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叫停手术戒毒引发争议
11月2日，卫生部发布通知，暂不允许脑科手术用于临床戒毒治疗。
一纸通知如一股寒流，使得全国二十余家开展手术戒毒的医院遭遇“生死劫”。因在国内首家开展手术戒毒而声名鹊起的广东三九脑科医院，采取了激烈的姿态作出回应，甚至表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
手术戒毒何去何从，已经比叫停本身更令人关注。尽管治疗效果一直伴随疑问，手术戒毒依然在全国多家医院遍地开了花。手术戒毒的无序，显示了现有医疗管理规则的模糊，而能否将手术戒毒导入正轨，则是对医疗管理水平的考验。
戒毒者是幸或不幸？
三九脑科医院的10楼，指示牌显示着“神经外科病区”，铁门护佑，保安把守，任何外人只有在出示“陪床证”后方可进入。11月5日，卫生部正式叫停手术戒毒项目的第三天，记者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得以进入三九病区调查。10楼病区计有戒毒术后病人近20名，他们的前脑均被纱布紧紧围绕，此处是手术最关键的靶点位置，从这里银针插入大脑，高温射频摧毁控制毒瘾的脑回组织。术后的病人们在知晓叫停的消息后，基本保持平静，现在惟一关心的是能否真的就一刀戒毒。而那些安置在13楼的未曾赶得上做手术的病人们，此刻再也坐不住了。来自湖南岳阳的李先生，一周前接到通知赶来医院，6月份就已登记排队的他终于等到走上手术台的时刻，却被一纸通知打消了所有的希冀，“我们是在手术叫停之前登记的，不做手术坚决不离开医院。”
当日中午，在广州另一家开展手术戒毒的解放军某医院，15楼的神经外科病区内，一位姓冯的护士告诉记者，“昨天应某些病人的要求，负责戒毒手术的医护人员，连夜加班手术，一直到深夜10点。”至于院方此前竭力强调的近乎100%的短期有效率，在记者以吸毒者家属的身份询问手术效果时，病人们的答复有些不一：有的说，做完了，感觉没什么不一样；有的承认手术后还会有想吸的冲动，但比以前能够控制自己。一位病人的姐姐对记者说，“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下吧，不试就是死路一条，试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就是做成了傻子，至少还能养活，毒戒不了，谁都救不活”。
因为现阶段缺乏其他有效的戒毒手段，药物戒毒和强制戒毒的效果又有限，手术戒毒已经被吸毒者及家属们视作了最后新生的机会。而正是这一认知主导下的市场需求，使得手术戒毒在最近半年内以大跃进之势蔓延全国。2004年4月1日，南方周末以特别报道《无情戒毒术》率先对三九医院的手术戒毒提出质疑，但结果却显示报道似乎在帮助三九医院迎来顾客盈门的盛况。“每天咨询电话不下几十个，现在等着排队做戒毒手术的病人就有300多例。”徐德志院长告诉记者，吸毒者在登记排队后，往往得等上近半年时间才能走上手术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卫生部叫停通知发出之日，全国已有二十余家大小医院宣布开展戒毒手术，比如湖南省脑科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三峡中心医院等。湖南省脑科医院自今年8月份始开展戒毒手术，该院副院长郭田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为50多例吸毒者一刀祛毒。郭田生还称，该院的手术水平已经达到国内一流，但提及手术最关键的靶点确定问题时，他坦陈，靶点位置为该院自己探索，并不知道是否与其他医院一致。对于跃进的情势，三九医院院长徐德志始料未及，并陷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之中，“良莠不齐的发展态势，戕害的不是医院，而是手术本身。”及至11月2日卫生部的一纸通知，预感终成现实。
“暂时叫停并不意味着永远叫停”
卫生部科教司技术处宋处长用“民不举，官不咎”来形容叫停手术戒毒的缘由。
今年6月15日，广东省卫生厅曾考虑到公安部门的意见，发布内部文件，要求三九医院等医疗单位立即停止开展脑科手术戒毒临床服务。三九医院不服，一个月后向国家卫生部提出申诉，认为“部分迂腐专家排斥”、“竞争同行的打压”等原因，致使“一个利国利民、造福人类的临床项目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本来卫生部对于各个省份自己开展的科研课题，并不十分了解，正是这个申诉让我们觉察到事件的严重性。”宋处长说。
