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认为“五行”没什么用
冯世纶
1910年，章太炎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医学论文《医术评议》，他指出：“余以浅昧了兹末流，精神遐漂，聊以医术乱思。伤外术之少效，念旧法之沉沦，以为黄帝、雷公之言，多有精义，犹时有附会灾祥者。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从这些文字可见，章氏一涉医界就不同凡响，不肯轻附旧说，独拜正史所不录的张仲景。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其对五行六气的认识。
一、诸医遵五行之说弊端多
太炎先生流亡日本期间，有机会阅读大量宋、明医书精本，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近世诸医多遵《内经》、《难经》之五行六气学说，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医迂腐、良医甚少的主要原因，“盖精医者甚少，如彼五行六气之论，徒令人厌笑耳。中医今日未必无良医，但所谓良医者，亦但富于经验，而理论则踬焉，恐笔端必有五行六气字样”。太炎先生由考证得知，《伤寒杂病论》摒弃了五行，“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征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
太炎先生指出，五行附会五脏从其原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何者?易之八卦，与地、水、火、风相应(乾巽皆风，坤艮皆地，坎兑皆水，离震皆火)。天生诸行，材朴虽多，大齐止于四端。诸体坚耎，皆属于地；诸液流清，皆属于水；诸气动止，皆属于风；诸焰暖明，皆属于火。五行家分金于土，已稍支离，又益于木，则有生与无生者并，其去物情愈远”。并指出：后世医家的五行六气理论皆源自《素问·阴阳大论》，“六气风、寒、燥、湿、热、火(热即君火，火即相火)，感于形躯，五脏六腑应之，此论病至切者也。五行之于脏腑，本非剀切，特懝议有相似者，校以六气，则实不过地、水、火、风四事。湿土燥金虽殊，言五行者肺为金，言六气者复以肺为太阴湿土，言五行者胃为土，言六气者复以胃阳明燥金。此则燥湿有异，金土无别也。尝试论之，昔之良师，极深研几。其言五行，以有生与无生杂糅，又分金土为二，何其乖刺不循于理哉”。并指出，即使在古代对六气的认识也不一致，如庄周谓六气为“阴、阳、风、雨、晦、明”；而《哇氏·尽数篇》为“阴、阳、寒、暑、燥、湿”。太炎先生提出，做为中医临床家，其理论不能毫无批判地依附《内经》、《难经》，“人人可以为国工，安取黄帝、扁鹊之至盖者乎”?章氏多次考证，认为在古代五脏附五行原无固定说法，“自《素问》、《八十一难》等以五脏附五行，其始盖以物类譬况，久之遂若实见其然者。然五行之说，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及附六气，肝为厥阴风木、心为少阴君火、脾为太阴湿土，犹无异也。肺亦太阴湿土，肾亦少阴君火，则与为金、为水者殊，已自相乖角矣”。又考证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谨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说同。郑氏驳曰：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谬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然据《周官·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眠其死生。郑注云：五气，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释曰：此据《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当夏，故云肺气热；心在肺下，心位当土，心气亦热，故言次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当秋，故云肝气凉；脾于藏值春，故云温；肾位在下，于藏值冬，故言寒。愚尝推求郑义，盖肺为火，故热；心为土，故次热；肝为金，故凉；脾为木，故温；肾为水，故寒。此与古《尚书》说仍无大异，然则分配五行，本非诊治的术，故随其类以，悉可比附”。可知古代对五行配五脏的说法非止一种，并未统—。
二、继承仲景思想并首提弃用五行
章氏提出，后世医家只根据《内经》、《难经》的五行理论来指导临床很是不妥，不应再用其指导中医临床。“就在二家成说之外，别无配拟，也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辗转推演于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章氏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可见在中医史上进行革新、弃用五行者，是张仲景；而继承其仲景思想，极力批判五行，首先明确提出弃用五行者，是章太炎先生。
太炎先生举起了批判五行大旗，撰写论文、办讲习所、杂志，宣扬其主张，他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提名并拟定院刊声明，郑重标明：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他的主张和思想，影响了当时的不少医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他们注解《伤寒杂病论》不用五行理论，留下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医界曾对五行的科学性进行了一场论战，批判、扬弃占了上风。但改变一种信念、理论，不是那么容易的。太炎先生早己认识到，由于历史等原因，摒弃五行困难重重，他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逮仲景作，独《伤寒杂病论》平脉篇、《金匮要略》首章一及之，余悉不道，于是法治切实，方剂广博，而南朝诸师承其风，以为进化，诚然，隋唐、两宋惟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缘饰，不以典要视之。及金元以下，如守真、洁古，明清之景岳、天士诸师，虽才有高下，学有疏密，然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为曲护；徐灵胎深诋阴阳五行为期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说明对五行的批判须要革命的勇气，其取舍有待争鸣、认识，尚须几代人的努力。
太炎先生通过考证和对五行的批判提示我们，《伤寒杂病论》与《内经》的主要理论区别，是对五行的运用和摒弃。从《敦煌古医籍考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考证可验证：《伤寒杂病论》主要方证来自《汤液经法》中的60个方证，其中39个方证是五脏大小补泻方，《伤寒杂病论》撰用了其方证，却不再用一个脏腑名也是有力说明。张仲景摒弃了五行，创六经辨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经方辨证的理论体系。B14.3
