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匮乏严重制约农村中医药发展 ——中医药参与新农合系列报道之三
毫无疑问，各专项督导组的调查结果充分肯定了在全国绝大多数新农合试点地区，中医药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这一主流。但是，专项督导组成员们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了一些制约、阻碍中医药在新农合中发挥作用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才匮乏，是制约农村中医药发展以及在新农合中发挥作用的首要因素。这几乎是各专项督导组反映最多、最强烈的问题。尽管有些地方政府表示，当地1/3以上的乡村医生经过中医培训，但在实践中，真正能够熟练运用中医药看病的乡村医生还是太少。例如，在一个新农合试点地区有952名乡村医生，其中以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为主者只有34名，占总人数的3.6%；而另一个试点地区的乡村医生多达4000余名，但以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为主者只有26名，仅占总人数的0.7%。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仅经过“中西医两法”短期培训的乡村医生很难熟练运用中医药，对经济效益较好的中医疗法不会用，而对针灸、拔罐等相对易掌握的廉价技术又不敢或不愿用；另一方面，一些以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为主的乡村医生又作为业务骨干被抽调到乡卫生院中医科工作。专项督导组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一是在中医的医疗、教育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西化”现象，中医药院校的中医课时设置偏少，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药理论功底不扎实，因而一些中医医院，特别是县级中医医院缺乏中青年业务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中医药特色不突出，不能较好地运用中医药的理、法、方、药防治疾病；二是乡村医生接受系统化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的比例未达到要求，农村适宜技术推广的工作开展得不够，县以下农村中医药专业人员或掌握中医药基本诊疗手段的人员数量太少，“中西医两法”人员能够开中药饮片处方者很少；三是农村中医药人员素质偏低，有些乡镇卫生院中医科的医务人员基本是未经过院校培训的学徒出身者。这些问题在经济贫困的省份尤其突出，有的乡镇卫生院因为缺乏会用一般中医、民族医药诊疗手段的医务人员，甚至就没有设置中医、民族医科，因而也难以提供应有的中医、民族医服务。然而，要改变这一状况，由于受经费条件限制，如果完全依靠当地的力量完成农村中医药人员系统化培训，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大难度。
, 百拇医药
二、一些县、乡中医医疗机构及多数乡卫生院、村卫生室设施不足且陈旧。专项督导组认为，多数县、乡中医医疗机构规模小、设施陈旧且不足，因而服务能力弱，严重制约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包括中医药服务的开展，不能满足群众需求。这一现象，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偏远地区尤其明显，那里的大部分县、乡中医、民族医医疗机构普遍规模小、条件简陋、急救水平较低、诊治方法和手段单一、服务能力弱，甚至难以开展正常业务，难以发挥中医、民族医的优势和特色，更不用说当地的村级医疗卫生服务了。还有的省，55%的乡镇卫生院无X线机、65%无B超、57%无心电图机，还有60%的卫生院业务用房不能满足需要，基础设施条件亟待改善。
三、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农合补偿机制中，中医药服务费用无法报销。新农合补偿机制是以大病统筹为主，因此绝大数试点地区的合作医疗费用报销仅针对住院病人，门诊医疗服务得不到补偿。但作为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来说，慢性病和重大疾病恢复期门诊治疗正是其医疗服务的优势所在，而这与目前新农合补偿机制有些“不合拍”。对此，专项督导组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应提高农村中医药服务水平，在相对廉价的基础上，为一些住院病人提供有效治疗；二是各地政府要研究、制订出一些既有利于农民医疗健康，又有利于基层医务工作者应用中医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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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非药物疗法过于廉价，无法带来经济收入。在村卫生室中，针灸、拔罐等中医非药物疗法的应用，主要是服务于贫困农民，也需要成本投入，而这些成本由谁承担呢？专项督导组在实地考察中了解到，大多数村卫生室是免费开展针灸、拔罐服务的。换句话说，这些针灸、拔罐等中医非药物疗法不但未能给乡村医生带来经济收入，还要他们自己承担成本付出。例如，北京郊区县的一个村卫生室，仅2004年的免费针灸成本支出就高达1600元，而到那里去接受针灸、拔罐治疗者又多是连几元就诊费都拿不出来的贫困农民，因而村卫生室也无法向他们收费。基于这些原因，乡村医生在提供中医的针灸、推拿、拔罐等服务时，绝大部分不收取费用，同时又不能获得其他方面的经济补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乡医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服务的积极性。而即使是在乡卫生院和县中医医院中，尽管中医非药物疗法一次能收到十几元至一二百元的费用，但也远不及西医经济效益好；特别是针灸、推拿等中医技术服务价格过低、占用人员和房间又较多，降低了医院的人均创收额，这也是一些县中医医院“西化”的重要原因。为此，专项督导组希望，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出村卫生室免费开展的针灸、拔罐等中医非药物疗法的补偿机制，包括从新农合经费中给予村卫生室及乡村医生适当补偿；并对中医非药物疗法进行合理调价。, 百拇医药(胥晓琦)
