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之争VS医疗纠纷马拉松案
7年前，年仅28岁的女教师王男男因感冒到医院治疗，却在短短几个小时后命断急诊室，由此引发了一起漫长的医疗纠纷。2005年5月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终审判决，为这起医疗纠纷“马拉松案”画上了句号，医院将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补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35万多元。由于法院对王男男死因作出的司法鉴定，否定了此前的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引发了一场两种鉴定间的权威之争，使这场纠纷一波三折，漫长而艰难。
■患者命断急诊室引发医疗纠纷
“念上诉人康家馨未出襁褓而丧母，王秀华、王健鹏年届花甲而失女，康伯华倾余之间而失圆满之家，原审判决并考诸上诉人之责任承担能力，酌定给予一定之精神损害赔偿”。当拿到这份措辞含情的终审判决书时，王男男年过花甲的母亲王秀华闭起门来在老伴面前痛哭一场，以宣泄她多年来心头的抑郁与痛苦。
诉讼期间，王秀华凭着常人难有的坚强毅力，坚持走完了这段艰辛的诉讼之路。每当想起心爱的女儿悲惨地死去，王秀华就痛不欲生。有人说，你就是倾家荡产也打不赢这场官司。但为了给女儿讨回一个公道，为了不让悲剧再次上演，她毅然走上了诉讼道路。为此，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揭开心里还没有愈合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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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日中午12时，初为人母的原山东工业大学教师王男男因为咳嗽、发热，骑车前往附近的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然而，入院不到3个小时，王男男就因医生对其过敏反应施救不当猝死在急诊室的走廊。在她身后，抛下一个刚刚过百日的幼儿。
王男男死亡当日，其家属与院方对治疗过程中使用的药品实物及病历资料等进行了清点、登记和封存。一个月后，山东大学病理解剖学教研室出具了尸检报告，认为“符合全身性过敏反应导致的过敏性休克，而造成病人迅速死亡”。然而这份报告没能使医患双方就王男男死因达成一致意见。王男男家属坚持认为，医生违反治疗常规大量使用肾上腺素导致病人中毒死亡；而医院则辩称，王男男死于医疗意外。
为佐证各自的观点，医患双方均把目光投向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1999年11月23日，济南市历下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出具鉴定结论：该病例系全身性过敏反应导致的过敏性休克而死亡。在心肺复苏中大剂量使用肾上腺素已在急诊医疗中广泛使用，该病例大剂量使用肾上腺素符合临床抢救的需要。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2000年6月，济南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认为双方提供证据不足，对患者死因难以作出明确鉴定结论。同年8月，山东省中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再次作出鉴定，同样认为这起纠纷不构成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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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抗辩三级医疗事故鉴定
这起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2002年5月，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王男男死因作出司法鉴定：王男男“由于治疗过程中肾上腺素使用不当导致严重心律失常而死亡”。这一结论事实上肯定了医疗行为的过错与王男男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王男男去世整整6年后的2004年8月，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医院赔偿王男男家属医疗费、死亡补偿金、精神损害赔偿费等共计35万多元。
在这起案件的审理中，司法鉴定结论否定了此前的省、市、区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并最终被法院所采信，引发了一场两种鉴定的“权威之争”。而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此前曾公开表示，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将会直接影响今后医院在诉讼中是否处于“被动地位”。
山东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昆介绍，目前我国鉴定体制有两种涉及医疗纠纷的鉴定：一是医学会鉴定专家组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即医疗鉴定；二是通过司法鉴定部门进行的因果关系鉴定，即司法鉴定。从鉴定的启动程序、人员组成、内容方式看，业界普遍认为司法鉴定具有更高的“采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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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昆说，由于司法处理是目前法治国家认同的所有纠纷最终救济途径，司法处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加之司法鉴定在启动之前，双方的纷争已经诉至法院，法官对于案件的全部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对于案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专业技术问题以及法律问题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显然法官委托鉴定可能有更强的针对性。
本案审理法官在终审判决书中也说，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法医鉴定结论，均系民事诉讼证据之一种，医疗事故鉴定报告并非确定医疗赔偿案件惟一的、毋庸置疑的证据，也不具有超越其他民事诉讼证据的优先性。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不受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结论之约束，而应按民事诉讼法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医疗事故公正鉴定仍然路漫长
