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火神”郑钦安
学海无涯
“火神”郑钦安
一、“火神派”的开山之祖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近人如重庆补小南、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陆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钦安，名寿全，钦安其字也。四川邛崃人。生卒年不详，查其著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刊印的时间分别是在清同治8年和13年，即公元1869年和1874年，又据《医法圆通》书中提及“余业斯道三十余年”，可以推论出他是道光生人，其著书的年纪，大约50多至60岁左右。据《邛崃县志》，郑钦安出成都名医刘芷塘门下，刘生平事迹不详，看来这又是一位“识用精微过其师”的了。
为什么要称“火神派”？是因为这一派不仅善用附子、干姜起大证、重证，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还不断地发扬光大(如祝味菊用附子治高热心衰，吴佩衡用附子治麻疹险证)，历百余年而不衰。
二、郑钦安治哪些病证用附子、干姜
郑钦安说“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治内妇儿科杂病所列病证，就有60余种，加上伤寒温病，则远逾百种之多。诸如咳嗽、呕吐、泄泻、腰痛、头痛、唇口红肿、齿牙肿痛、口臭、喉蛾、臂痛、筋挛、心痛、胃痛、二便不利、淋证、失眠、健忘、胀满、中风、淋浊、痿躄……门类遍及于五脏六腑、外感内伤。其中有些病证，通常无用姜附之理，但他依然照用。
三、郑钦安提及的阴证依据
综合郑氏书中阴证的依据，约有以下13点：
1.少神或无神。
2.喜卧懒言，四肢困乏无力，或踡卧恶寒，两足常冷。
3.不耐劳烦，小劳则汗出。
4.咯痰清稀或呕吐清冷痰涎、清水或清涕自流。
5.语声低弱。
6.唇色青淡或青黑。
7.痛喜揉按。
8.满口津液，不思茶水，间有渴者，即饮也只喜热饮。
9.女子白带清淡而冷，不臭不黏。
10.饮食减少，喜食辛辣煎炒极热之品，冷物全然不受。
11.小便清长，大便通利。
12.面白舌淡，即苔色黄也定多润滑。
13.脉微或浮大而空。
扼要地说，突出在一个“神”字，凡是“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即是阳气虚衰的阴证。
四、郑钦安为什么要强调阴证
阴证之形成，当然最重要的是体质，或者说禀赋属素体阳虚者。此外，与饮食劳倦、房室不节有关。还有更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医者不识阴阳，不分体质，对素体阳虚者既病之后滥用、误用、多用、久用寒凉滋腻，更伤其不足或虚衰之阳。尤其是对喉蛾、血证这样的病证，阳证固多，阴证亦复不少，而医者每多忽视阴证。
此外，郑氏几乎在每一病证之后，都要批评市医积习，这一积习便是不独立思考，不思治病求本，见咳止咳，见痰化痰，见血投凉，又多用套路套方，如一见便秘即用大黄、当归、白芍、蜂蜜、麻仁、郁李仁，一见小便不利，便是木通、车前、滑石之类；更视峻药如虎，力图平淡稳当。小病犹可，大病则往往误人。 由此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其理论实以《内经》为宗，其临床则“用仲景之法”，宗《内经》则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因此他的真传就是：“认证只分阴阳”，“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如此，则仲景之四逆、白通、理中诸方，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
五、证治举隅(原文节录)
