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13：当医生成为病人
“我自己生病时，就象我那些病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医生是神，可惜他们只是人。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生了什么病、我生病时的感受、我需要他们为我做什么。这些事他们都做得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做。曾有人说，要想成为良医，自己必须先做病人。但我成为病人之前，已经行医五十年，却等到生病时，才发现医生和病人根本就不是一路的。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相同。”
在医学故事里，可能最具有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医生和病人的角色转换，这其中，转换得最多的莫过于——当医生成为病人。偶尔命运露出奇妙的一手。在某一天，生活突然掉转方向，把你扔到当年别人身处的位置。
在美国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ER)里，Mark Greene是位能干、勤奋、敬业的医生。他从最初一名老练的住院总医生渐渐成长为主治医生，同时他的婚姻在电视剧的第二集里也开始经受波折。伴随MARK的不仅仅是职业环境里和疾病的斗争，在他的生活里也不例外。比如，在第四集里，MARK的妈妈得了中风，在第六季里，急诊室的电话响起，传来MARK的妈妈去世的消息。又比如，在第六集末尾，MARK又发现他爸爸得了肺癌，已经转移到肝脏。但这些都比不上在第七季的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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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集里，我们亲眼目睹MARK这位敬业的医生自己被脑肿瘤困扰。这时，曾经手里攥满了答案的医生，自己进入了那个充满无助、宿命、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环境。他曾经胜券在握，现在，轮到别人手里掌握着信息。他曾经穿着一身白大褂挂着听诊器指点江山，但现在，他穿着病号服插着输液管，脆弱地躺在床上。处境瞬变，所有的冲突都暴露出来了。只是，《急诊室的故事》的编剧没忍心MARK受折磨太久，他在第八集离开了急诊室，离开了人世，这足以让全世界的Mark Greene迷为之失声痛哭。
“我自己生病时，就象我那些病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医生是神，可惜他们只是人。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生了什么病、我生病时的感受、我需要他们为我做什么。这些事他们都做得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做。曾有人说，要想成为良医，自己必须先做病人。但我成为病人之前，已经行医五十年，却等到生病时，才发现医生和病人根本就不是一路的。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相同。”
MARK的经历毕竟是电视连续剧里虚构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一位叫爱德华.罗森邦 (Dr. Edward E. Rosenbaum) 的医生，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岗州的晚年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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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罗森邦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军队里服务了五年。他有过辉煌的从医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在诺曼底登陆中，由于出色地负责五个师的伤员创伤抢救，他因此获得了嘉奖。战后，他回到了俄勒岗州自己开业。从1948年起，他还是美国俄勒岗健康科技大学(OHSU)风湿免疫科的开创人。一句话，一位受人尊敬、颇有建树的内科医生。
这位行医五十年、一家子出了九位医生的老教授沿着成功、辉煌一路走到晚年时，直到有一天，他得知道自己得了喉癌。生活发生了改变。
他成了病人，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他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习惯发号施令，但自己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草率的体检马虎了事、被误诊、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看门诊等一小时看五分钟、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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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被打开”。
他这么描述角色转换后的感受：“我向来习惯发号施令，可是现在的我却完全沒有指挥权。接受医学训练的过程，有好几年必须听命于人，以我来说，就花了十四年：四年在医学院念书、五年住院医师的训练，五年在军中服役。十四年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断说：‘是，长官；不是，长官；您说的对，长官。’倏忽间，训练结束了，一切都由你自己作主，必须自己做出关乎病人生死的決定。刚开始会觉得害怕，可是你逐渐习惯权力的滋味、被人捧上天的荣耀，你喜欢这种生活，你很快就不能容忍別人不同的意见。
“……历经五周治疗，我已经不再是医生了。几个月前我还是有权有位的名医，那时她一定会对我彬彬有礼，而现在我只是个病人，再过不了多久，她恐怕就要省掉‘先生’两字，直接叫我的名字了。我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在医疗体系里，我们通常对病人直呼其名。我们自己保有‘医生’或‘护士’的头衔，而病人却连头衔也得不到尊重。我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对病人呢？沒错，太常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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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病人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等待，等待，再等待。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不例外，时时碰上等一个小时看病只花五分钟的情形：“我也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沒有抱怨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五十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花二十五元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可是我也了解医生的处境，当医生一天要看二十到三十个病人，日复一日，久了就变成例行公事。所以医生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新的问題，可是病人又不敢多说什么，生怕伟大的医生听了会不高兴。”
