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逃费为哪般
9月18日上午9时，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急诊科接到重庆市谢家湾派出所的求援电话，一个头部摔伤昏迷病人急需抢救。大坪医院急诊科迅速出诊，由于患者是“三无”病人，救护车按重庆市的规定把他送到路程最近某指定医院，但对方不予接收。无奈的军队白衣天使只好把他拉回自己所在的医院进行抢救。经过医护人员的迅速处置后，病人清醒并说出自己的名字及家庭情况，病人姓傅，靠低保生存。然而，就在20日凌晨3时科里医护人员对另一急诊病人抢救时，已无大碍的付某欠下近千元的医疗费用悄然离去了。像这样白衣天使尽责尽力救死扶伤后，无人为此埋单，“血本无归”的情况在医疗机构相当普遍。笔者在对全国20余家军队、地方医院调查时，医护人员对此种现象更是怨声载道。道德、利益、体制在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逃费，冷了白衣天使的心
“悬壶济世”是古往今来对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性质的高度概括和赞誉。无论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对医者总是怀有十分的崇敬之心。许许多多的医务人员也把为他人祛病除疾视为崇高的职业。他们从入行的那天起，最先接受的就是良知、道德的教育。职业也对他们提出了救死扶伤和履行人道主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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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对近千名老中青医护人员的无记名问卷调查中了解到，98.8%的医务人员对患者都能怀着同情心,都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78.3%的医务人员曾经主动帮助过贫困患者。一些医生特别是一些年轻医生在表述对该职业的看法时，谈到每当成功地抢救一名重症患者后，心里充满了事业的成就感和职业的崇高感。
但是，当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医院、科室的经济效益挂钩，医务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把从本职工作演变成了发家致富的手段时。这一神圣的职业便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医护人员的同情心和爱心也在一些患者住院费用成为呆账、死账的举动中慢慢地淡化了。东北某医院一名从业25年的护士告诉笔者，她所在的科室从1994年至今，已有10多名患者而逃费。这其中有交不起钱的，但也有交得起费用逃费的，有的家庭、亲戚有能力帮助，却袖手旁观，把包袱推给医院。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名患者腿被车撞断，肇事司机逃逸，好心人把伤者送到医院急诊科抢救，在他转入住院的5个月期间，医护人员对他给予了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然而，就在他快要康复的时候，他借上街给家人打电话催要住院费之名，偷偷跑了，欠下了科里4000多元的住院治疗费用，搞得全科人员当月的奖金泡了汤。科室搭上成本，工资、奖金受到影响，原本还心存良知的医务人员心冷了、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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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一些医院对患者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有的医院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缴多少钱，就开多少药，账户上没钱，停药；有的医院因患者的费用不够，推诿患者；更有甚者，把患者当人质，钱不交就不让康复患者出院。在某医科大学儿童医院，凡进入住院大楼的儿童都必须带入门证，住院的小孩出门都必须有主治医生或科主任的签字，否则，就是磨破嘴皮也甭想走出大门一步，医院的保安因此也特别负责任。
逃费与反逃费的博弈，使原本应该非常融洽医患关系变得异常紧张。
■贫穷，逃费乃是无奈之举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道理我们也懂。说实在，医生护士为我们除病祛灾，我们真心感谢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我们的确不应该欠医院的钱不还，可是我们的确没钱，穷人无礼仪啊。”一位曾经逃过费的老农如是说。
在川东北老区某农家，一位朴实的农村汉子毫不隐晦地承认了他与他妻子两次在不同的两家医院逃费的事实，一次是妻子引产大出血，另一次是他在外地打工被人打伤。至于为什么逃责，他表示我们到他家去坐坐就知道了。我们跟随他趟过了一条深谷，爬上半坡，来到坐落在山的半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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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间土垒的瓦房(与北方民居干打垒相同，现基本绝迹)，正屋是客厅，堆满了农具杂物，昏暗的两间卧房里，除了挂了至少十几年的蚊帐和已看不出底色的被子外，基本上可称得上家徒四壁。牛圈里一头黄牛，猪圈里空荡荡的。看到这一切，我们无法再采访他们为啥要逃费了，只好说点别的。据他讲，他还不是这村最穷的，有的穷户连走出大山求医的路费都没有。
相对城镇贫民，农民还算好一点的，至少他们吃的是自家地头长的，不用花钱，而城镇贫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们不敢有病，往往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靠吃低保的某省会居民老李就在同一家医院逃了好几次费，个别了解他家情况的医生护士对他睁只眼闭只眼，他也十分内疚。他进里屋拿出个小本本说：“我在医院欠的费用都记下了，有了我会还的。”一个堂堂男人，眼角充满泪水，笔者从他那手脚无措中看到了贫民的无奈。
