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检查谁之过
医院争相添置诊断设备，医生过分依赖诊断设备，患者不明就里被动检查——
不久前，辽宁省对大型贵重医疗仪器设备使用管理现状做了调查，发现无论是哪级医院，诊断设备平均台数都远远超过治疗设备平均台数，两者之比最高可达13∶1。因此有人惊呼，现在诊断设备越来越多，难道医生离开了诊断设备，就不会看病了？
哪些因素助长了医生过分依赖诊断设备的心理？谁应该为疾病诊疗中出现的“设备依赖症”付费？
■一次“多余”的体检让他险些丢命
沈阳一家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刘万新在一次正常体检时，听从医生建议打算做一个膀胱镜尿道检查。没想到，这个不在单位正常体检计划的“额外”体检，几次尝试之后不但没有成功，还让刘万新吃尽了苦头，一度濒临死亡：诊疗过程中的多次穿刺导致尿路感染，引发肾脏感染中毒后出现急性败血症，出现心脏、胃肠道、肝肾等多脏器衰竭。转院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经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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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位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老人，不得不依赖“膀胱瘘”生活。“老人去医院时本来好好的，经不住医生吓唬做了膀胱镜，这么一折腾却差点丧了命。现在一个月换一次导管，一周换一次尿管，天天还得换药。”刘万新家属说，现在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全天护理，生活质量远远不如以前，而这一切病根全都是那次“多余”的体检。
无独有偶，沈阳市民王女士在一家医院接受妇科手术时，除了验血之外，竟然被要求拍一个“胸片”。王女士不解，问这与手术有关系吗？医生回答，这是规矩，我们这里所有手术患者都需要拍胸片。陪同王女士办手续的一位医院职工说，自费医疗可以不做这项检查，不过万一出什么事医院可不负责；你是公费医疗，又不从个人腰包往外拿钱，没必要为公家省这笔钱。
不久前，一项由辽宁省卫生部门参与的“贵重医疗仪器设备使用现状调查”显示，无论哪级医院，诊断与治疗设备平均台数之比相差悬殊，最高可达13∶1。其中市级医院为4∶1，区级医院为13∶1，县级医院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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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调查包含了辽宁省134所不同层次的医院，针对1480台已列入医院固定资产的5000元以上诊断和治疗设备分布与利用现状、技术状态和经济效益、供求矛盾等情况。结果发现，目前各级医院包括心电图、B超、核磁共振等诊断设备数量远远高于内外科手术、激光治疗等治疗设备数量。
辽宁省卫生部门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诊断与治疗设备比例没有明确限定，但此调查显示出两类设备配置比例失调，是今后医院投资决策中应注意的问题。
■愈演愈烈的医疗设备竞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界人士认为，医疗技术水平提高了，医生反而不会看病了，现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大型医疗设备滥用现象：本来可以通过常规的物理检查来诊断的病例，医生却过分依赖诊断设备。于是，出现了医生非理性开单检查，患者“不该查的查了，应该简单查的复杂化了”，这种医疗“设备依赖症”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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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老人刘万新的遭遇，可以说准确地反映了医疗市场存在的“设备依赖症”的原因：患者盲目信任仪器，医生过分依赖诊断设备。家属说，刘万新正是过分相信医生，依赖设备才吃了大亏；而辽宁省金秋医院为刘万新做膀胱镜的医生说，金秋医院的膀胱镜检查设备非常好，有那么多人做检查都没出事，却偏偏在为这个患者检查时出事了。
沈阳市一家医院放射科主任王林认为，一方面有患者需求，另一方面利润空间大，使医院诊断设备不断翻新。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个别医院鼓励医生多开检查单、导致不少可以通过常规物理检查来诊断的病理现象，却非要仪器诊断，使患者负担加重，甚至会因诊疗程度不规范而造成人身伤害。
以市级医院为例，一台普通的核磁共振成本约为500万元，按使用寿命15年计算，每天的折旧成本大约在900元。而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要800元，按保守数量，市级医院一天15人做检查，去掉电费、人员费以及折旧成本，医院一天净收入近万元。而治疗设备就不一样了，一是并不是每个做检查的人都会进行治疗，再有就算治疗也不一定在本医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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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主任乔友林介绍，大型医疗设备滥用之风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在中国医疗界弥散。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北京一个城市的CT比全英国都多，中国真的这么富有吗？
