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光耀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杨振宁先生在谈及《易经》时说，《易经》彻底定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甚至在科学发展上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中医与《易经》结合没有前途。他对《易经》的评价和对中医发展的观点自有他的道理之处，我们应一分为二看待。笔者认为他毕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敢于直言己见，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得很。只有争鸣才能从“地震”中震出真知灼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来。

    (一)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流变中，《易经》对道、儒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万物”。《老子》有“道生一(太极)，一生二(阴阳)，二生三(天地人)，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自从释教由印度进入中国(东汉时代)以来，儒、释、道的基本精神早已泛化溶解在一起，精密地编织在中国人传统日常生活的精神和语言形态中，成为无所不在的人文经验和行为习惯，至今仍然缠绕着当代中国人，塑造着他们的文化眼光。在中华历史上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其民族文化很快就被汉文化所融化。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广阔的包容性和兼容性。

    《易经》总体上属于哲学范畴。《易经》思想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各领域，尤其是医、卜、星、相等学问里面，确凿引发不少辉煌的科技成就。因此李约瑟曾指出十五世纪前中国科技领先世界。

    如果一个古老的民族只是一味地追忆往昔的辉煌而不注重未来，墨守陈规，认为《易经》字字句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创造未来的一切辉煌，那是痴人说梦。

    躺在造纸、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的山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