8月24日，卫生部召集全国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精神心理医学伦理等方面的医学专家，就手术戒毒的安全性召开论证会。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李勇杰教授告诉记者，“在三九医院回避的情况下，专家们进行了争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戒毒手术远期效果尚未得到确认，且手术中对于大脑部分组织的毁损，是否会导致大脑其他功能的减退或丧失也缺乏有力证明，建议审慎对待，把手术戒毒列为医学研究项目，加强规范和引导。”11月2日，经卫生部科教司、医政司及办公厅共同签署的通知文件正式下发。专家论证会上的规范建议，变成了暂时叫停。情势急转直下，手术戒毒推广的跃进之势顿时遭遇扑面寒流。第二天，卫生部科教司司长祁国明接受驻京媒体联合采访时，再次重申全面叫停戒毒手术项目的决定，并且指责擅自将戒毒手术作为临床服务提供给病人的行为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
宋处长表示，叫停通知并没有完全否定手术戒毒作为医学研究的积极价值，但目前就全国的发展态势看，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课题的范畴。对于此类手术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病人的呼声，宋处长认为，作为医学研究，必须为科学负责，而不能简单地视患者的要求而定，何况吸毒者这个群体的要求本身就缺乏足够的理性，而政府却不能如此。宋处长同时指出，暂时叫停并不意味着永远叫停，下发通知里也允许部分医院继续对手术完成者进行跟踪随访调查，后期数据分析总结，以便早日呈交结题报告。卫生部将就结题报告，继续进行专家论证，以确定手术戒毒的最终命运。
另一位官员则用一个比喻来表达他对手术戒毒的个人评价，这个评价显然不是正面的：“如果将病人吸毒比作小偷犯罪，我们是建议劳动改造，还是武断地把手给砍了？”这位官员强调，国外脑科手术戒毒一共只有300例左右，一直没有作为一种固定的戒毒模式推广。“中国目前已有500多例手术实践，即便是科研考虑，也应该足够阶段总结了。”他还对三九医院提出了质疑，“国家有相应的规定，一般科研项目，一年左右就应该结题。而三九医院，这个科研课题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迟迟不予结题。这是为什么？”
卫生部有没有叫停的权力？
与其他医院不同，2001年，三九医院就对脑科手术戒毒的科研项目申请立项，课题全称为《脑磁图立体定向用于毒品戒断的研究》，并得到广东省卫生厅批准。也就是说，手术戒毒是作为一个临床科研项目存在的。基于此，当最初的申诉动机换回更大的挫折后，三九医院较其他医院而言，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姿态对卫生部的叫停举措作出回应。
11月6日，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组赴三九医院病房现场采访，镜头前，术后病人无不交口称赞手术效果，并以“不吸烟了、能吃两碗饭了、晚上睡得很香”之类的细节作为辅证。11月8日，三九医院院长徐德志更是决定公布戒毒手术课题研究的有关数据，表示要“以事实说话，纠正偏见”。
在频频接受媒体采访、试图以正视听的同时，11月4日，三九医院早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停戒毒手术，但保留以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的权利。三九医院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学教授卓小勤临危受命筹备此事。“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他说。卓小勤认为，国家卫生部门对于医院可以开设的诊疗科目是有规定的，1994年卫生部出台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将医院开展的诊疗项目依级划分，比如妇科、内科、外科为第一级名录，而第一级名录中的内科再细化为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第二级名录，依此下延。戒毒手术所用的立体神经定位实际上属于神经外科下的第三级诊疗科目。但是，恰恰这里国家的管理还未太多触及，几乎没有严格的准入管理制度。在国内相应规定办法缺失的情况下，一般以国际通行的《赫尔辛基宣言》为准。就该宣言所规定的临床科研所遵循的合法性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有利和无伤害原则、普遍认可原则等方面而言，他认为三九医院的戒毒手术符合上述原则。