我国医院大型设备拥有率高，利用率低的问题早已有之。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统计，2001年全国14000多家医院共拥有CT4760台，拥有率30.6%；核磁共振714台，拥有率4.8%。
为了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各地医院规模扩张、设备更新、引进加快，形成了医院“大干快上”的“大跃进”格局，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医院规模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新，费用越来越贵。这一现象被称作医疗“军备竞赛”
■消除医疗“设备依赖症”须从源头抓起
乔友林认为，造成目前各家医院争相购置大型贵重医疗设备，医生和患者出现“设备依赖症”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存在问题。以正常妊娠为例，国内城市孕妇一般要做四次左右的B超。而在国外，孕妇不能随便做B超，正常怀孕期间只能做一次B超。“国外对医疗机构管理工作非常严格，保险公司不会对任何没有必要的额外检查付费，患者本人更不会自己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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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姚文庆认为，造成时下医疗“设备依赖症”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原因，各级政府对医疗事业普遍补偿不足，医院在竞争中求生存，依赖于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各家医院自然会增加设备数量，提高设备利用率，不该查的也查，应该简单查的复杂化，既加剧了“看病难”现象，又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现在不少医院出现“感冒做CT”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是法律方面原因。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司法部门要求医疗事故“举证倒置”，让医院医生拿出自己没有责任的相关证据，其中设备检查作为必要的证据成为了医生的救命“稻草”。现在可以不做的检查，医生却让患者做，完全出于一种自我保护。以肺癌诊断为例，过去医生凭影像学和从医经验可以做出准确诊断，而现在不少医院要求的诊断程序更为复杂，需要根据病理学、细胞学结果进行诊断。
沈阳一家医院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患者在拍胸片后被诊断为肺癌，没想到病理学结果却显示为肺结核，于是患者认为医生“误诊”要求索赔，到医院又打又闹，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不少医生反映，目前社会上流行这样的顺口溜：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现在不少医生被这种扭曲的医患关系吓怕了，医生为了保护好自己，便采取有什么检查便让患者做什么，争取拿到第一手诊断，让自己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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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医生职业道德与百姓健康知识原因。姚文庆认为，什么检查该做，什么检查不该做，应该有严格界限，一般医生都能心知肚明。一旦哪位医生的职业道德防线不牢固，便极容易出现滥“开单”检查现象；同时，群众缺乏必要的健康知识，对医疗设备的使用情况了解不够，迷信医院和大夫，完全按照医生的意志开展医疗行为。以骨折为例，一般拍片即可以，做CT更清晰，费用却更高。医生完全可以把情况提供给患者，让患者自己选择，而不能自作主张让患者做CT；肺炎也没有必要做CT，而有的动辄让患者做费用更高的CT，这样的医生显然丧失医德。
虽然辽宁多家大医院对医疗诊断设备一事避而不谈，但不少业内人士还是意识到了医疗设备“军备竞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沈阳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认为，时下医疗市场竞争激烈，各医院为了生存更看好利润高、风险小的大型检查设备，争相购置医疗诊断设备，既占用了国家大量资金，造成了资金浪费，同时又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加剧了愈演愈烈的“看病难”问题。
针对医疗诊断设备造成的资金浪费、患者负担加重现象，有关专家建议，应从源头抓起，从医疗机构管理体制上着手解决医疗“设备依赖症”难题：
一是国家从政策上解决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问题，把医疗机构这一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事业办好；二是填补法律政策中存在的空白，成立“医疗医事法庭”，合理处理医患纠纷；三是制定严格的诊疗标准，坚持处理医院、医生滥开单检查现象，把“开单提成”、“变相开单提成”列入受贿罪；；四是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把健康体检的知情权、选择权交还给患者。
文/新华社记者 葛素红, http://www.100md.com