1.喉蛾(扁桃体炎)：喉蛾一证，有少阴君火为病者，或外挟风热，其证心烦，小便短赤，口渴引冷，挟风热则见发热、头痛，治当清热祛风，如导赤散、甘桔汤，重则黄连解毒汤。有脾胃积热，其人必过食厚味，多烦渴引冷，二便不利、口臭气粗，红肿疼痛等，法宜去积热，如大小承气汤之类；有怒动肝火，上攻于肺而致者，其人必胁痛，烦躁口苦，面青，法宜清肝，如丹栀逍遥散、大青饮之类。
因肾气不藏，君火弱不能制阴，阴气上僭，逆于咽喉而致者，其人口内肉色必含青黑色，或惨黄淡白色，痛亦不甚，人困无神，脉必浮空，法宜扶阳，如封髓丹、姜桂饮、白通等方，皆可令服。
近来市习，一见喉症，往往用吹喉散、冰硼散一派寒凉之品，阳证无妨，阴证有碍，认证贵明，须当仔细。
2.鼻衄：有由火旺而逼出，定有火形可征，如口渴饮冷、大小便不利之类，法宜清火攻下，如大小承气、犀角地黄汤、导赤散之类。
有由元阳久虚，不能镇纳僭上阴血，阴血外越，亦鼻血不止(不仅鼻血一端，如吐血、齿缝血、耳血、毛孔血、便血等)，其人定无火形可征，二便自利，唇舌淡白，人困无神，法宜扶阳收纳，如潜阳、封髓、甘草干姜或加安桂、吴萸之类。
3.疮科：凡疮之生，无论发于何部，统以阴阳判之为准。
阳证其疮红肿痛甚，寒热往来，人多烦躁，喜冷恶热，大便坚实，小便短赤，饮食精神如常，脉息有力，声音响亮、疮溃多稠脓。
阴证皮色如常，漫肿微疼，疮溃多清水，流清脓，黄水、血水、豆汁水、辛臭水，其人言语、声音、脉息、起居动静，一切无神，口必不渴，或渴喜热饮，舌必青滑，大小便自利，其治或以桂枝汤加香附、麦芽、附子，或麻黄附子细辛汤；疮溃而脓不稠，用黄芪建中汤、附子理中汤。阴寒最盛者，可用回阳饮、白通汤或黄芪甜酒炖七孔猪蹄、羊肉生姜汤等。
4.痿躄：东垣、丹溪道《内经》“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治痿独取阳明”之旨，专主润燥泻火，但《内经》所论，当是肺热叶焦之由，起于阳明也。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生精生血，化气行水之源也，《内经》谓阳明虚则宗筋弛，明是中宫转输精气机关失职，精气不输于脏，则痿生。以此分处，则治痿独取阳明一语方成定案，即不能专以润燥泻火为准。即有邪火太甚，亦未见即成痿证，果系火邪为殃，数剂清凉，火灭而正气即复，何得一年半载而不愈。法宜大辛大甘以守中复阳，中宫得复，转输如常，则痿证可立瘳矣，如大剂甘草干姜汤、甘草附子汤、参附、芪附、归附、术附，皆可酌选。
六、治验选录
《医法圆通》所载治验无多，且都散见于原文中，从未见有人引用，因此如同浑金朴玉，阅之，弥觉可珍，爰选录四则，以飨读者：
予尝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空，精神困倦，少气懒言，半载有余，予知为元气散漫也，即以大剂吴萸四逆汤治之，一、二剂而胀鼓顿失矣。
又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实，坚如石块，大小累累，服破气行血之药，已经数月，予知为阴积于中，无阳以化之也，即以附子理中汤加桂、蔻、砂、半、丁香，一、二剂而腹实顿消。
一人病患咳嗽，发呕欲吐，头眩腹胀，小便不利，余意膀胱气机不降而返上，以五苓散倍桂，一剂小便通，而诸证立失。
予恒见中年老妇，每多两手膀痛而不能举，究其所病之由，多起于少年天癸至时，不知保养，洗衣浆裳，常用冷水，以至寒凉伤及经络，不即为害，迨至中年老时正气已衰，兼受一点寒邪引动，而痛斯作矣。予每以甘草干姜汤加鹿茸、桂尖、附子、葱、酒，治之多效。
七、我对郑钦安的评价
郑钦安为清代独具风格的医家，享誉巴蜀，其认证用方，专在“阴阳”上下功夫，对阴证证治，颇多发挥，尤以善用干姜附子，单刀直入，拨乱反正著称，实医林一代怪杰。
郑钦安虽善用姜附，影响了几代人，但他并不专用姜附，也不是偏爱干姜附子，恶当归地黄，而是当用则用，其所论阴证特征，可供临床者参考，以备一格。
他批评的市习，一见什么病，就用什么病的套方套药，而不问阴阳，不辨证侯，这样的毛病，是医生的通病，我有时也难免不自觉地蹈此覆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他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至其用方多是举例，言其大概而已，读者但师其意可也，不可拘泥。
