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北京国际消化疾病高峰论坛专家面对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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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医学部 消化疾病研究中心
“第一届北京国际消化疾病高峰论坛”将于2005年11月4~6日在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举行。此次高峰论坛,大会组委会特邀8位中方消化疾病专家就8个议题进行演讲。为此,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这8位专家,现刊登对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柯美云教授的采访录。
胃肠动力疾病: 我们的认识更加清楚——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柯美云教授采访录
1983年,柯教授带着浓厚的兴趣赴美国耶鲁大学胃肠动力实验室学习,1984年底学成,在圣诞节那天便起程回国。归国第二天,她就带领其他医生开始了胃肠动力疾病的研究,至今已有22年。
记者:您为什么要选择胃肠动力研究领域?请回顾一下您多年的研究历程。
柯教授: 1983年时我就很希望研究胃肠动力,因为那时消化领域中影像、内镜等已得到了一定发展,而胃肠动力方面涉及得还很少,所以是一个富有挑战的领域。于是从美国学习回来后,我们就在协和医院开展了胃肠动力检查,医院对此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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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阶段是很辛苦的,因为测试接收的信息以及胃电信息都要求环境安静,但当时我们的空间很小,只能在胃肠动力试验室外的楼道进行测定。由于白天在那里记录的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只好改在晚上楼道里没有人来往时做,效果才较好。后来我们搬到新病房楼胃动力检查室,以后发展成为一个中心,我们的研究也逐渐扩展到功能性胃肠疾病或称胃肠功能紊乱或功能障碍。
对这种疾病我们要整体地去看待。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但很多人进食没有节制,过度饮酒,因而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胃食管反流症状。部分胃食管反流病人伴有呼吸道症状,如哮喘、咳嗽及睡眠呼吸暂停等。随着社会压力逐渐增大,许多胃肠功能紊乱的病人常有心理障碍,当涉及到心理障碍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时,我们得到了本院心理治疗专家李舜伟教授和魏镜教授的指导。
多年来,全院许多科室都在帮助和协助我们工作,如超声室、放射科、核医学室、中医科、营养科、内科、外科等。实际上这项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而是一批人在做,我非常感谢医院各科室对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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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22年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更加清楚,也使病人得到了更好的治疗。
记者:您认为在这22年的研究中取得的最大成果或最大收获是什么?
柯教授:在22年前,我对胃肠系统的器质性疾病认识得多一些,而在这20年中,我认识到许多通过生化、内镜和影像等手段检查不出的疾病,并能鉴别这些疾病,使病人有机会得到诊治。目前,全国许多医院也在积极开展该领域的临床诊治和研究工作。
近5年来,我们每年都举办功能性胃肠疾病和心理障碍研讨会,在胃肠和心理领域间搭建平台,共同探讨,取得共识,最重要的是使病人获益。
记者:您刚才提到这项工作全国许多医院都在做,那么开展这项工作需要什么条件?
柯教授:需要人力和物力。一套仪器设备大约需几十万元。操作人员需要经过培训,了解仪器设备的使用、记录图像的辨别、鉴别诊断以及结果分析,要真正掌握需要一个过程,须积累丰富的经验。现在来我们科进修的医生,一般在3个月后会有一点感觉,再继续做,慢慢就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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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因为这次“北京国际消化疾病高峰论坛”是东西方的交流,就胃肠动力疾病来说,东西方有什么差异吗?
柯教授:从反流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看,美国和欧洲的发病率高,达到15%~20%,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对该病认识还不很清楚,到90年代,在协和医院潘国宗教授和上海许国铭教授的领导下,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样本量近5000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烧心症状的发生率为5.57%,对以上人群进一步抽样,做食管pH值监测和胃镜检查,预测两个地区的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率为2.5%,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病率为1.92%。因中国人口的基数很大,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总体而言,这种疾病在增加。
记者:在这次高峰论坛上,您最想和西方专家和与会代表交流些什么?
柯教授:我准备在反流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等3个方面与他们进行交流。
1. 探讨中国人的发病机制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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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诊断和治疗关系到病人的切身利益,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诊断方面,我们要报告中国已做的工作。我们知道,如果发现了明显的反流或pH监测出反流,就能诊断反流病。但还有些病人尚无法被发现,因为他们的这些检查结果都是阴性。反流病病人容易在餐后2小时或夜间卧位时发生反流,但并不是所有病人餐后2小时都发生反流,如果进行pH监测,24小时中不发生反流者如何诊断?还有些病人反流量少,但症状明显,检查阴性,属于内脏高敏病人,这些病人也不易被诊断。所以要设法提高检出率,增加诊断的准确性。
3. 在治疗方面,现在的治疗药物很多,如各种抗酸、抑酸药物、黏膜保护剂等。并非所有病人都能治疗成功 ,而且停药后一半以上病人会复发,这些病人是否需要终生用药还是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采用一些非药物治疗,如增加局部胃-食管的屏障作用,这就是我们最近两年进行的膈肌生物反馈训练。希望通过病人的主观努力达到效果,要改变病人的生活方式,动员病人与疾病作斗争,不能光靠药物治疗。
总之,首先要交流东西方对反流病的诊治经验,并展望未来,探讨还有哪些方面值得去努力。应该有一个符合中国人群的治疗指南,使大部分病人能接受正规治疗。我希望在这次论坛上通过交流,能推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符合国人的诊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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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说做人做事都要讲原则,您多年来做医生、搞科研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柯教授: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给病人选择最佳、最可行的治疗方案,给病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如果治疗方案很好,但价格昂贵,病人负担不起,也不可行。我认为,并不是价格高的药都是好药,重要的是选择对病人最有利的诊治方案。其次就是一定要尽量减少病人的不便,来我们医院就诊的病人三分之二是外地人,如果情况允许应该尽量帮助他们。
记者:要一切为病人着想。
柯教授:的确是这样。在实践中,医生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进而促进了医学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关注病人。如果要搞研究,我们会向病人解释清楚研究过程,以及病人将会得到什么帮助和指导。研究完成后我们会继续与病人保持联系,例如,10多年来,我们定期随访贲门失迟缓症扩张后病人的情况,如果回来复查,我们会给他们安排门诊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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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这种从医原则来源于何处?是否与您过去的经历或老师的熏陶有关?
柯教授:这也许与我曾经有过2年在基层医院从医的经历有关。我1968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基层医院,那里条件简陋,我有机会结识到许多农村病人。虽然很艰苦,但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很宝贵,使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还生活在艰苦环境中,所以我们要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他们。
1978年我考取了北京协和医院张孝骞教授和陈敏章教授的研究生。我的两位老师很好,张老师有8个字我始终铭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说,医生要以这种心境去对待每一位病人,对每个病例都要仔细诊断。可能是受老师影响,现在我对学生也这样要求。我经常对他们说“操作要慢、要稳”,有时慢就是快,慢能仔细,太快易出问题,有时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劝勉,也是对自己的时刻鞭策。,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