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并非“正确”的别称
作者：段永朝
内容导读：
多年的“科学”教育，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记：“科学的，就是正确的”。这是对科学极大的误解。真正的科学，从来没有把自己打扮成权威的化身；相反，科学，是真正挑战权威的锐利武器。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质疑精神。
“也许，中国人始终都是在一个他们自以为是的意义上误解了西医，因为中国人认为的西方并不是真正的西方”。这句话说得很重。尤其是后半句。
说这话的人，叫做Brenda Hood，中文名字叫胡碧玲——一个很中国化、很好听的名字。
这是她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加拿大学者眼中的中医”。这是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研究生的胡碧玲，发表在最新一期《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7月号)上的文章。
, http://www.100md.com
(一).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
这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题是“失落的中医”。
胡女士作为一个“很热爱中医”的西方人，凭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对西方文化的熟知，讲出了一个非常平实的道理：“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唯一’”。
这个道理，在像胡女士这样的西方人脑海里，已然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很自然的”认识。但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把“科学”当作“正确”和“唯一”的别称，大有人在。
更重要的是，在众多的中国人眼里，这几乎成为不容质疑的，是“理当如此的”。
正是这种“理当如此”的理解，让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正在按照西医的“正确的模式”加以改造，按照西医这杆秤，来纠正中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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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为“科学”而相信？
胡女士的文章，以及讨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其他文章，让我感觉到对“科学”的误解，可能已经伴随我们中的一些人很久了。
人们还记得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际，一位叫雷斯顿的记者，在北京做阑尾炎手术的时候，中国的大夫为其施行的针刺麻醉方法，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下，轰动世界。
据胡女士介绍，“目前在美国38个周和哥伦比亚特区批准针刺医疗活动，每年有100万以上的患者接受过针刺治疗，针刺医师达到1万多名，同时从事针刺的西医师约有3000人。”
然而，就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一位曾给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治好过颈椎病的中医大夫，却因为“几年前国家颁布的一个职业医师法”，面临失去行医资格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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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显然因为其“不够科学”而无法登“科学圣殿”的大雅之堂。
北京大学“在1903年的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了29门医学课程，中医只有一门；药学17门，只有一种中国药材学!”
虽然在民间依然流传着众多的偏方、验方，但被戴上“不科学”帽子的中医，已经无法与过去100年来，医学生命科学的盛世相提并论。科学，通过中医、西医这样截然不同的对比，树立了它自己“正确的”威权。
“我相信西医，因为它是‘科学’”——这是我不止一次听到过的说法，也可能是我自己重复过无数次的说法。这个说法太普遍，以至于普遍到我可能都不以为然的地步。
(三).真正的科学，拒绝权威
我们心目中的“科学”，似乎总是假设存在一个“秩序的世界”；但是，谦卑的、严肃的科学，总是在即将接触到“世界的秩序”的刹那，收获大量的“乱七八糟”和“紊乱”。
, 百拇医药
误解就此而生。严肃的、负责任的科学家们所得到的“暂时的”、“阶段性的”结论，在过去的100年间，总是存在被树立为“权威”和“威权”的可能。
“相信科学”原来的含义是“按照科学的方法看待问题”，似乎转变成了“相信科学所给出的‘结论’”，或者更被简化成为“相信结论”——只要这个“结论”被冠以“科学的名义”。
也许这就是胡碧玲女士所言，“西方人对科学的态度”，这是与我们最大的不同。这个差别是非常要命的。
它之所以是要命的，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科学有了被“神圣化”、“神秘化”的可能；科学被赋予了过于独断、武断的力量，甚至是裁决的力量。科学精神中，可贵的“质疑”要素，被剥得一干二净。
(四).实践胜于雄辩
举一个当下被认为是颠覆传统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审判”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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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挑战传统经济学的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近几十年的大量研究，原来饱受传统经济学浸润的学者们，开始思考传统经济学的假设是否正确。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通过市场，将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连通起来，按照价格、边际分析的原理，自由地调节着供给和需求，进而自如地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
“资源禀赋(如土地、资本、自然资源、人)”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关键要素。在传统经济学里，制度是当作设定条件来处理的。根据“制度”的设定条件不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经济发展自然不同。
如果按照我们对科学的毕恭毕敬的姿态，这个“理论的禁区”是万万不可碰的。
但是，实践胜于雄辩。西方、不止西方，经济发展几近百年的历史，从多个角度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 百拇医药
“制度”，不再被视为的“外在的、给定的(或者设定的)条件”来看待。“制度”，需要从发展的要求来看待。“制度”，必须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其实，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论断中所蕴涵的思想。
(五).科学精神就是质疑精神
胡碧玲女士的话，在西方人眼里也许貌不惊人。
但将“科学”与“正确”划清界限，对中国人也许还有些困难。这与我们讲述科学、理解科学、运用科学的一贯风格与理解有关，更与我们过去几十年对待科学的态度有关。
把“科学”当做“正确”和“唯一”的代名词，就可能令真正蕴涵质疑素质的科学精神，喑口无声；就可能让假借“科学”的名义、行“伪科学”之实的江湖骗子，横行无忌。
科学，不是相信，更不是正确；不能崇拜，只有质疑、实践和求证。,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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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科学”教育，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记：“科学的，就是正确的”。这是对科学极大的误解。真正的科学，从来没有把自己打扮成权威的化身；相反，科学，是真正挑战权威的锐利武器。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质疑精神。
