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02：仅有批判是不够的
一个北大教授说的很有些道理：我们作为人，似乎总喜欢站在身处的时代，缅怀过去，针砭时弊，痛心这一代不如上一代。但放心吧，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没有人们说得那么惨，每一个时代的感慨似乎都是多余的，因为人类确实是在前进。仅仅是批判，是不够的。仅仅有全盘否定，是幼稚的。一个病人如何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需要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
在十七岁那年，一个朋友向我描述协和名医林巧稚的纪录片。听完之后，怀着一股理想主义冲动，我考了医学院。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对我来说，这八个字眼闪着某种能带我超越平凡的光芒。但在八年的医学生教育结束后，我没有穿上白大褂，带上听诊器，去做一个医生。这些年，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当医生，真可惜。 在上大学时，常会听到老师讲他们的老师的故事。讲内科的必定会提到协和消化科名医张孝骞。张老形容自己面对每个病人时的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给病人查体时，每个细节都不放过。一个曾经大家都诊断不了的疑难病人，他通过查体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而确诊了一种极罕见的病。据说，他诊断的这例是世界第八例。上妇产科时，几乎每个老师开讲前都会先讲一段妇产科名医林巧稚的故事。据说，林老的办公室总是很晚才熄，她能守在产妇的床前，握着病人的手，直至病人度过危险期。就在1983年她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连接生了六个婴儿……但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稀少。 在年轻时，我曾把自己的中途退场原因更多地归为医生这一职业，正面临着某种宝贵的人文精神的普遍丢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充满了这样的埋怨和批判。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五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八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在我渐渐接近医生生活的路途中，一个现实放在面前——当年打动、鼓舞我填志愿的林巧稚记录片中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也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这样的失落，最初促使填写志愿的那种生活方式失去了寄托。身穿实习医生白大褂的我，成了无脚鸟。像每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我喜欢去一知半解地抱怨、一叶障目地感慨，去真诚或者偶尔充满姿态感地愤世嫉俗。这些情绪在一刻间，似乎能给人以发泄、释放的快感，但可能永远也抵达不了本质。我们现在身边充斥的各种各样对医疗体制的批判和质问，其实也象我年轻时的愤怒情绪一样，浅薄而花里胡哨，很多时候让人觉得解气，解气之后除了沮丧便无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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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教授说的很有些道理：我们作为人，似乎总喜欢站在身处的时代，缅怀过去，针砭时弊，痛心这一代不如上一代。但放心吧，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没有人们说得那么惨，每一个时代的感慨似乎都是多余的，因为人类确实是在前进。 医学确实是在前进。想像一下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那时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而就在大概一百年前，医生手中还没有青霉素、阿司匹林这样的化学药物武器，更不用说可以精确定位病变的核磁共振检查、神奇的射频消融了。但是我们作为人，站在身处的这个时代，面对疾病时，却在无限缅怀过去流传的一种叫做“医德”和“人文关怀”的东西。 我曾从北京移居上海生活过两年。一开始因为一个熟人也没有，我作为作为一个曾经的医生——那时作为一个患者也曾经很困惑地站在医院的门诊楼里，不知道如何跟眼前医院强大的官僚体系接上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看病对我来说，同样充满了不安全感。这时我更强烈地体会到，一个无助的病人多么期待能遇上可以全心信任的医生。但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关于医生的形象定位基本已成了：冷漠、没有责任、急功近利、物质先行。医生就是“冷漠“、“不负责任”、“红包”这些贬义词的代称。周围的那些生过病的朋友也常对我抱怨医院风气日下，甚至我目睹身边有的朋友成了医生玩忽职守的牺牲品。这些朋友几乎以控诉的口吻，向我描述着他们悲惨的就医经历。 真相很少寄生在那些脱口而出的牢骚、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怨愤中。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来自医生的“人文关怀”，因为我们面对着其他类似“看病费用过高”这样的问题，便因此连带否定了整个医疗世界。其实客观地说，眼前的这个医疗世界，根本不比几十年前差多少，甚至它比几十年前好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除了对那些制定宏观政策的人继续保持期待之外，我们可以去做点什么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医疗处境？ 仅仅是批判，是不够的。仅仅有全盘否定，是幼稚的。一个病人如何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需要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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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
在八年医学院生活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没有选择做医生。本以为一旦退了场，身后那个热闹、喧哗、泥沙与黄金同在的医学世界便与我无关了。但其实没有，以医学为场景的事件，大大小小，其实贯穿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你我都一样。 在毕业后的这几年间，我目睹身边的一些朋友成了病人。往往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或是自己摸到突出身体的一个肿块，顷刻之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们必须面对出了问题的身体，面对突然袭击的疾病，穿着病号服，在医院里周旋、挣扎。身体，出了错的身体，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和思想，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对身体视若罔闻，一无所知。他们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试图从我这个已经退场的医学生这里了解点医学知识，多一点，再多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更害怕两眼一摸黑地看病，害怕碰到冷漠医生，希望我能介绍几个熟人医生。 