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10：治病时代到来了，治人时代远去了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最后基础医学研究是为了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
治病时代到来了，治人时代远去了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我们去骨科、呼吸科看病多半会被派去拍这样的X光片，上面是黑色、白色，还有各种各样的黑白中间色。我们太熟悉这种X光片，每人家里都能随便翻出一两张出来，在《孔雀》里，顾长卫让“爸爸”拿出这样一张X光片，折起来，开“姐姐”房间锁着的门。
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CT发明者开始想办法，把电子计算机和X射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这样的机器有着做工精美的控制台，CT机开始工作后显示屏上会显示出病人检查部位的图像。医生可以从CT机里随时调出每一层的X线照片，照片上的图像与检查时显示屏上的一模一样……一个怀疑有肺癌的病人，他先被一张CT检查单派遣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等取到那一袋图像时，再折回来和医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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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有肺癌可能的病人，会不先遣送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
不仅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这些实验室检查和器械检查，是夹在医生和病人交流之间的冰冷的、客观的物质，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1953年4月25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美国科学家James Watson和英国科学家Francis Crick的文章，他们给大家描绘了一种既具有生物学意义、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双螺旋结构，这就是生物遗传分子DNA的“美丽的双螺旋结构”。这一结构，让这两位年轻人手捧诺贝尔奖杯。如今，这一双螺旋结构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名远扬而深入人心。我的一个做疾病诊断试剂开发的朋友，果断地把他的公司叫做双螺旋集团。而我在出差去大连这个花园城市时，竟发现街道上的路灯造型别具生物学意义——和我们生物化学课本上如出一辙的双螺旋结构。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如此革命，以致公认为20世纪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揭开了我们身体中最本质的奥秘。是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此深入到DNA水平。此后关于生命的故事，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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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四十多年后。象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成天几乎无一例外地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我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大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今晚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James Watson的讲座，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容貌。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我陷入了一股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
眼前这样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细节、拘泥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的针脚上一针一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太大以致难以全盘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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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最后基础医学研究是为了服务于做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他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这样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倒反而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更重要。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似乎不再重要了。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他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没什么两样。他们尽管有的医术高超，但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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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前列腺。”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这么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匪夷所思。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个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个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她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象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这时，她去看病时只能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象我跟朋友说的那样，无奈地“采用排除法”。事实上，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而趋于冷淡，于是我们简单把它叫做一种“冷漠”的关系。
虽然George Sarton在几十年前就说：“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我们依旧看到医学发展沿着“科学至上“的轨迹一路向前，沿路扔掉的是——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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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这部被译成二十一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
“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个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个是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池田大作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和不同背景的人，比如金庸、基辛格、威尔逊、罗古诺夫、贝恰……对话，希望能多少改变一下整个人类的宿命。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
作者邮箱：guzhici@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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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时代到来了，治人时代远去了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我们去骨科、呼吸科看病多半会被派去拍这样的X光片，上面是黑色、白色，还有各种各样的黑白中间色。我们太熟悉这种X光片，每人家里都能随便翻出一两张出来，在《孔雀》里，顾长卫让“爸爸”拿出这样一张X光片，折起来，开“姐姐”房间锁着的门。
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CT发明者开始想办法，把电子计算机和X射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这样的机器有着做工精美的控制台，CT机开始工作后显示屏上会显示出病人检查部位的图像。医生可以从CT机里随时调出每一层的X线照片，照片上的图像与检查时显示屏上的一模一样……一个怀疑有肺癌的病人，他先被一张CT检查单派遣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等取到那一袋图像时，再折回来和医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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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有肺癌可能的病人，会不先遣送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
不仅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这些实验室检查和器械检查，是夹在医生和病人交流之间的冰冷的、客观的物质，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1953年4月25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美国科学家James Watson和英国科学家Francis Crick的文章，他们给大家描绘了一种既具有生物学意义、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双螺旋结构，这就是生物遗传分子DNA的“美丽的双螺旋结构”。这一结构，让这两位年轻人手捧诺贝尔奖杯。如今，这一双螺旋结构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名远扬而深入人心。我的一个做疾病诊断试剂开发的朋友，果断地把他的公司叫做双螺旋集团。而我在出差去大连这个花园城市时，竟发现街道上的路灯造型别具生物学意义——和我们生物化学课本上如出一辙的双螺旋结构。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如此革命，以致公认为20世纪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揭开了我们身体中最本质的奥秘。是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此深入到DNA水平。此后关于生命的故事，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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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四十多年后。象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成天几乎无一例外地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我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大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今晚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James Watson的讲座，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容貌。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我陷入了一股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
眼前这样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细节、拘泥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的针脚上一针一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太大以致难以全盘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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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最后基础医学研究是为了服务于做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他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这样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倒反而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更重要。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似乎不再重要了。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他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没什么两样。他们尽管有的医术高超，但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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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前列腺。”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这么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匪夷所思。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个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个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她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象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这时，她去看病时只能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象我跟朋友说的那样，无奈地“采用排除法”。事实上，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而趋于冷淡，于是我们简单把它叫做一种“冷漠”的关系。
虽然George Sarton在几十年前就说：“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我们依旧看到医学发展沿着“科学至上“的轨迹一路向前，沿路扔掉的是——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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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这部被译成二十一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
“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个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个是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池田大作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和不同背景的人，比如金庸、基辛格、威尔逊、罗古诺夫、贝恰……对话，希望能多少改变一下整个人类的宿命。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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