卫生部科教司技术处宋处长对记者强调，叫停作为卫生部对于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职能的体现，不容质疑。而且，叫停通知相继经过医政司、科教司、以及法规司共同商讨决定，“不会有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卫生法学教授孙东东对卫生部持赞同意见，他认为卫生部是基于戒毒手术的社会层面考虑才理性地作出叫停决定。就卫生部叫停行动的法律依据而言，孙东东教授解释道，虽然国家对三级诊疗目录的规范和审批不严，但是戒毒手术不在国家允许的诊疗目录内也是事实，单凭这一点，卫生部即可以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来实行叫停。不过他同时指出，此次叫停行为引发的权力争议，应当引起卫生部的重视。不仅现有的诊疗名录划分不够仔细和及时，国家在医疗新技术方面亦缺乏专门的管理，已经酝酿多年的《卫生新技术临床准入暂行办法》因为种种原因迟迟难以出台。这不仅造成了目前国内在医疗新技术的管理方面的混乱，也为卫生部的监管增添了难度。
科研是怎样进行的？
尽管三九医院强调自己作为惟一一家进行手术戒毒科研项目的医院的特殊地位，但是颇为不利的一点是，它恰恰并未让卫生部门和公众相信，它所秉持的是严谨的科研态度。
最容易引起外界质疑的，是这个科研项目的收费。据记者调查，全国各地医院对于戒毒手术的收费不尽相同，从2万元至4万元不等，而三九医院处于比较“贵”的行列。这样的收费，有专家认为几乎等同于常规医疗项目收费，“常规医疗项目是允许赢利空间的，而三九医院的收费则与临床科研的非赢利甚至补贴病人的原则相悖。”但三九医院院长徐德志对被指“趋利”十分不满，“手术戒毒项目的研究，我们没有得到政府一分钱的支持，只是一张纸上盖个公章而已。我们光购买设备就投入了5000万，倘若不向病人收取诊疗费用，医院怎么吃得消？”
另一个质疑正如卫生部官员所言，“这个科研课题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迟迟不予结题。这是为什么？”三九医院精神卫生科杨理荣主任向记者出示了一篇3页报告，报告陈列了详细的术前术后各项病理心理指标数据对比，并得出了“没有发现不良并发症……副作用可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或消失”的结论。而记者随后采访有关专家时得知，这样的报告之前曾被三九医院当作申诉的有利证据呈交卫生部，但得到的却是众专家的怀疑，李勇杰教授指出，对于医疗科研项目的评估，必须由第三方来主持，由多学科背景的专家论证，方能保证客观和真实性。“太过齐整的数据罗列，实在令人怀疑”。
记者还注意到，报告中的数据样本分别取自“术后一周”、“术后二周”，属于短期范畴。那么远期术后病人效果如何？有没有追踪随访机制？今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多次要求院方提供远期术后病人名单，但均被以保护病人隐私为由拒绝。当时，记者所能接触到的最长病人为术后三个月，该病人说，因为其手术效果不错，所以一直被医院作为成功病例留在医院。时隔半年，记者再次提出与广州籍术后病人联系采访时，院方依然表示为难，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之下，三九医院终于提供了一些资料。在这摞病人回访资料中，最早时期不超过2004年3月份，而时间更前的术后病人的资料已经无迹可寻。三九医院医务处刘主任满腹苦衷地告诉记者，3年来，在三九医院开展此项研究的过程里，没有任何一级卫生部门给予过关注或指导，“甚至连我们当初递交上去的立项原件都丢了。”
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教授呼吁，卫生部应及早建立手术戒毒的医疗研究规范，设立准入门槛，严格监督管理，指定少量有资格、有实力的医疗机构继续从事研究。而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于欣认为，在目前手术戒毒呈现趋利的盲目扩张的情势下，这样的界定无疑很难。
最终，记者辗转找到了广州籍病人吴京(化名)，他在今年4月份做完手术，目前已经半年时间了，他称自己没有复吸毒品，但术后至今，无法集中精神思考问题。, 百拇医药(王景春)