张兴昆认为，这起一波三折的医疗纠纷案之所以能得到公正判决，来自法院的司法鉴定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本案也许难以成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范本”。因为，几个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司法鉴定管理问题新的决定，“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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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交由作为社会团体的医学会组织承担，改变了过去作为“老子”的卫生行政部门给作为“儿子”的医疗机构鉴定的局面。但张兴昆认为，在这起医疗纠纷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威与公正显然受到了质疑。医学会和医疗机构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就是医学会的会员(单位)。只是变成了“兄弟姊妹间的鉴定”，免不了受同学、校友、师生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山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主任于群贤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目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仍有待改进。尽管山东省级医疗事故鉴定采取了“双盲”制度，即在鉴定前，鉴定人员不知道医患双方是谁，医患双方也不知道鉴定人员的组成。但由于鉴定人员都是来自各个医疗单位的专家。有些医院在医疗事故鉴定前，不惜血本四处打听，去做鉴定专家的工作。同时，一些医学专家由于多年来形成的职业习惯，难免有时会站在医生的角度上看问题。因此，有些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未被法院采信，也是正常的。无论哪种鉴定，都应服从法院的裁定。于群贤认为，要让医疗事故鉴定更加公正，应让专家承担鉴定错误的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专家出庭接受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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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医疗事故都是无意中发生的。正像本案终审判决书所言，就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而言，医学作为“踏着累累白骨前进的科学”，充满了不确定性，患者之状况千差万别瞬息万变，医疗处置当与不当，只在一念之间。本案诉讼之目的，非在于给予一方以道德或舆论上之非难，而应在于平复社会创伤，实现社会之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今后，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将不再设立鉴定机构，社会中介鉴定机构被寄予厚望。然而，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社会中介鉴定机构鱼龙混杂，往往缺乏司法机关所具有的鉴定手段，形成的鉴定结论也容易受到当事双方的主观影响。今后，来自不同渠道、结论大相径庭的鉴定可能同时出现在法庭上。寻求公正鉴定之路仍然漫长。
文/新华社记者 王娅妮 吕福明, 百拇医药(王娅妮；吕福明)
■患者命断急诊室引发医疗纠纷
“念上诉人康家馨未出襁褓而丧母，王秀华、王健鹏年届花甲而失女，康伯华倾余之间而失圆满之家，原审判决并考诸上诉人之责任承担能力，酌定给予一定之精神损害赔偿”。当拿到这份措辞含情的终审判决书时，王男男年过花甲的母亲王秀华闭起门来在老伴面前痛哭一场，以宣泄她多年来心头的抑郁与痛苦。
诉讼期间，王秀华凭着常人难有的坚强毅力，坚持走完了这段艰辛的诉讼之路。每当想起心爱的女儿悲惨地死去，王秀华就痛不欲生。有人说，你就是倾家荡产也打不赢这场官司。但为了给女儿讨回一个公道，为了不让悲剧再次上演，她毅然走上了诉讼道路。为此，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揭开心里还没有愈合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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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日中午12时，初为人母的原山东工业大学教师王男男因为咳嗽、发热，骑车前往附近的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然而，入院不到3个小时，王男男就因医生对其过敏反应施救不当猝死在急诊室的走廊。在她身后，抛下一个刚刚过百日的幼儿。
王男男死亡当日，其家属与院方对治疗过程中使用的药品实物及病历资料等进行了清点、登记和封存。一个月后，山东大学病理解剖学教研室出具了尸检报告，认为“符合全身性过敏反应导致的过敏性休克，而造成病人迅速死亡”。然而这份报告没能使医患双方就王男男死因达成一致意见。王男男家属坚持认为，医生违反治疗常规大量使用肾上腺素导致病人中毒死亡；而医院则辩称，王男男死于医疗意外。
为佐证各自的观点，医患双方均把目光投向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1999年11月23日，济南市历下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出具鉴定结论：该病例系全身性过敏反应导致的过敏性休克而死亡。在心肺复苏中大剂量使用肾上腺素已在急诊医疗中广泛使用，该病例大剂量使用肾上腺素符合临床抢救的需要。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2000年6月，济南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认为双方提供证据不足，对患者死因难以作出明确鉴定结论。同年8月，山东省中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再次作出鉴定，同样认为这起纠纷不构成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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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抗辩三级医疗事故鉴定