——————————
学海无涯
“火神”郑钦安
一、“火神派”的开山之祖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近人如重庆补小南、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陆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钦安，名寿全，钦安其字也。四川邛崃人。生卒年不详，查其著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刊印的时间分别是在清同治8年和13年，即公元1869年和1874年，又据《医法圆通》书中提及“余业斯道三十余年”，可以推论出他是道光生人，其著书的年纪，大约50多至60岁左右。据《邛崃县志》，郑钦安出成都名医刘芷塘门下，刘生平事迹不详，看来这又是一位“识用精微过其师”的了。
为什么要称“火神派”？是因为这一派不仅善用附子、干姜起大证、重证，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还不断地发扬光大(如祝味菊用附子治高热心衰，吴佩衡用附子治麻疹险证)，历百余年而不衰。
二、郑钦安治哪些病证用附子、干姜
郑钦安说“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治内妇儿科杂病所列病证，就有60余种，加上伤寒温病，则远逾百种之多。诸如咳嗽、呕吐、泄泻、腰痛、头痛、唇口红肿、齿牙肿痛、口臭、喉蛾、臂痛、筋挛、心痛、胃痛、二便不利、淋证、失眠、健忘、胀满、中风、淋浊、痿躄……门类遍及于五脏六腑、外感内伤。其中有些病证，通常无用姜附之理，但他依然照用。
三、郑钦安提及的阴证依据
综合郑氏书中阴证的依据，约有以下13点：
1.少神或无神。
2.喜卧懒言，四肢困乏无力，或踡卧恶寒，两足常冷。
3.不耐劳烦，小劳则汗出。
4.咯痰清稀或呕吐清冷痰涎、清水或清涕自流。
5.语声低弱。
6.唇色青淡或青黑。
7.痛喜揉按。
8.满口津液，不思茶水，间有渴者，即饮也只喜热饮。
9.女子白带清淡而冷，不臭不黏。
10.饮食减少，喜食辛辣煎炒极热之品，冷物全然不受。
11.小便清长，大便通利。
12.面白舌淡，即苔色黄也定多润滑。
13.脉微或浮大而空。
扼要地说，突出在一个“神”字，凡是“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即是阳气虚衰的阴证。
四、郑钦安为什么要强调阴证
阴证之形成，当然最重要的是体质，或者说禀赋属素体阳虚者。此外，与饮食劳倦、房室不节有关。还有更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医者不识阴阳，不分体质，对素体阳虚者既病之后滥用、误用、多用、久用寒凉滋腻，更伤其不足或虚衰之阳。尤其是对喉蛾、血证这样的病证，阳证固多，阴证亦复不少，而医者每多忽视阴证。
此外，郑氏几乎在每一病证之后，都要批评市医积习，这一积习便是不独立思考，不思治病求本，见咳止咳，见痰化痰，见血投凉，又多用套路套方，如一见便秘即用大黄、当归、白芍、蜂蜜、麻仁、郁李仁，一见小便不利，便是木通、车前、滑石之类；更视峻药如虎，力图平淡稳当。小病犹可，大病则往往误人。 由此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其理论实以《内经》为宗，其临床则“用仲景之法”，宗《内经》则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因此他的真传就是：“认证只分阴阳”，“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如此，则仲景之四逆、白通、理中诸方，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
五、证治举隅(原文节录)
1.喉蛾(扁桃体炎)：喉蛾一证，有少阴君火为病者，或外挟风热，其证心烦，小便短赤，口渴引冷，挟风热则见发热、头痛，治当清热祛风，如导赤散、甘桔汤，重则黄连解毒汤。有脾胃积热，其人必过食厚味，多烦渴引冷，二便不利、口臭气粗，红肿疼痛等，法宜去积热，如大小承气汤之类；有怒动肝火，上攻于肺而致者，其人必胁痛，烦躁口苦，面青，法宜清肝，如丹栀逍遥散、大青饮之类。