不久前，辽宁省对大型贵重医疗仪器设备使用管理现状做了调查，发现无论是哪级医院，诊断设备平均台数都远远超过治疗设备平均台数，两者之比最高可达13∶1。因此有人惊呼，现在诊断设备越来越多，难道医生离开了诊断设备，就不会看病了？
哪些因素助长了医生过分依赖诊断设备的心理？谁应该为疾病诊疗中出现的“设备依赖症”付费？
■一次“多余”的体检让他险些丢命
沈阳一家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刘万新在一次正常体检时，听从医生建议打算做一个膀胱镜尿道检查。没想到，这个不在单位正常体检计划的“额外”体检，几次尝试之后不但没有成功，还让刘万新吃尽了苦头，一度濒临死亡：诊疗过程中的多次穿刺导致尿路感染，引发肾脏感染中毒后出现急性败血症，出现心脏、胃肠道、肝肾等多脏器衰竭。转院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经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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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位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老人，不得不依赖“膀胱瘘”生活。“老人去医院时本来好好的，经不住医生吓唬做了膀胱镜，这么一折腾却差点丧了命。现在一个月换一次导管，一周换一次尿管，天天还得换药。”刘万新家属说，现在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全天护理，生活质量远远不如以前，而这一切病根全都是那次“多余”的体检。
无独有偶，沈阳市民王女士在一家医院接受妇科手术时，除了验血之外，竟然被要求拍一个“胸片”。王女士不解，问这与手术有关系吗？医生回答，这是规矩，我们这里所有手术患者都需要拍胸片。陪同王女士办手续的一位医院职工说，自费医疗可以不做这项检查，不过万一出什么事医院可不负责；你是公费医疗，又不从个人腰包往外拿钱，没必要为公家省这笔钱。
不久前，一项由辽宁省卫生部门参与的“贵重医疗仪器设备使用现状调查”显示，无论哪级医院，诊断与治疗设备平均台数之比相差悬殊，最高可达13∶1。其中市级医院为4∶1，区级医院为13∶1，县级医院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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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调查包含了辽宁省134所不同层次的医院，针对1480台已列入医院固定资产的5000元以上诊断和治疗设备分布与利用现状、技术状态和经济效益、供求矛盾等情况。结果发现，目前各级医院包括心电图、B超、核磁共振等诊断设备数量远远高于内外科手术、激光治疗等治疗设备数量。
辽宁省卫生部门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诊断与治疗设备比例没有明确限定，但此调查显示出两类设备配置比例失调，是今后医院投资决策中应注意的问题。
■愈演愈烈的医疗设备竞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界人士认为，医疗技术水平提高了，医生反而不会看病了，现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大型医疗设备滥用现象：本来可以通过常规的物理检查来诊断的病例，医生却过分依赖诊断设备。于是，出现了医生非理性开单检查，患者“不该查的查了，应该简单查的复杂化了”，这种医疗“设备依赖症”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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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老人刘万新的遭遇，可以说准确地反映了医疗市场存在的“设备依赖症”的原因：患者盲目信任仪器，医生过分依赖诊断设备。家属说，刘万新正是过分相信医生，依赖设备才吃了大亏；而辽宁省金秋医院为刘万新做膀胱镜的医生说，金秋医院的膀胱镜检查设备非常好，有那么多人做检查都没出事，却偏偏在为这个患者检查时出事了。
沈阳市一家医院放射科主任王林认为，一方面有患者需求，另一方面利润空间大，使医院诊断设备不断翻新。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个别医院鼓励医生多开检查单、导致不少可以通过常规物理检查来诊断的病理现象，却非要仪器诊断，使患者负担加重，甚至会因诊疗程度不规范而造成人身伤害。
以市级医院为例，一台普通的核磁共振成本约为500万元，按使用寿命15年计算，每天的折旧成本大约在900元。而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要800元，按保守数量，市级医院一天15人做检查，去掉电费、人员费以及折旧成本，医院一天净收入近万元。而治疗设备就不一样了，一是并不是每个做检查的人都会进行治疗，再有就算治疗也不一定在本医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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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主任乔友林介绍，大型医疗设备滥用之风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在中国医疗界弥散。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北京一个城市的CT比全英国都多，中国真的这么富有吗？