一纸通知如一股寒流，使得全国二十余家开展手术戒毒的医院遭遇“生死劫”。因在国内首家开展手术戒毒而声名鹊起的广东三九脑科医院，采取了激烈的姿态作出回应，甚至表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
手术戒毒何去何从，已经比叫停本身更令人关注。尽管治疗效果一直伴随疑问，手术戒毒依然在全国多家医院遍地开了花。手术戒毒的无序，显示了现有医疗管理规则的模糊，而能否将手术戒毒导入正轨，则是对医疗管理水平的考验。
戒毒者是幸或不幸？
三九脑科医院的10楼，指示牌显示着“神经外科病区”，铁门护佑，保安把守，任何外人只有在出示“陪床证”后方可进入。11月5日，卫生部正式叫停手术戒毒项目的第三天，记者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得以进入三九病区调查。10楼病区计有戒毒术后病人近20名，他们的前脑均被纱布紧紧围绕，此处是手术最关键的靶点位置，从这里银针插入大脑，高温射频摧毁控制毒瘾的脑回组织。术后的病人们在知晓叫停的消息后，基本保持平静，现在惟一关心的是能否真的就一刀戒毒。而那些安置在13楼的未曾赶得上做手术的病人们，此刻再也坐不住了。来自湖南岳阳的李先生，一周前接到通知赶来医院，6月份就已登记排队的他终于等到走上手术台的时刻，却被一纸通知打消了所有的希冀，“我们是在手术叫停之前登记的，不做手术坚决不离开医院。”
当日中午，在广州另一家开展手术戒毒的解放军某医院，15楼的神经外科病区内，一位姓冯的护士告诉记者，“昨天应某些病人的要求，负责戒毒手术的医护人员，连夜加班手术，一直到深夜10点。”至于院方此前竭力强调的近乎100%的短期有效率，在记者以吸毒者家属的身份询问手术效果时，病人们的答复有些不一：有的说，做完了，感觉没什么不一样；有的承认手术后还会有想吸的冲动，但比以前能够控制自己。一位病人的姐姐对记者说，“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下吧，不试就是死路一条，试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就是做成了傻子，至少还能养活，毒戒不了，谁都救不活”。
因为现阶段缺乏其他有效的戒毒手段，药物戒毒和强制戒毒的效果又有限，手术戒毒已经被吸毒者及家属们视作了最后新生的机会。而正是这一认知主导下的市场需求，使得手术戒毒在最近半年内以大跃进之势蔓延全国。2004年4月1日，南方周末以特别报道《无情戒毒术》率先对三九医院的手术戒毒提出质疑，但结果却显示报道似乎在帮助三九医院迎来顾客盈门的盛况。“每天咨询电话不下几十个，现在等着排队做戒毒手术的病人就有300多例。”徐德志院长告诉记者，吸毒者在登记排队后，往往得等上近半年时间才能走上手术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卫生部叫停通知发出之日，全国已有二十余家大小医院宣布开展戒毒手术，比如湖南省脑科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三峡中心医院等。湖南省脑科医院自今年8月份始开展戒毒手术，该院副院长郭田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为50多例吸毒者一刀祛毒。郭田生还称，该院的手术水平已经达到国内一流，但提及手术最关键的靶点确定问题时，他坦陈，靶点位置为该院自己探索，并不知道是否与其他医院一致。对于跃进的情势，三九医院院长徐德志始料未及，并陷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之中，“良莠不齐的发展态势，戕害的不是医院，而是手术本身。”及至11月2日卫生部的一纸通知，预感终成现实。
“暂时叫停并不意味着永远叫停”
卫生部科教司技术处宋处长用“民不举，官不咎”来形容叫停手术戒毒的缘由。
今年6月15日，广东省卫生厅曾考虑到公安部门的意见，发布内部文件，要求三九医院等医疗单位立即停止开展脑科手术戒毒临床服务。三九医院不服，一个月后向国家卫生部提出申诉，认为“部分迂腐专家排斥”、“竞争同行的打压”等原因，致使“一个利国利民、造福人类的临床项目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本来卫生部对于各个省份自己开展的科研课题，并不十分了解，正是这个申诉让我们觉察到事件的严重性。”宋处长说。