因肾气不藏，君火弱不能制阴，阴气上僭，逆于咽喉而致者，其人口内肉色必含青黑色，或惨黄淡白色，痛亦不甚，人困无神，脉必浮空，法宜扶阳，如封髓丹、姜桂饮、白通等方，皆可令服。
近来市习，一见喉症，往往用吹喉散、冰硼散一派寒凉之品，阳证无妨，阴证有碍，认证贵明，须当仔细。
2.鼻衄：有由火旺而逼出，定有火形可征，如口渴饮冷、大小便不利之类，法宜清火攻下，如大小承气、犀角地黄汤、导赤散之类。
有由元阳久虚，不能镇纳僭上阴血，阴血外越，亦鼻血不止(不仅鼻血一端，如吐血、齿缝血、耳血、毛孔血、便血等)，其人定无火形可征，二便自利，唇舌淡白，人困无神，法宜扶阳收纳，如潜阳、封髓、甘草干姜或加安桂、吴萸之类。
3.疮科：凡疮之生，无论发于何部，统以阴阳判之为准。
阳证其疮红肿痛甚，寒热往来，人多烦躁，喜冷恶热，大便坚实，小便短赤，饮食精神如常，脉息有力，声音响亮、疮溃多稠脓。
阴证皮色如常，漫肿微疼，疮溃多清水，流清脓，黄水、血水、豆汁水、辛臭水，其人言语、声音、脉息、起居动静，一切无神，口必不渴，或渴喜热饮，舌必青滑，大小便自利，其治或以桂枝汤加香附、麦芽、附子，或麻黄附子细辛汤；疮溃而脓不稠，用黄芪建中汤、附子理中汤。阴寒最盛者，可用回阳饮、白通汤或黄芪甜酒炖七孔猪蹄、羊肉生姜汤等。
4.痿躄：东垣、丹溪道《内经》“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治痿独取阳明”之旨，专主润燥泻火，但《内经》所论，当是肺热叶焦之由，起于阳明也。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生精生血，化气行水之源也，《内经》谓阳明虚则宗筋弛，明是中宫转输精气机关失职，精气不输于脏，则痿生。以此分处，则治痿独取阳明一语方成定案，即不能专以润燥泻火为准。即有邪火太甚，亦未见即成痿证，果系火邪为殃，数剂清凉，火灭而正气即复，何得一年半载而不愈。法宜大辛大甘以守中复阳，中宫得复，转输如常，则痿证可立瘳矣，如大剂甘草干姜汤、甘草附子汤、参附、芪附、归附、术附，皆可酌选。
六、治验选录
《医法圆通》所载治验无多，且都散见于原文中，从未见有人引用，因此如同浑金朴玉，阅之，弥觉可珍，爰选录四则，以飨读者：
予尝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空，精神困倦，少气懒言，半载有余，予知为元气散漫也，即以大剂吴萸四逆汤治之，一、二剂而胀鼓顿失矣。
又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实，坚如石块，大小累累，服破气行血之药，已经数月，予知为阴积于中，无阳以化之也，即以附子理中汤加桂、蔻、砂、半、丁香，一、二剂而腹实顿消。
一人病患咳嗽，发呕欲吐，头眩腹胀，小便不利，余意膀胱气机不降而返上，以五苓散倍桂，一剂小便通，而诸证立失。
予恒见中年老妇，每多两手膀痛而不能举，究其所病之由，多起于少年天癸至时，不知保养，洗衣浆裳，常用冷水，以至寒凉伤及经络，不即为害，迨至中年老时正气已衰，兼受一点寒邪引动，而痛斯作矣。予每以甘草干姜汤加鹿茸、桂尖、附子、葱、酒，治之多效。
七、我对郑钦安的评价
郑钦安为清代独具风格的医家，享誉巴蜀，其认证用方，专在“阴阳”上下功夫，对阴证证治，颇多发挥，尤以善用干姜附子，单刀直入，拨乱反正著称，实医林一代怪杰。
郑钦安虽善用姜附，影响了几代人，但他并不专用姜附，也不是偏爱干姜附子，恶当归地黄，而是当用则用，其所论阴证特征，可供临床者参考，以备一格。
他批评的市习，一见什么病，就用什么病的套方套药，而不问阴阳，不辨证侯，这样的毛病，是医生的通病，我有时也难免不自觉地蹈此覆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他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至其用方多是举例，言其大概而已，读者但师其意可也，不可拘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