雪帆老先生尽管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何以见得？因为炙甘草汤你按照现在一两3克的常规用量，这个房颤就是转不过来。而一旦你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250克了，炙甘草汤还是这个炙甘草汤，剂量一变，火候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先生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见柯雪帆主编的《伤寒论选读》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3月版)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伤寒论》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你的证辨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火候没有用准，这个疗效能不打折扣吗？而最后怪罪下来，还是中医不好，还是中医没疗效。对剂量的问题我是有很深体会的，记得1990年暑期，我的爱人怀孕40天时，突发宫外孕破裂出血。当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并立即将情况电话告知南宁的师父(即先师李阳波)。师父于电话中口述一方，并嘱立刻购用，即藏红药10克，水煎服。师言藏红花治疗内出血，诚天下第一药也。次日，师父亲临桂林。诊脉后，处方如下：白芍180克、淫羊藿30克、枳实15克，水煎服，第日一剂。经用上述两方，至第三日B超复查，不但出血停止，腹腔原有出血大部分吸收，且意外发现宫内还有一个胎儿。我与妻子不禁抚额庆幸，要是选择手术治疗，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女儿吗？每思及此事，都免不了要增添几分对先师的思念及感激之情。
先师所用第二方，药皆平平，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看来奥妙就在这个用量上。我们平常用白芍，也就10来克、20克，至多也不过30-50克。用到180克，真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用这个量就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用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尤其应该由国家来组织攻关。个人来研究这个课题，充其量是你个人的看法，它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如果大家公认了，东汉的用量确实就是柯雪帆教授研究出的这个量，那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对于《伤寒论》的许多问题，对于中医的许多问题，是不是就要重新来认识和评价呢？
有关《伤寒论》的用药重量，现在的教科书都以3克算一两，而药典所规定的剂量也与这个差不多。但是，柯雪帆等根据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及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的实测结果，东汉时期的一两应折合为现在的15.625克。一两合3克与一两合15.625克，这个差别太大了，直差五倍有余。像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量为一斤，如果照一两3克算，只是48克，若按东汉铜权的实测结果，则应是250克。正好相当于现在的半斤。
《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既然是东汉的著作，那这个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这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生地黄可以用半斤，麻黄可以用93.75克(按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来折合)，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你按东汉的剂量治好一千个人没你的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你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要变胡万林。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你，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柯雪帆老先生尽管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何以见得？因为炙甘草汤你按照现在一两3克的常规用量，这个房颤就是转不过来。而一旦你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250克了，炙甘草汤还是这个炙甘草汤，剂量一变，火候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先生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见柯雪帆主编的《伤寒论选读》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3月版)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伤寒论》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你的证辨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火候没有用准，这个疗效能不打折扣吗？而最后怪罪下来，还是中医不好，还是中医没疗效。对剂量的问题我是有很深体会的，记得1990年暑期，我的爱人怀孕40天时，突发宫外孕破裂出血。当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并立即将情况电话告知南宁的师父(即先师李阳波)。师父于电话中口述一方，并嘱立刻购用，即藏红药10克，水煎服。师言藏红花治疗内出血，诚天下第一药也。次日，师父亲临桂林。诊脉后，处方如下：白芍180克、淫羊藿30克、枳实15克，水煎服，第日一剂。经用上述两方，至第三日B超复查，不但出血停止，腹腔原有出血大部分吸收，且意外发现宫内还有一个胎儿。我与妻子不禁抚额庆幸，要是选择手术治疗，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女儿吗？每思及此事，都免不了要增添几分对先师的思念及感激之情。
先师所用第二方，药皆平平，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看来奥妙就在这个用量上。我们平常用白芍，也就10来克、20克，至多也不过30-50克。用到180克，真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用这个量就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用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尤其应该由国家来组织攻关。个人来研究这个课题，充其量是你个人的看法，它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如果大家公认了，东汉的用量确实就是柯雪帆教授研究出的这个量，那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对于《伤寒论》的许多问题，对于中医的许多问题，是不是就要重新来认识和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