8月24日，卫生部召集全国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精神心理医学伦理等方面的医学专家，就手术戒毒的安全性召开论证会。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李勇杰教授告诉记者，“在三九医院回避的情况下，专家们进行了争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戒毒手术远期效果尚未得到确认，且手术中对于大脑部分组织的毁损，是否会导致大脑其他功能的减退或丧失也缺乏有力证明，建议审慎对待，把手术戒毒列为医学研究项目，加强规范和引导。”11月2日，经卫生部科教司、医政司及办公厅共同签署的通知文件正式下发。专家论证会上的规范建议，变成了暂时叫停。情势急转直下，手术戒毒推广的跃进之势顿时遭遇扑面寒流。第二天，卫生部科教司司长祁国明接受驻京媒体联合采访时，再次重申全面叫停戒毒手术项目的决定，并且指责擅自将戒毒手术作为临床服务提供给病人的行为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
宋处长表示，叫停通知并没有完全否定手术戒毒作为医学研究的积极价值，但目前就全国的发展态势看，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课题的范畴。对于此类手术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病人的呼声，宋处长认为，作为医学研究，必须为科学负责，而不能简单地视患者的要求而定，何况吸毒者这个群体的要求本身就缺乏足够的理性，而政府却不能如此。宋处长同时指出，暂时叫停并不意味着永远叫停，下发通知里也允许部分医院继续对手术完成者进行跟踪随访调查，后期数据分析总结，以便早日呈交结题报告。卫生部将就结题报告，继续进行专家论证，以确定手术戒毒的最终命运。
另一位官员则用一个比喻来表达他对手术戒毒的个人评价，这个评价显然不是正面的：“如果将病人吸毒比作小偷犯罪，我们是建议劳动改造，还是武断地把手给砍了？”这位官员强调，国外脑科手术戒毒一共只有300例左右，一直没有作为一种固定的戒毒模式推广。“中国目前已有500多例手术实践，即便是科研考虑，也应该足够阶段总结了。”他还对三九医院提出了质疑，“国家有相应的规定，一般科研项目，一年左右就应该结题。而三九医院，这个科研课题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迟迟不予结题。这是为什么？”
卫生部有没有叫停的权力？
与其他医院不同，2001年，三九医院就对脑科手术戒毒的科研项目申请立项，课题全称为《脑磁图立体定向用于毒品戒断的研究》，并得到广东省卫生厅批准。也就是说，手术戒毒是作为一个临床科研项目存在的。基于此，当最初的申诉动机换回更大的挫折后，三九医院较其他医院而言，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姿态对卫生部的叫停举措作出回应。
11月6日，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组赴三九医院病房现场采访，镜头前，术后病人无不交口称赞手术效果，并以“不吸烟了、能吃两碗饭了、晚上睡得很香”之类的细节作为辅证。11月8日，三九医院院长徐德志更是决定公布戒毒手术课题研究的有关数据，表示要“以事实说话，纠正偏见”。
在频频接受媒体采访、试图以正视听的同时，11月4日，三九医院早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停戒毒手术，但保留以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的权利。三九医院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学教授卓小勤临危受命筹备此事。“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他说。卓小勤认为，国家卫生部门对于医院可以开设的诊疗科目是有规定的，1994年卫生部出台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将医院开展的诊疗项目依级划分，比如妇科、内科、外科为第一级名录，而第一级名录中的内科再细化为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第二级名录，依此下延。戒毒手术所用的立体神经定位实际上属于神经外科下的第三级诊疗科目。但是，恰恰这里国家的管理还未太多触及，几乎没有严格的准入管理制度。在国内相应规定办法缺失的情况下，一般以国际通行的《赫尔辛基宣言》为准。就该宣言所规定的临床科研所遵循的合法性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有利和无伤害原则、普遍认可原则等方面而言，他认为三九医院的戒毒手术符合上述原则。
