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医的出路在临床”，这几乎成了中医界的共识。毫无疑问，中医学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中医药在防治疾病中有很好的疗效。至于中医经典，人们确认其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曾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若试问活跃在临床第一线的中医师们尚有多少还翻翻经典，读读原著?也许有人说，“过去在学校里已经读过了，再炒冷饭没有多大意思。”大凡从事临床及临床科研工作者，经常读读经典的人恐怕不是太多。这在每年各级各类学科带头人的评选及课题评审、职称评审等答辩过程中暴露无疑，他们之中对中医经典生疏，中医基础理论薄弱的例子绝非个别。似乎做临床的，不必再钻研经典。
笔者认为，没有临床疗效就没有中医学，中医学术的发展应该以临床为先导，疗效为根本，中医学的科研和教学都必须以此为基础，这是中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中医的临床怎么搞，疗效怎么提高，这里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有人主张按传统的辨证思维模式指导临床，有人主张中西医结合，有人则干脆用西医的医理、药理来处方拟药，完全是“中医的处方，西医的灵魂”。诚然，不管哪—种方式，只要能治好病、提高疗效即可。问题是目前中医的临床疗效尚不够理想，缺少突破，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有一条似乎可以肯定，中医的临床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临床是盲目的临床，是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的，也不可能推动临床学科的发展。临床学科的发展，临床疗效的提高，必须借助于科学的思维模式、借助于理论的继承与发扬。中医经典是中医理论之渊薮，是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检验的经验结晶。所谓“经者，径也”，是学习、研究、发展中医学术之必由门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年开展的优秀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中强调对历代中医经典的研修，是—项有力的举措。王永炎院士极力倡导“读经典，做临床”也确为有识之见。这一倡导对提高中医医务人员专业素质，促进临床水平的提高，培养优秀临床人才，是一条重要途径。
观历代名医贤哲，大凡成中医人家者，无一不娴熟经典，并通过临床实践灵活运用而有新的建树和发明，或续先贤之绪余，创立新说；或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推动临床学术的发展，造福于黎庶。唐代人医家孙思邈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如目无夜游，动致颠殒”。他本人“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博采群经，努力实践，遂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遗法传于百代”。金元名家刘完素“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刘氏发《内经》五运六气之幽微，对火热病证详加阐发，提出肌腑六气病机、玄府气液理论，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六经传受皆为热证”等新说，开金元学术争鸣之先风，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脾胃学说之开山李东垣，发《内经》胃气学说之端绪，结合其丰富临床经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一部《脾胃论》成为辨内外伤病证之圭泉，成为中医学宝库中的“兰室秘藏”。温病大家叶天士，承仲景伤寒之学，结合临床热性病流行特点，创立卫气营血为纲的辨证体系，他的胃阴学说取法东垣并有发明，他的学术经验仍为今日之“临证指南”。即便近现代一些著名医家不仅其临床经验丰富，而且他们对古代经典研究均各有很深的造诣。传说蒲辅周老中医初出茅庐时，求诊者中有效有不效，若不能得心应手，遂毅然停诊，团门读经三年后复出江湖，临证水平迅速提高。名医大家无不得益于读经典，做临床。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先人和前辈们的学术经历，历史已经排演到二十一世纪，我们今天再花精力去学习“老古董”，有价值吗？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下中医历代经典的学术价值。首先，中医经典所提供的理论原理仍然是我们防治疾病的基本准则，尽管近年新说纷纭，但尚没有成熟的理论能够完全取而代之，这些经典原著中所揭示的认识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方法，包含着深邃的科学道理，是我们认识、开拓医学新领域的有力武器；再者，这些经典原著中所提供的防治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并有可能不断拓展其在临床中的应用范畴。我们常说“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经典是宝库中的精髓。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A.N.NATreev曾经说过：“现在对知识老化的估计是每十年有二分之一的知识归于无，但这种估计实际上只适用于外围的知识，即运用基本原理得来的局部性的东西，作为知识的核心——基本原理——则是长期起作用的”。毫无疑问，中医学术自《内经》、《伤寒论》等以降，代有发展。这些发展可以认为是《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中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在医疗实践中“长期起作用”的结果。即使在今天，这些经历了长期、反复验证的理论原理，仍然是指导我们临床实践，促进中医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准绳。我们不能说这些古代经典原著都是“字字珠玑”，但其在今天的学术价值仍不可低估。
那么，该如何“读经典，做临床”?