“也许，中国人始终都是在一个他们自以为是的意义上误解了西医，因为中国人认为的西方并不是真正的西方”。这句话说得很重。尤其是后半句。
说这话的人，叫做Brenda Hood，中文名字叫胡碧玲——一个很中国化、很好听的名字。
这是她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加拿大学者眼中的中医”。这是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研究生的胡碧玲，发表在最新一期《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7月号)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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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
这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题是“失落的中医”。
胡女士作为一个“很热爱中医”的西方人，凭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对西方文化的熟知，讲出了一个非常平实的道理：“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唯一’”。
这个道理，在像胡女士这样的西方人脑海里，已然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很自然的”认识。但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把“科学”当作“正确”和“唯一”的别称，大有人在。
更重要的是，在众多的中国人眼里，这几乎成为不容质疑的，是“理当如此的”。
正是这种“理当如此”的理解，让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正在按照西医的“正确的模式”加以改造，按照西医这杆秤，来纠正中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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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为“科学”而相信？
胡女士的文章，以及讨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其他文章，让我感觉到对“科学”的误解，可能已经伴随我们中的一些人很久了。
人们还记得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际，一位叫雷斯顿的记者，在北京做阑尾炎手术的时候，中国的大夫为其施行的针刺麻醉方法，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下，轰动世界。
据胡女士介绍，“目前在美国38个周和哥伦比亚特区批准针刺医疗活动，每年有100万以上的患者接受过针刺治疗，针刺医师达到1万多名，同时从事针刺的西医师约有3000人。”
然而，就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一位曾给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治好过颈椎病的中医大夫，却因为“几年前国家颁布的一个职业医师法”，面临失去行医资格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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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显然因为其“不够科学”而无法登“科学圣殿”的大雅之堂。
北京大学“在1903年的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了29门医学课程，中医只有一门；药学17门，只有一种中国药材学!”
虽然在民间依然流传着众多的偏方、验方，但被戴上“不科学”帽子的中医，已经无法与过去100年来，医学生命科学的盛世相提并论。科学，通过中医、西医这样截然不同的对比，树立了它自己“正确的”威权。
“我相信西医，因为它是‘科学’”——这是我不止一次听到过的说法，也可能是我自己重复过无数次的说法。这个说法太普遍，以至于普遍到我可能都不以为然的地步。
(三).真正的科学，拒绝权威
我们心目中的“科学”，似乎总是假设存在一个“秩序的世界”；但是，谦卑的、严肃的科学，总是在即将接触到“世界的秩序”的刹那，收获大量的“乱七八糟”和“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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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就此而生。严肃的、负责任的科学家们所得到的“暂时的”、“阶段性的”结论，在过去的100年间，总是存在被树立为“权威”和“威权”的可能。
“相信科学”原来的含义是“按照科学的方法看待问题”，似乎转变成了“相信科学所给出的‘结论’”，或者更被简化成为“相信结论”——只要这个“结论”被冠以“科学的名义”。
也许这就是胡碧玲女士所言，“西方人对科学的态度”，这是与我们最大的不同。这个差别是非常要命的。
它之所以是要命的，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科学有了被“神圣化”、“神秘化”的可能；科学被赋予了过于独断、武断的力量，甚至是裁决的力量。科学精神中，可贵的“质疑”要素，被剥得一干二净。
(四).实践胜于雄辩
举一个当下被认为是颠覆传统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审判”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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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挑战传统经济学的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近几十年的大量研究，原来饱受传统经济学浸润的学者们，开始思考传统经济学的假设是否正确。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通过市场，将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连通起来，按照价格、边际分析的原理，自由地调节着供给和需求，进而自如地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
“资源禀赋(如土地、资本、自然资源、人)”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关键要素。在传统经济学里，制度是当作设定条件来处理的。根据“制度”的设定条件不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经济发展自然不同。
如果按照我们对科学的毕恭毕敬的姿态，这个“理论的禁区”是万万不可碰的。
但是，实践胜于雄辩。西方、不止西方，经济发展几近百年的历史，从多个角度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 百拇医药
“制度”，不再被视为的“外在的、给定的(或者设定的)条件”来看待。“制度”，需要从发展的要求来看待。“制度”，必须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其实，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论断中所蕴涵的思想。
(五).科学精神就是质疑精神
胡碧玲女士的话，在西方人眼里也许貌不惊人。
但将“科学”与“正确”划清界限，对中国人也许还有些困难。这与我们讲述科学、理解科学、运用科学的一贯风格与理解有关，更与我们过去几十年对待科学的态度有关。
把“科学”当做“正确”和“唯一”的代名词，就可能令真正蕴涵质疑素质的科学精神，喑口无声；就可能让假借“科学”的名义、行“伪科学”之实的江湖骗子，横行无忌。
科学，不是相信，更不是正确；不能崇拜，只有质疑、实践和求证。,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