卫生部科教司技术处宋处长对记者强调，叫停作为卫生部对于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职能的体现，不容质疑。而且，叫停通知相继经过医政司、科教司、以及法规司共同商讨决定，“不会有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卫生法学教授孙东东对卫生部持赞同意见，他认为卫生部是基于戒毒手术的社会层面考虑才理性地作出叫停决定。就卫生部叫停行动的法律依据而言，孙东东教授解释道，虽然国家对三级诊疗目录的规范和审批不严，但是戒毒手术不在国家允许的诊疗目录内也是事实，单凭这一点，卫生部即可以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来实行叫停。不过他同时指出，此次叫停行为引发的权力争议，应当引起卫生部的重视。不仅现有的诊疗名录划分不够仔细和及时，国家在医疗新技术方面亦缺乏专门的管理，已经酝酿多年的《卫生新技术临床准入暂行办法》因为种种原因迟迟难以出台。这不仅造成了目前国内在医疗新技术的管理方面的混乱，也为卫生部的监管增添了难度。
科研是怎样进行的？
尽管三九医院强调自己作为惟一一家进行手术戒毒科研项目的医院的特殊地位，但是颇为不利的一点是，它恰恰并未让卫生部门和公众相信，它所秉持的是严谨的科研态度。
最容易引起外界质疑的，是这个科研项目的收费。据记者调查，全国各地医院对于戒毒手术的收费不尽相同，从2万元至4万元不等，而三九医院处于比较“贵”的行列。这样的收费，有专家认为几乎等同于常规医疗项目收费，“常规医疗项目是允许赢利空间的，而三九医院的收费则与临床科研的非赢利甚至补贴病人的原则相悖。”但三九医院院长徐德志对被指“趋利”十分不满，“手术戒毒项目的研究，我们没有得到政府一分钱的支持，只是一张纸上盖个公章而已。我们光购买设备就投入了5000万，倘若不向病人收取诊疗费用，医院怎么吃得消？”
另一个质疑正如卫生部官员所言，“这个科研课题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迟迟不予结题。这是为什么？”三九医院精神卫生科杨理荣主任向记者出示了一篇3页报告，报告陈列了详细的术前术后各项病理心理指标数据对比，并得出了“没有发现不良并发症……副作用可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或消失”的结论。而记者随后采访有关专家时得知，这样的报告之前曾被三九医院当作申诉的有利证据呈交卫生部，但得到的却是众专家的怀疑，李勇杰教授指出，对于医疗科研项目的评估，必须由第三方来主持，由多学科背景的专家论证，方能保证客观和真实性。“太过齐整的数据罗列，实在令人怀疑”。
记者还注意到，报告中的数据样本分别取自“术后一周”、“术后二周”，属于短期范畴。那么远期术后病人效果如何？有没有追踪随访机制？今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多次要求院方提供远期术后病人名单，但均被以保护病人隐私为由拒绝。当时，记者所能接触到的最长病人为术后三个月，该病人说，因为其手术效果不错，所以一直被医院作为成功病例留在医院。时隔半年，记者再次提出与广州籍术后病人联系采访时，院方依然表示为难，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之下，三九医院终于提供了一些资料。在这摞病人回访资料中，最早时期不超过2004年3月份，而时间更前的术后病人的资料已经无迹可寻。三九医院医务处刘主任满腹苦衷地告诉记者，3年来，在三九医院开展此项研究的过程里，没有任何一级卫生部门给予过关注或指导，“甚至连我们当初递交上去的立项原件都丢了。”
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教授呼吁，卫生部应及早建立手术戒毒的医疗研究规范，设立准入门槛，严格监督管理，指定少量有资格、有实力的医疗机构继续从事研究。而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于欣认为，在目前手术戒毒呈现趋利的盲目扩张的情势下，这样的界定无疑很难。
最终，记者辗转找到了广州籍病人吴京(化名)，他在今年4月份做完手术，目前已经半年时间了，他称自己没有复吸毒品，但术后至今，无法集中精神思考问题。, 百拇医药(王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