这起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2002年5月，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王男男死因作出司法鉴定：王男男“由于治疗过程中肾上腺素使用不当导致严重心律失常而死亡”。这一结论事实上肯定了医疗行为的过错与王男男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王男男去世整整6年后的2004年8月，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医院赔偿王男男家属医疗费、死亡补偿金、精神损害赔偿费等共计35万多元。
在这起案件的审理中，司法鉴定结论否定了此前的省、市、区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并最终被法院所采信，引发了一场两种鉴定的“权威之争”。而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此前曾公开表示，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将会直接影响今后医院在诉讼中是否处于“被动地位”。
山东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昆介绍，目前我国鉴定体制有两种涉及医疗纠纷的鉴定：一是医学会鉴定专家组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即医疗鉴定；二是通过司法鉴定部门进行的因果关系鉴定，即司法鉴定。从鉴定的启动程序、人员组成、内容方式看，业界普遍认为司法鉴定具有更高的“采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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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昆说，由于司法处理是目前法治国家认同的所有纠纷最终救济途径，司法处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加之司法鉴定在启动之前，双方的纷争已经诉至法院，法官对于案件的全部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对于案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专业技术问题以及法律问题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显然法官委托鉴定可能有更强的针对性。
本案审理法官在终审判决书中也说，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法医鉴定结论，均系民事诉讼证据之一种，医疗事故鉴定报告并非确定医疗赔偿案件惟一的、毋庸置疑的证据，也不具有超越其他民事诉讼证据的优先性。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不受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结论之约束，而应按民事诉讼法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医疗事故公正鉴定仍然路漫长
张兴昆认为，这起一波三折的医疗纠纷案之所以能得到公正判决，来自法院的司法鉴定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本案也许难以成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范本”。因为，几个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司法鉴定管理问题新的决定，“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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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交由作为社会团体的医学会组织承担，改变了过去作为“老子”的卫生行政部门给作为“儿子”的医疗机构鉴定的局面。但张兴昆认为，在这起医疗纠纷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威与公正显然受到了质疑。医学会和医疗机构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就是医学会的会员(单位)。只是变成了“兄弟姊妹间的鉴定”，免不了受同学、校友、师生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山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主任于群贤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目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仍有待改进。尽管山东省级医疗事故鉴定采取了“双盲”制度，即在鉴定前，鉴定人员不知道医患双方是谁，医患双方也不知道鉴定人员的组成。但由于鉴定人员都是来自各个医疗单位的专家。有些医院在医疗事故鉴定前，不惜血本四处打听，去做鉴定专家的工作。同时，一些医学专家由于多年来形成的职业习惯，难免有时会站在医生的角度上看问题。因此，有些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未被法院采信，也是正常的。无论哪种鉴定，都应服从法院的裁定。于群贤认为，要让医疗事故鉴定更加公正，应让专家承担鉴定错误的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专家出庭接受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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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医疗事故都是无意中发生的。正像本案终审判决书所言，就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而言，医学作为“踏着累累白骨前进的科学”，充满了不确定性，患者之状况千差万别瞬息万变，医疗处置当与不当，只在一念之间。本案诉讼之目的，非在于给予一方以道德或舆论上之非难，而应在于平复社会创伤，实现社会之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今后，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将不再设立鉴定机构，社会中介鉴定机构被寄予厚望。然而，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社会中介鉴定机构鱼龙混杂，往往缺乏司法机关所具有的鉴定手段，形成的鉴定结论也容易受到当事双方的主观影响。今后，来自不同渠道、结论大相径庭的鉴定可能同时出现在法庭上。寻求公正鉴定之路仍然漫长。
文/新华社记者 王娅妮 吕福明, 百拇医药(王娅妮；吕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