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理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谈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的是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沒有弦外之音。对这种情形，也许沒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一点点同理心可能就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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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生病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我的病情已经被两位医师朋友给耽误了，当我把健康交给他们的时候，却违背了自己的判断，可是，病人不就应该这样信任医师的吗？我不也向来要求病人这样吗？要这些病人信赖我的专业判断吗？我觉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找最好的医师为我治。”
他本可以控告误诊的医生，但回想自己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控告过，但自己肯定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就像他说的：眼前每一次痛苦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时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A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这本书的序言里如此作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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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巧的是，一位100英里选手的儿科医生在叙述自己得白血病的经历时，也起名叫《我自己的药方》(My Own Medicine)。这是位专门研究囊肿性纤维化的儿童肺科医生，业余时他是受过专业训练100英里长跑选手。在42岁时，他突然被诊断多毛细胞白血病——一种少见的慢性白血病，存活率很低。“我曾经习惯于掌控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病人的生命。”这位儿科医生，当他自己面对死亡、承受恐惧和痛苦时，他仿佛真正进入了他那些年轻的病人们的世界。
1991年，一部叫做《再生之旅》(The Doctor)的电影，由迪斯尼工作室发行。电影根据罗森邦医生的书《亲尝我自己的药方》改编而成。这部电影有段读着亲切的宣传词，吸引人们捏着钞票去电影院：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曾经面对面接触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次，他又通过书和电影，感动了上百万人。
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亲眼看见一个平凡人突然被置身于充满张力的环境中，种种矛盾和冲突刹那间暴露了出来，引发着主人公一连串关于医学、医生、医院的思考，也触动了观众自己的一连串思考。虽然这些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人们起码发现，当置身于巨大的生理危险时，主人公的精神和心理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痊愈。制片人雄心勃勃地描述着这部电影，如何正一点一点改变着医疗世界的面貌，“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同理心主题的电影”。我们眼见十年后，这部电影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里被作为医学生的必看电影。
作者邮箱：guzhici@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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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故事里，可能最具有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医生和病人的角色转换，这其中，转换得最多的莫过于——当医生成为病人。偶尔命运露出奇妙的一手。在某一天，生活突然掉转方向，把你扔到当年别人身处的位置。
在美国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ER)里，Mark Greene是位能干、勤奋、敬业的医生。他从最初一名老练的住院总医生渐渐成长为主治医生，同时他的婚姻在电视剧的第二集里也开始经受波折。伴随MARK的不仅仅是职业环境里和疾病的斗争，在他的生活里也不例外。比如，在第四集里，MARK的妈妈得了中风，在第六季里，急诊室的电话响起，传来MARK的妈妈去世的消息。又比如，在第六集末尾，MARK又发现他爸爸得了肺癌，已经转移到肝脏。但这些都比不上在第七季的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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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集里，我们亲眼目睹MARK这位敬业的医生自己被脑肿瘤困扰。这时，曾经手里攥满了答案的医生，自己进入了那个充满无助、宿命、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环境。他曾经胜券在握，现在，轮到别人手里掌握着信息。他曾经穿着一身白大褂挂着听诊器指点江山，但现在，他穿着病号服插着输液管，脆弱地躺在床上。处境瞬变，所有的冲突都暴露出来了。只是，《急诊室的故事》的编剧没忍心MARK受折磨太久，他在第八集离开了急诊室，离开了人世，这足以让全世界的Mark Greene迷为之失声痛哭。
“我自己生病时，就象我那些病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医生是神，可惜他们只是人。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生了什么病、我生病时的感受、我需要他们为我做什么。这些事他们都做得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做。曾有人说，要想成为良医，自己必须先做病人。但我成为病人之前，已经行医五十年，却等到生病时，才发现医生和病人根本就不是一路的。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相同。”
MARK的经历毕竟是电视连续剧里虚构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一位叫爱德华.罗森邦 (Dr. Edward E. Rosenbaum) 的医生，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岗州的晚年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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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罗森邦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军队里服务了五年。他有过辉煌的从医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在诺曼底登陆中，由于出色地负责五个师的伤员创伤抢救，他因此获得了嘉奖。战后，他回到了俄勒岗州自己开业。从1948年起，他还是美国俄勒岗健康科技大学(OHSU)风湿免疫科的开创人。一句话，一位受人尊敬、颇有建树的内科医生。