“读经典，做临床”首先要在“读”字上下功夫。我认为具有一定临床实践经历的人读经典与初学中医者读经典有本质的区别。前者要带着问题读，带着思考读；后者往往心中空空，不置可否。我们决不能把读经典当作“炒冷饭”，或“温习旧课”而已。应该透过言简意赅的原著，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或者站得更高，于无字处，获得新的感悟。读经典，要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读古人之书，不得死于句下”。古代医学典籍往往精粗并存，读书须潜心其间，仔细品味，独具慧眼，去粗取精，刮垢磨光，透过现象，“得意忘象”，才能得其真谛。读经典，贵在学习古代医家辨证思维方式。一部《伤寒论》一百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实际是阐释外感热病的辨证施治规律。其以三阴三阳六经分证统摄诸病，通过辨阴阳、分寒热、定表里、决虚实，进一步判明病变的性质、部位、邪正态势及其演变规律，其所见者大，所包者广。只要我们详其意趣，识契真要，师其法，不泥其方，则不仅可指导外感病的辨治，而且完全可用于现代各种杂病的论治。
“读经典，做临床”关键还在于一个“做”字，即应用于临床实践。我师裘沛然教授教诲说：“读书，或学习导师的经验，神明之妙贵在一个‘化’字”。所谓“化”，有两层意义：一是消化，即深刻领会经典含义，联系临床实践进行消化；二是化裁，即在自己的实践中变化运用。《伤寒论》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小柴胡汤主症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主症反映了少阳病的病机本质，临床辨治只要抓住某一主症即可用小柴胡汤，所谓“有是证，用是药”。推而广之，大凡辨证用方(无论经方或时方)只要抓住反映病机本质的主症，就可灵活运用，无论外感或杂病，均可仿此。又如，《内经》有“邪在胆，逆在胃”之记载，颇能诠释现代胆汁反流性胃炎的发病机制，治用疏肝利胆、降逆和胃，方用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旋复代赭汤诸方加减化裁，往往取效良好。我认为，治经典之学，若实实在在运用于临床，才能把经典理论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并有所感悟；先哲之理法，若活活泼泼应用于今病，方见生命。若不着边际，高谈阔论，虚无飘渺，除了把经典之学引向空玄之外，则于中医学术发展无寸补。
中医临床是其学术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没有中医临床优势，就谈不上中医学术的振兴，而其优势的发挥，则取决于中医医务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就当前来说，造就高明的临床家是中医学术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如何造就高明的中医临床大家，也许是仁智互见，而我认为倡导“读经典，做临床”是针对目前中医界现状的一帖良方。
“中医的出路在临床”，这几乎成了中医界的共识。毫无疑问，中医学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中医药在防治疾病中有很好的疗效。至于中医经典，人们确认其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曾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若试问活跃在临床第一线的中医师们尚有多少还翻翻经典，读读原著?也许有人说，“过去在学校里已经读过了，再炒冷饭没有多大意思。”大凡从事临床及临床科研工作者，经常读读经典的人恐怕不是太多。这在每年各级各类学科带头人的评选及课题评审、职称评审等答辩过程中暴露无疑，他们之中对中医经典生疏，中医基础理论薄弱的例子绝非个别。似乎做临床的，不必再钻研经典。
笔者认为，没有临床疗效就没有中医学，中医学术的发展应该以临床为先导，疗效为根本，中医学的科研和教学都必须以此为基础，这是中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中医的临床怎么搞，疗效怎么提高，这里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有人主张按传统的辨证思维模式指导临床，有人主张中西医结合，有人则干脆用西医的医理、药理来处方拟药，完全是“中医的处方，西医的灵魂”。诚然，不管哪—种方式，只要能治好病、提高疗效即可。问题是目前中医的临床疗效尚不够理想，缺少突破，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有一条似乎可以肯定，中医的临床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临床是盲目的临床，是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的，也不可能推动临床学科的发展。临床学科的发展，临床疗效的提高，必须借助于科学的思维模式、借助于理论的继承与发扬。中医经典是中医理论之渊薮，是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检验的经验结晶。所谓“经者，径也”，是学习、研究、发展中医学术之必由门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年开展的优秀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中强调对历代中医经典的研修，是—项有力的举措。王永炎院士极力倡导“读经典，做临床”也确为有识之见。这一倡导对提高中医医务人员专业素质，促进临床水平的提高，培养优秀临床人才，是一条重要途径。