■体制，何时能向穷人倾斜
穷人生病看不起病，而有钱人却在为整形、美容、保健挥金如土。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医改？医院？还是穷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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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你就不能问点别的话题吗。某县的医保局局长一口回绝了笔者的问话。就在我们碰了一个软钉子离开医保局的时候，一位在局里算是无权无势的“闲人”在办公楼的门口追上我们说：六点，在某某茶楼见。说完递了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
晚上，我们准时赴约：医保政策是谁定的？是谁在落实？这个你们都了解，我只给你们讲一个在医保报销中发生的故事。副县长的父亲住院，虽然他没有参加医保，而我们“敬爱的”副县长却是参加了的。好了，有这一条就够了，于是副县长的父亲住院的费用(记在副县长名下)不管是自费还是公费部分，统统都让医院多出票据报了。一位年轻有实权的副局长一年就没有生过病，投了的医保多亏，于是找了几千元发票报了。老百姓参保？报点该报的腿都要跑断，贫穷家庭吃饭都成问题，投什么保。
相对民政的社会救助站所救助的对象而言，贫困的投医者较他们更应该得到救助。一位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朋友如是说。救助站的救助对象只是一时而遇到困难的人员，而贫困的病人是从根儿上穷啊，或许疾病就是他们的穷根。社会上的好心人也曾为个别的贫穷病人捐款，有的也因此摆脱了疾病的痛苦，但这样的人毕竟凤毛麟角，多数贫穷病人不是只靠捐款就能脱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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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义上是公益事业单位，可我们的工资收入全靠自己挣，至于政府的百分之几十的财政拨款，多少年来就没到位过。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要成本，要付出劳动有收获。一位二级医院的院长满腹苦水诉说道。
编后：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仅北京的大小医院，一年遭遇逃费漏费的就有上万起，金额近千万元。逃费给医院造成了很大损失，一个重病号所逃费用，相当于一个科的医生护士白忙乎一年。医院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地方，必须履行人道主义义务，对那些危急病人，只能先抢救，后收款，所以逃款漏款现象难以避免。要想杜绝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除了建立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体制外，还应在医院内部采取相应措施。
建议应由民政部门、卫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和社会慈善机构联合起来，设立专项基金，以解决那些确实没有医疗支付能力的危急病人的医疗费。
文/刘东 邹争春 朱广平, 百拇医药(刘东；邹争春；朱广平)
■逃费，冷了白衣天使的心
“悬壶济世”是古往今来对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性质的高度概括和赞誉。无论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对医者总是怀有十分的崇敬之心。许许多多的医务人员也把为他人祛病除疾视为崇高的职业。他们从入行的那天起，最先接受的就是良知、道德的教育。职业也对他们提出了救死扶伤和履行人道主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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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对近千名老中青医护人员的无记名问卷调查中了解到，98.8%的医务人员对患者都能怀着同情心,都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78.3%的医务人员曾经主动帮助过贫困患者。一些医生特别是一些年轻医生在表述对该职业的看法时，谈到每当成功地抢救一名重症患者后，心里充满了事业的成就感和职业的崇高感。
但是，当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医院、科室的经济效益挂钩，医务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把从本职工作演变成了发家致富的手段时。这一神圣的职业便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医护人员的同情心和爱心也在一些患者住院费用成为呆账、死账的举动中慢慢地淡化了。东北某医院一名从业25年的护士告诉笔者，她所在的科室从1994年至今，已有10多名患者而逃费。这其中有交不起钱的，但也有交得起费用逃费的，有的家庭、亲戚有能力帮助，却袖手旁观，把包袱推给医院。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名患者腿被车撞断，肇事司机逃逸，好心人把伤者送到医院急诊科抢救，在他转入住院的5个月期间，医护人员对他给予了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然而，就在他快要康复的时候，他借上街给家人打电话催要住院费之名，偷偷跑了，欠下了科里4000多元的住院治疗费用，搞得全科人员当月的奖金泡了汤。科室搭上成本，工资、奖金受到影响，原本还心存良知的医务人员心冷了、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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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一些医院对患者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有的医院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缴多少钱，就开多少药，账户上没钱，停药；有的医院因患者的费用不够，推诿患者；更有甚者，把患者当人质，钱不交就不让康复患者出院。在某医科大学儿童医院，凡进入住院大楼的儿童都必须带入门证，住院的小孩出门都必须有主治医生或科主任的签字，否则，就是磨破嘴皮也甭想走出大门一步，医院的保安因此也特别负责任。