这位行医五十年、一家子出了九位医生的老教授沿着成功、辉煌一路走到晚年时，直到有一天，他得知道自己得了喉癌。生活发生了改变。
他成了病人，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他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习惯发号施令，但自己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草率的体检马虎了事、被误诊、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看门诊等一小时看五分钟、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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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描述角色转换后的感受：“我向来习惯发号施令，可是现在的我却完全沒有指挥权。接受医学训练的过程，有好几年必须听命于人，以我来说，就花了十四年：四年在医学院念书、五年住院医师的训练，五年在军中服役。十四年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断说：‘是，长官；不是，长官；您说的对，长官。’倏忽间，训练结束了，一切都由你自己作主，必须自己做出关乎病人生死的決定。刚开始会觉得害怕，可是你逐渐习惯权力的滋味、被人捧上天的荣耀，你喜欢这种生活，你很快就不能容忍別人不同的意见。
“……历经五周治疗，我已经不再是医生了。几个月前我还是有权有位的名医，那时她一定会对我彬彬有礼，而现在我只是个病人，再过不了多久，她恐怕就要省掉‘先生’两字，直接叫我的名字了。我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在医疗体系里，我们通常对病人直呼其名。我们自己保有‘医生’或‘护士’的头衔，而病人却连头衔也得不到尊重。我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对病人呢？沒错，太常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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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病人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等待，等待，再等待。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不例外，时时碰上等一个小时看病只花五分钟的情形：“我也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沒有抱怨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五十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花二十五元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可是我也了解医生的处境，当医生一天要看二十到三十个病人，日复一日，久了就变成例行公事。所以医生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新的问題，可是病人又不敢多说什么，生怕伟大的医生听了会不高兴。”
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理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谈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的是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沒有弦外之音。对这种情形，也许沒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一点点同理心可能就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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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生病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我的病情已经被两位医师朋友给耽误了，当我把健康交给他们的时候，却违背了自己的判断，可是，病人不就应该这样信任医师的吗？我不也向来要求病人这样吗？要这些病人信赖我的专业判断吗？我觉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找最好的医师为我治。”
他本可以控告误诊的医生，但回想自己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控告过，但自己肯定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就像他说的：眼前每一次痛苦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时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A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这本书的序言里如此作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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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巧的是，一位100英里选手的儿科医生在叙述自己得白血病的经历时，也起名叫《我自己的药方》(My Own Medicine)。这是位专门研究囊肿性纤维化的儿童肺科医生，业余时他是受过专业训练100英里长跑选手。在42岁时，他突然被诊断多毛细胞白血病——一种少见的慢性白血病，存活率很低。“我曾经习惯于掌控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病人的生命。”这位儿科医生，当他自己面对死亡、承受恐惧和痛苦时，他仿佛真正进入了他那些年轻的病人们的世界。
1991年，一部叫做《再生之旅》(The Doctor)的电影，由迪斯尼工作室发行。电影根据罗森邦医生的书《亲尝我自己的药方》改编而成。这部电影有段读着亲切的宣传词，吸引人们捏着钞票去电影院：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曾经面对面接触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次，他又通过书和电影，感动了上百万人。
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亲眼看见一个平凡人突然被置身于充满张力的环境中，种种矛盾和冲突刹那间暴露了出来，引发着主人公一连串关于医学、医生、医院的思考，也触动了观众自己的一连串思考。虽然这些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人们起码发现，当置身于巨大的生理危险时，主人公的精神和心理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痊愈。制片人雄心勃勃地描述着这部电影，如何正一点一点改变着医疗世界的面貌，“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同理心主题的电影”。我们眼见十年后，这部电影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里被作为医学生的必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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