冯世纶
1910年，章太炎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医学论文《医术评议》，他指出：“余以浅昧了兹末流，精神遐漂，聊以医术乱思。伤外术之少效，念旧法之沉沦，以为黄帝、雷公之言，多有精义，犹时有附会灾祥者。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从这些文字可见，章氏一涉医界就不同凡响，不肯轻附旧说，独拜正史所不录的张仲景。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其对五行六气的认识。
一、诸医遵五行之说弊端多
太炎先生流亡日本期间，有机会阅读大量宋、明医书精本，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近世诸医多遵《内经》、《难经》之五行六气学说，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医迂腐、良医甚少的主要原因，“盖精医者甚少，如彼五行六气之论，徒令人厌笑耳。中医今日未必无良医，但所谓良医者，亦但富于经验，而理论则踬焉，恐笔端必有五行六气字样”。太炎先生由考证得知，《伤寒杂病论》摒弃了五行，“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征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
太炎先生指出，五行附会五脏从其原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何者?易之八卦，与地、水、火、风相应(乾巽皆风，坤艮皆地，坎兑皆水，离震皆火)。天生诸行，材朴虽多，大齐止于四端。诸体坚耎，皆属于地；诸液流清，皆属于水；诸气动止，皆属于风；诸焰暖明，皆属于火。五行家分金于土，已稍支离，又益于木，则有生与无生者并，其去物情愈远”。并指出：后世医家的五行六气理论皆源自《素问·阴阳大论》，“六气风、寒、燥、湿、热、火(热即君火，火即相火)，感于形躯，五脏六腑应之，此论病至切者也。五行之于脏腑，本非剀切，特懝议有相似者，校以六气，则实不过地、水、火、风四事。湿土燥金虽殊，言五行者肺为金，言六气者复以肺为太阴湿土，言五行者胃为土，言六气者复以胃阳明燥金。此则燥湿有异，金土无别也。尝试论之，昔之良师，极深研几。其言五行，以有生与无生杂糅，又分金土为二，何其乖刺不循于理哉”。并指出，即使在古代对六气的认识也不一致，如庄周谓六气为“阴、阳、风、雨、晦、明”；而《哇氏·尽数篇》为“阴、阳、寒、暑、燥、湿”。太炎先生提出，做为中医临床家，其理论不能毫无批判地依附《内经》、《难经》，“人人可以为国工，安取黄帝、扁鹊之至盖者乎”?章氏多次考证，认为在古代五脏附五行原无固定说法，“自《素问》、《八十一难》等以五脏附五行，其始盖以物类譬况，久之遂若实见其然者。然五行之说，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及附六气，肝为厥阴风木、心为少阴君火、脾为太阴湿土，犹无异也。肺亦太阴湿土，肾亦少阴君火，则与为金、为水者殊，已自相乖角矣”。又考证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谨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说同。郑氏驳曰：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谬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然据《周官·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眠其死生。郑注云：五气，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释曰：此据《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当夏，故云肺气热；心在肺下，心位当土，心气亦热，故言次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当秋，故云肝气凉；脾于藏值春，故云温；肾位在下，于藏值冬，故言寒。愚尝推求郑义，盖肺为火，故热；心为土，故次热；肝为金，故凉；脾为木，故温；肾为水，故寒。此与古《尚书》说仍无大异，然则分配五行，本非诊治的术，故随其类以，悉可比附”。可知古代对五行配五脏的说法非止一种，并未统—。
二、继承仲景思想并首提弃用五行
章氏提出，后世医家只根据《内经》、《难经》的五行理论来指导临床很是不妥，不应再用其指导中医临床。“就在二家成说之外，别无配拟，也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辗转推演于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章氏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可见在中医史上进行革新、弃用五行者，是张仲景；而继承其仲景思想，极力批判五行，首先明确提出弃用五行者，是章太炎先生。
太炎先生举起了批判五行大旗，撰写论文、办讲习所、杂志，宣扬其主张，他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提名并拟定院刊声明，郑重标明：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他的主张和思想，影响了当时的不少医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他们注解《伤寒杂病论》不用五行理论，留下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医界曾对五行的科学性进行了一场论战，批判、扬弃占了上风。但改变一种信念、理论，不是那么容易的。太炎先生早己认识到，由于历史等原因，摒弃五行困难重重，他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逮仲景作，独《伤寒杂病论》平脉篇、《金匮要略》首章一及之，余悉不道，于是法治切实，方剂广博，而南朝诸师承其风，以为进化，诚然，隋唐、两宋惟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缘饰，不以典要视之。及金元以下，如守真、洁古，明清之景岳、天士诸师，虽才有高下，学有疏密，然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为曲护；徐灵胎深诋阴阳五行为期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说明对五行的批判须要革命的勇气，其取舍有待争鸣、认识，尚须几代人的努力。
太炎先生通过考证和对五行的批判提示我们，《伤寒杂病论》与《内经》的主要理论区别，是对五行的运用和摒弃。从《敦煌古医籍考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考证可验证：《伤寒杂病论》主要方证来自《汤液经法》中的60个方证，其中39个方证是五脏大小补泻方，《伤寒杂病论》撰用了其方证，却不再用一个脏腑名也是有力说明。张仲景摒弃了五行，创六经辨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经方辨证的理论体系。B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