观历代名医贤哲，大凡成中医人家者，无一不娴熟经典，并通过临床实践灵活运用而有新的建树和发明，或续先贤之绪余，创立新说；或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推动临床学术的发展，造福于黎庶。唐代人医家孙思邈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如目无夜游，动致颠殒”。他本人“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博采群经，努力实践，遂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遗法传于百代”。金元名家刘完素“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刘氏发《内经》五运六气之幽微，对火热病证详加阐发，提出肌腑六气病机、玄府气液理论，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六经传受皆为热证”等新说，开金元学术争鸣之先风，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脾胃学说之开山李东垣，发《内经》胃气学说之端绪，结合其丰富临床经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一部《脾胃论》成为辨内外伤病证之圭泉，成为中医学宝库中的“兰室秘藏”。温病大家叶天士，承仲景伤寒之学，结合临床热性病流行特点，创立卫气营血为纲的辨证体系，他的胃阴学说取法东垣并有发明，他的学术经验仍为今日之“临证指南”。即便近现代一些著名医家不仅其临床经验丰富，而且他们对古代经典研究均各有很深的造诣。传说蒲辅周老中医初出茅庐时，求诊者中有效有不效，若不能得心应手，遂毅然停诊，团门读经三年后复出江湖，临证水平迅速提高。名医大家无不得益于读经典，做临床。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先人和前辈们的学术经历，历史已经排演到二十一世纪，我们今天再花精力去学习“老古董”，有价值吗？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下中医历代经典的学术价值。首先，中医经典所提供的理论原理仍然是我们防治疾病的基本准则，尽管近年新说纷纭，但尚没有成熟的理论能够完全取而代之，这些经典原著中所揭示的认识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方法，包含着深邃的科学道理，是我们认识、开拓医学新领域的有力武器；再者，这些经典原著中所提供的防治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并有可能不断拓展其在临床中的应用范畴。我们常说“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经典是宝库中的精髓。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A.N.NATreev曾经说过：“现在对知识老化的估计是每十年有二分之一的知识归于无，但这种估计实际上只适用于外围的知识，即运用基本原理得来的局部性的东西，作为知识的核心——基本原理——则是长期起作用的”。毫无疑问，中医学术自《内经》、《伤寒论》等以降，代有发展。这些发展可以认为是《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中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在医疗实践中“长期起作用”的结果。即使在今天，这些经历了长期、反复验证的理论原理，仍然是指导我们临床实践，促进中医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准绳。我们不能说这些古代经典原著都是“字字珠玑”，但其在今天的学术价值仍不可低估。
那么，该如何“读经典，做临床”?
“读经典，做临床”首先要在“读”字上下功夫。我认为具有一定临床实践经历的人读经典与初学中医者读经典有本质的区别。前者要带着问题读，带着思考读；后者往往心中空空，不置可否。我们决不能把读经典当作“炒冷饭”，或“温习旧课”而已。应该透过言简意赅的原著，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或者站得更高，于无字处，获得新的感悟。读经典，要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读古人之书，不得死于句下”。古代医学典籍往往精粗并存，读书须潜心其间，仔细品味，独具慧眼，去粗取精，刮垢磨光，透过现象，“得意忘象”，才能得其真谛。读经典，贵在学习古代医家辨证思维方式。一部《伤寒论》一百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实际是阐释外感热病的辨证施治规律。其以三阴三阳六经分证统摄诸病，通过辨阴阳、分寒热、定表里、决虚实，进一步判明病变的性质、部位、邪正态势及其演变规律，其所见者大，所包者广。只要我们详其意趣，识契真要，师其法，不泥其方，则不仅可指导外感病的辨治，而且完全可用于现代各种杂病的论治。
“读经典，做临床”关键还在于一个“做”字，即应用于临床实践。我师裘沛然教授教诲说：“读书，或学习导师的经验，神明之妙贵在一个‘化’字”。所谓“化”，有两层意义：一是消化，即深刻领会经典含义，联系临床实践进行消化；二是化裁，即在自己的实践中变化运用。《伤寒论》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小柴胡汤主症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主症反映了少阳病的病机本质，临床辨治只要抓住某一主症即可用小柴胡汤，所谓“有是证，用是药”。推而广之，大凡辨证用方(无论经方或时方)只要抓住反映病机本质的主症，就可灵活运用，无论外感或杂病，均可仿此。又如，《内经》有“邪在胆，逆在胃”之记载，颇能诠释现代胆汁反流性胃炎的发病机制，治用疏肝利胆、降逆和胃，方用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旋复代赭汤诸方加减化裁，往往取效良好。我认为，治经典之学，若实实在在运用于临床，才能把经典理论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并有所感悟；先哲之理法，若活活泼泼应用于今病，方见生命。若不着边际，高谈阔论，虚无飘渺，除了把经典之学引向空玄之外，则于中医学术发展无寸补。
中医临床是其学术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没有中医临床优势，就谈不上中医学术的振兴，而其优势的发挥，则取决于中医医务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就当前来说，造就高明的临床家是中医学术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如何造就高明的中医临床大家，也许是仁智互见，而我认为倡导“读经典，做临床”是针对目前中医界现状的一帖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