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使我们目前看不到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的令人信服的方案

    道德义愤永远是简单痛快的，但对于人们认清这个世界，它远不如清醒的理性有效。而一种令人沮丧的局面是，运用理性，你找到了造成世界陷入令人痛心的现状的原因，却发现在现实的约束下你几乎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当前这场近乎全民参与的关于“药价虚高”以及如何把药价降下来的讨论显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中。

    在持续了数年的讨论中，“药价虚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包括医生、厂家、销售商和政府官员都不(也不敢)否认的“共识”，分歧只在于对原因的认定。网上的言论对开高价药的医生的道德指责固然流于肤浅，报纸杂志对“医药销售代表”大搞“回扣经济”黑幕的揭露，其实也只是有意无意地导出“中间环节过多”的结论，而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经验事实来看，“中间环节”的多寡从来只是市场价格的结果而非原因。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经济学家把矛头指向了药品定价的政府管制，如专门研究管制经济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晖，就认为政府对药品定价的管制是毫无必要、应予彻底取消的。这样一些观点在理论上有其自洽性，但从国际经验来看，不论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都对药品的定价(而不仅仅是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厂商的资质)进行程度不一的政府管制，而在这些国家，药价高低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其实，“国际经验”往往只提供了一个理想图景，而对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来说，要认清为什么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差距，就不得不回顾传统体制的历史。

    是的，从历史到现实，药品价格确实是一个核心的要素。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推行的是医药一体化的体制，即国有大药厂、国有药品销售公司和国有医院三位一体，从生产到销售到医疗，体制上纵向一体化，政府审定药品价格，通过“出厂价”、“批发价”、“处方价”在药厂、医药公司和医院诸环节间分配利润。这一体制意味着政府对医院不作太多财政投入，而让医院通过“卖药”获得的收入来确保自己的经费充足。这一体制，就是当下广遭诟病的“以药养医”体制。但在当时，由于药品流通各环节的价格和利润都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医院也不存在扩大利益的冲动，药价高企现象自然无从产生。

    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事业改革的推进，药厂、药品销售公司和国医院都开始利益独立，收入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日益强烈，高价药必然受到各环节的欢迎。于是，依托国有大医院在医疗市场中的垄断地位(80%以上的药品销售走的是医院的药房，沿街随处可见的药店所占份额其实很小)，一个药品“高进价-高折扣-高利润-高处方价”的流程逐渐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