这些朋友都还年轻，大病突然降临，他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对疾病的了解，还有几个熟人，能认真仔细地给他们看病。我看着他们中有些人在屡次濒临崩溃的折磨中扛了过来，重做好汉一条。但也有一些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 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我看着两个人离开了。一个是多年好友的妹妹，二十来岁的她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这种场景，简直布满了生命的讽刺意义。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那条生命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看着她无助的父母，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她的父母几乎花光此生所有的积蓄，只为了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在她最后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另一位是香港歌星梅艳芳，用罗大佑的话说，“代表了真正香港精神的阿梅”。患上癌症的她，本来找到我们公司希望能用我们公司的研发药品。老板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阿梅的情况，希望能给她最后的治疗可能。那时我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2002年冬天为了看一支来中国的英国乐队SUEDE一眼，稀里糊涂地花两百块买了张票，在上海大剧院看了场叫做华语榜中榜的晚会。坐下时，晚会已经开始，台上是阿梅和田震一起上台颁奖。她唱了首《长藤挂铜铃》，她周身独特的气场控制着整个舞台，她的精神气和打扮在整台晚会的脂粉气、和稀泥中，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我几乎是在知道要和她面谈时(也是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才开始去真正了解她，买回她所有的专辑和电影，听她的歌，看她的电影，还有她传奇的人生。她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独一无二，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说：“梅艳芳象数字中的质数，古怪，不知逢迎。对一个并不柔软的人来说，这样的女人总给我更多亲近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不同寻常的气度和风范，以强烈的方式触动了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触动来自心底，它提供给我另一种面对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带着这样莫名其妙的强烈触动，我更希望自己能尽份薄力帮她面对疾病。我详细地准备了产品介绍和国内外研究进展，字字用心。但就在我感觉已经在内心很接近她而且现实里也快见面时，她最后还是把不多的时间尽可能地给了舞台，“如果现在不演，恐怕以后就没得演了”。曲终人散，她只留下大家一个背影。 人们很轻易地就把她的故事看成了悲剧收场，伴以一阵阵叹息声。让我感觉更痛心的是，这位我越来越尊敬的传奇人物，似乎也把自己的经历看成了悲剧。我多么希望人们能把她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我更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在得知她离去那一刻，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以自己舒服的方式面对疾病，多一份尊严多一份自由，这可能是一个病人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对付疾病所能完成的最好结果。 其实一个病人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是战胜病魔。
作者邮箱：guzhici@sina.com, http://www.100md.com(欧歌)
在十七岁那年，一个朋友向我描述协和名医林巧稚的纪录片。听完之后，怀着一股理想主义冲动，我考了医学院。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对我来说，这八个字眼闪着某种能带我超越平凡的光芒。但在八年的医学生教育结束后，我没有穿上白大褂，带上听诊器，去做一个医生。这些年，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当医生，真可惜。 在上大学时，常会听到老师讲他们的老师的故事。讲内科的必定会提到协和消化科名医张孝骞。张老形容自己面对每个病人时的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给病人查体时，每个细节都不放过。一个曾经大家都诊断不了的疑难病人，他通过查体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而确诊了一种极罕见的病。据说，他诊断的这例是世界第八例。上妇产科时，几乎每个老师开讲前都会先讲一段妇产科名医林巧稚的故事。据说，林老的办公室总是很晚才熄，她能守在产妇的床前，握着病人的手，直至病人度过危险期。就在1983年她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连接生了六个婴儿……但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稀少。 在年轻时，我曾把自己的中途退场原因更多地归为医生这一职业，正面临着某种宝贵的人文精神的普遍丢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充满了这样的埋怨和批判。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五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八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在我渐渐接近医生生活的路途中，一个现实放在面前——当年打动、鼓舞我填志愿的林巧稚记录片中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也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这样的失落，最初促使填写志愿的那种生活方式失去了寄托。身穿实习医生白大褂的我，成了无脚鸟。像每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我喜欢去一知半解地抱怨、一叶障目地感慨，去真诚或者偶尔充满姿态感地愤世嫉俗。这些情绪在一刻间，似乎能给人以发泄、释放的快感，但可能永远也抵达不了本质。我们现在身边充斥的各种各样对医疗体制的批判和质问，其实也象我年轻时的愤怒情绪一样，浅薄而花里胡哨，很多时候让人觉得解气，解气之后除了沮丧便无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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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教授说的很有些道理：我们作为人，似乎总喜欢站在身处的时代，缅怀过去，针砭时弊，痛心这一代不如上一代。但放心吧，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没有人们说得那么惨，每一个时代的感慨似乎都是多余的，因为人类确实是在前进。 医学确实是在前进。想像一下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那时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而就在大概一百年前，医生手中还没有青霉素、阿司匹林这样的化学药物武器，更不用说可以精确定位病变的核磁共振检查、神奇的射频消融了。