逃费与反逃费的博弈，使原本应该非常融洽医患关系变得异常紧张。
■贫穷，逃费乃是无奈之举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道理我们也懂。说实在，医生护士为我们除病祛灾，我们真心感谢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我们的确不应该欠医院的钱不还，可是我们的确没钱，穷人无礼仪啊。”一位曾经逃过费的老农如是说。
在川东北老区某农家，一位朴实的农村汉子毫不隐晦地承认了他与他妻子两次在不同的两家医院逃费的事实，一次是妻子引产大出血，另一次是他在外地打工被人打伤。至于为什么逃责，他表示我们到他家去坐坐就知道了。我们跟随他趟过了一条深谷，爬上半坡，来到坐落在山的半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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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间土垒的瓦房(与北方民居干打垒相同，现基本绝迹)，正屋是客厅，堆满了农具杂物，昏暗的两间卧房里，除了挂了至少十几年的蚊帐和已看不出底色的被子外，基本上可称得上家徒四壁。牛圈里一头黄牛，猪圈里空荡荡的。看到这一切，我们无法再采访他们为啥要逃费了，只好说点别的。据他讲，他还不是这村最穷的，有的穷户连走出大山求医的路费都没有。
相对城镇贫民，农民还算好一点的，至少他们吃的是自家地头长的，不用花钱，而城镇贫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们不敢有病，往往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靠吃低保的某省会居民老李就在同一家医院逃了好几次费，个别了解他家情况的医生护士对他睁只眼闭只眼，他也十分内疚。他进里屋拿出个小本本说：“我在医院欠的费用都记下了，有了我会还的。”一个堂堂男人，眼角充满泪水，笔者从他那手脚无措中看到了贫民的无奈。
■体制，何时能向穷人倾斜
穷人生病看不起病，而有钱人却在为整形、美容、保健挥金如土。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医改？医院？还是穷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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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你就不能问点别的话题吗。某县的医保局局长一口回绝了笔者的问话。就在我们碰了一个软钉子离开医保局的时候，一位在局里算是无权无势的“闲人”在办公楼的门口追上我们说：六点，在某某茶楼见。说完递了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
晚上，我们准时赴约：医保政策是谁定的？是谁在落实？这个你们都了解，我只给你们讲一个在医保报销中发生的故事。副县长的父亲住院，虽然他没有参加医保，而我们“敬爱的”副县长却是参加了的。好了，有这一条就够了，于是副县长的父亲住院的费用(记在副县长名下)不管是自费还是公费部分，统统都让医院多出票据报了。一位年轻有实权的副局长一年就没有生过病，投了的医保多亏，于是找了几千元发票报了。老百姓参保？报点该报的腿都要跑断，贫穷家庭吃饭都成问题，投什么保。
相对民政的社会救助站所救助的对象而言，贫困的投医者较他们更应该得到救助。一位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朋友如是说。救助站的救助对象只是一时而遇到困难的人员，而贫困的病人是从根儿上穷啊，或许疾病就是他们的穷根。社会上的好心人也曾为个别的贫穷病人捐款，有的也因此摆脱了疾病的痛苦，但这样的人毕竟凤毛麟角，多数贫穷病人不是只靠捐款就能脱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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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义上是公益事业单位，可我们的工资收入全靠自己挣，至于政府的百分之几十的财政拨款，多少年来就没到位过。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要成本，要付出劳动有收获。一位二级医院的院长满腹苦水诉说道。
编后：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仅北京的大小医院，一年遭遇逃费漏费的就有上万起，金额近千万元。逃费给医院造成了很大损失，一个重病号所逃费用，相当于一个科的医生护士白忙乎一年。医院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地方，必须履行人道主义义务，对那些危急病人，只能先抢救，后收款，所以逃款漏款现象难以避免。要想杜绝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除了建立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体制外，还应在医院内部采取相应措施。
建议应由民政部门、卫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和社会慈善机构联合起来，设立专项基金，以解决那些确实没有医疗支付能力的危急病人的医疗费。
文/刘东 邹争春 朱广平, 百拇医药(刘东；邹争春；朱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