一、人才匮乏，是制约农村中医药发展以及在新农合中发挥作用的首要因素。这几乎是各专项督导组反映最多、最强烈的问题。尽管有些地方政府表示，当地1/3以上的乡村医生经过中医培训，但在实践中，真正能够熟练运用中医药看病的乡村医生还是太少。例如，在一个新农合试点地区有952名乡村医生，其中以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为主者只有34名，占总人数的3.6%；而另一个试点地区的乡村医生多达4000余名，但以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为主者只有26名，仅占总人数的0.7%。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仅经过“中西医两法”短期培训的乡村医生很难熟练运用中医药，对经济效益较好的中医疗法不会用，而对针灸、拔罐等相对易掌握的廉价技术又不敢或不愿用；另一方面，一些以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为主的乡村医生又作为业务骨干被抽调到乡卫生院中医科工作。专项督导组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一是在中医的医疗、教育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西化”现象，中医药院校的中医课时设置偏少，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药理论功底不扎实，因而一些中医医院，特别是县级中医医院缺乏中青年业务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中医药特色不突出，不能较好地运用中医药的理、法、方、药防治疾病；二是乡村医生接受系统化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的比例未达到要求，农村适宜技术推广的工作开展得不够，县以下农村中医药专业人员或掌握中医药基本诊疗手段的人员数量太少，“中西医两法”人员能够开中药饮片处方者很少；三是农村中医药人员素质偏低，有些乡镇卫生院中医科的医务人员基本是未经过院校培训的学徒出身者。这些问题在经济贫困的省份尤其突出，有的乡镇卫生院因为缺乏会用一般中医、民族医药诊疗手段的医务人员，甚至就没有设置中医、民族医科，因而也难以提供应有的中医、民族医服务。然而，要改变这一状况，由于受经费条件限制，如果完全依靠当地的力量完成农村中医药人员系统化培训，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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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些县、乡中医医疗机构及多数乡卫生院、村卫生室设施不足且陈旧。专项督导组认为，多数县、乡中医医疗机构规模小、设施陈旧且不足，因而服务能力弱，严重制约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包括中医药服务的开展，不能满足群众需求。这一现象，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偏远地区尤其明显，那里的大部分县、乡中医、民族医医疗机构普遍规模小、条件简陋、急救水平较低、诊治方法和手段单一、服务能力弱，甚至难以开展正常业务，难以发挥中医、民族医的优势和特色，更不用说当地的村级医疗卫生服务了。还有的省，55%的乡镇卫生院无X线机、65%无B超、57%无心电图机，还有60%的卫生院业务用房不能满足需要，基础设施条件亟待改善。
三、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农合补偿机制中，中医药服务费用无法报销。新农合补偿机制是以大病统筹为主，因此绝大数试点地区的合作医疗费用报销仅针对住院病人，门诊医疗服务得不到补偿。但作为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来说，慢性病和重大疾病恢复期门诊治疗正是其医疗服务的优势所在，而这与目前新农合补偿机制有些“不合拍”。对此，专项督导组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应提高农村中医药服务水平，在相对廉价的基础上，为一些住院病人提供有效治疗；二是各地政府要研究、制订出一些既有利于农民医疗健康，又有利于基层医务工作者应用中医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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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非药物疗法过于廉价，无法带来经济收入。在村卫生室中，针灸、拔罐等中医非药物疗法的应用，主要是服务于贫困农民，也需要成本投入，而这些成本由谁承担呢？专项督导组在实地考察中了解到，大多数村卫生室是免费开展针灸、拔罐服务的。换句话说，这些针灸、拔罐等中医非药物疗法不但未能给乡村医生带来经济收入，还要他们自己承担成本付出。例如，北京郊区县的一个村卫生室，仅2004年的免费针灸成本支出就高达1600元，而到那里去接受针灸、拔罐治疗者又多是连几元就诊费都拿不出来的贫困农民，因而村卫生室也无法向他们收费。基于这些原因，乡村医生在提供中医的针灸、推拿、拔罐等服务时，绝大部分不收取费用，同时又不能获得其他方面的经济补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乡医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服务的积极性。而即使是在乡卫生院和县中医医院中，尽管中医非药物疗法一次能收到十几元至一二百元的费用，但也远不及西医经济效益好；特别是针灸、推拿等中医技术服务价格过低、占用人员和房间又较多，降低了医院的人均创收额，这也是一些县中医医院“西化”的重要原因。为此，专项督导组希望，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出村卫生室免费开展的针灸、拔罐等中医非药物疗法的补偿机制，包括从新农合经费中给予村卫生室及乡村医生适当补偿；并对中医非药物疗法进行合理调价。, 百拇医药(胥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