我国医院大型设备拥有率高，利用率低的问题早已有之。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统计，2001年全国14000多家医院共拥有CT4760台，拥有率30.6%；核磁共振714台，拥有率4.8%。
为了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各地医院规模扩张、设备更新、引进加快，形成了医院“大干快上”的“大跃进”格局，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医院规模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新，费用越来越贵。这一现象被称作医疗“军备竞赛”
■消除医疗“设备依赖症”须从源头抓起
乔友林认为，造成目前各家医院争相购置大型贵重医疗设备，医生和患者出现“设备依赖症”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存在问题。以正常妊娠为例，国内城市孕妇一般要做四次左右的B超。而在国外，孕妇不能随便做B超，正常怀孕期间只能做一次B超。“国外对医疗机构管理工作非常严格，保险公司不会对任何没有必要的额外检查付费，患者本人更不会自己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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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姚文庆认为，造成时下医疗“设备依赖症”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原因，各级政府对医疗事业普遍补偿不足，医院在竞争中求生存，依赖于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各家医院自然会增加设备数量，提高设备利用率，不该查的也查，应该简单查的复杂化，既加剧了“看病难”现象，又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现在不少医院出现“感冒做CT”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是法律方面原因。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司法部门要求医疗事故“举证倒置”，让医院医生拿出自己没有责任的相关证据，其中设备检查作为必要的证据成为了医生的救命“稻草”。现在可以不做的检查，医生却让患者做，完全出于一种自我保护。以肺癌诊断为例，过去医生凭影像学和从医经验可以做出准确诊断，而现在不少医院要求的诊断程序更为复杂，需要根据病理学、细胞学结果进行诊断。
沈阳一家医院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患者在拍胸片后被诊断为肺癌，没想到病理学结果却显示为肺结核，于是患者认为医生“误诊”要求索赔，到医院又打又闹，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不少医生反映，目前社会上流行这样的顺口溜：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现在不少医生被这种扭曲的医患关系吓怕了，医生为了保护好自己，便采取有什么检查便让患者做什么，争取拿到第一手诊断，让自己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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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医生职业道德与百姓健康知识原因。姚文庆认为，什么检查该做，什么检查不该做，应该有严格界限，一般医生都能心知肚明。一旦哪位医生的职业道德防线不牢固，便极容易出现滥“开单”检查现象；同时，群众缺乏必要的健康知识，对医疗设备的使用情况了解不够，迷信医院和大夫，完全按照医生的意志开展医疗行为。以骨折为例，一般拍片即可以，做CT更清晰，费用却更高。医生完全可以把情况提供给患者，让患者自己选择，而不能自作主张让患者做CT；肺炎也没有必要做CT，而有的动辄让患者做费用更高的CT，这样的医生显然丧失医德。
虽然辽宁多家大医院对医疗诊断设备一事避而不谈，但不少业内人士还是意识到了医疗设备“军备竞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沈阳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认为，时下医疗市场竞争激烈，各医院为了生存更看好利润高、风险小的大型检查设备，争相购置医疗诊断设备，既占用了国家大量资金，造成了资金浪费，同时又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加剧了愈演愈烈的“看病难”问题。
针对医疗诊断设备造成的资金浪费、患者负担加重现象，有关专家建议，应从源头抓起，从医疗机构管理体制上着手解决医疗“设备依赖症”难题：
一是国家从政策上解决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问题，把医疗机构这一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事业办好；二是填补法律政策中存在的空白，成立“医疗医事法庭”，合理处理医患纠纷；三是制定严格的诊疗标准，坚持处理医院、医生滥开单检查现象，把“开单提成”、“变相开单提成”列入受贿罪；；四是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把健康体检的知情权、选择权交还给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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