但是我们作为人，站在身处的这个时代，面对疾病时，却在无限缅怀过去流传的一种叫做“医德”和“人文关怀”的东西。 我曾从北京移居上海生活过两年。一开始因为一个熟人也没有，我作为作为一个曾经的医生——那时作为一个患者也曾经很困惑地站在医院的门诊楼里，不知道如何跟眼前医院强大的官僚体系接上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看病对我来说，同样充满了不安全感。这时我更强烈地体会到，一个无助的病人多么期待能遇上可以全心信任的医生。但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关于医生的形象定位基本已成了：冷漠、没有责任、急功近利、物质先行。医生就是“冷漠“、“不负责任”、“红包”这些贬义词的代称。周围的那些生过病的朋友也常对我抱怨医院风气日下，甚至我目睹身边有的朋友成了医生玩忽职守的牺牲品。这些朋友几乎以控诉的口吻，向我描述着他们悲惨的就医经历。 真相很少寄生在那些脱口而出的牢骚、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怨愤中。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来自医生的“人文关怀”，因为我们面对着其他类似“看病费用过高”这样的问题，便因此连带否定了整个医疗世界。其实客观地说，眼前的这个医疗世界，根本不比几十年前差多少，甚至它比几十年前好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除了对那些制定宏观政策的人继续保持期待之外，我们可以去做点什么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医疗处境？ 仅仅是批判，是不够的。仅仅有全盘否定，是幼稚的。一个病人如何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需要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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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
在八年医学院生活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没有选择做医生。本以为一旦退了场，身后那个热闹、喧哗、泥沙与黄金同在的医学世界便与我无关了。但其实没有，以医学为场景的事件，大大小小，其实贯穿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你我都一样。 在毕业后的这几年间，我目睹身边的一些朋友成了病人。往往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或是自己摸到突出身体的一个肿块，顷刻之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们必须面对出了问题的身体，面对突然袭击的疾病，穿着病号服，在医院里周旋、挣扎。身体，出了错的身体，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和思想，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对身体视若罔闻，一无所知。他们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试图从我这个已经退场的医学生这里了解点医学知识，多一点，再多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更害怕两眼一摸黑地看病，害怕碰到冷漠医生，希望我能介绍几个熟人医生。 这些朋友都还年轻，大病突然降临，他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对疾病的了解，还有几个熟人，能认真仔细地给他们看病。我看着他们中有些人在屡次濒临崩溃的折磨中扛了过来，重做好汉一条。但也有一些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 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我看着两个人离开了。一个是多年好友的妹妹，二十来岁的她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这种场景，简直布满了生命的讽刺意义。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那条生命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看着她无助的父母，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她的父母几乎花光此生所有的积蓄，只为了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在她最后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另一位是香港歌星梅艳芳，用罗大佑的话说，“代表了真正香港精神的阿梅”。患上癌症的她，本来找到我们公司希望能用我们公司的研发药品。老板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阿梅的情况，希望能给她最后的治疗可能。那时我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2002年冬天为了看一支来中国的英国乐队SUEDE一眼，稀里糊涂地花两百块买了张票，在上海大剧院看了场叫做华语榜中榜的晚会。坐下时，晚会已经开始，台上是阿梅和田震一起上台颁奖。她唱了首《长藤挂铜铃》，她周身独特的气场控制着整个舞台，她的精神气和打扮在整台晚会的脂粉气、和稀泥中，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我几乎是在知道要和她面谈时(也是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才开始去真正了解她，买回她所有的专辑和电影，听她的歌，看她的电影，还有她传奇的人生。她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独一无二，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说：“梅艳芳象数字中的质数，古怪，不知逢迎。对一个并不柔软的人来说，这样的女人总给我更多亲近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不同寻常的气度和风范，以强烈的方式触动了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触动来自心底，它提供给我另一种面对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带着这样莫名其妙的强烈触动，我更希望自己能尽份薄力帮她面对疾病。我详细地准备了产品介绍和国内外研究进展，字字用心。但就在我感觉已经在内心很接近她而且现实里也快见面时，她最后还是把不多的时间尽可能地给了舞台，“如果现在不演，恐怕以后就没得演了”。曲终人散，她只留下大家一个背影。 人们很轻易地就把她的故事看成了悲剧收场，伴以一阵阵叹息声。让我感觉更痛心的是，这位我越来越尊敬的传奇人物，似乎也把自己的经历看成了悲剧。我多么希望人们能把她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我更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在得知她离去那一刻，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以自己舒服的方式面对疾病，多一份尊严多一份自由，这可能是一个病人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对付疾病所能完成的最好结果。 其实一个病人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是战胜病魔。
作者邮箱：guzhici@sina.com, http://www.100md.com(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