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针锋相对 争辩唇枪舌剑 现场气氛热烈——寻找临床药师人才培养最佳途径——京津“名嘴”药师大辩论侧记
“我是郭冬杰，是反方二辩手，来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今天是男性健康日，在此我祝在座的全体男士们身体健康!”……
10月29日晚七点，第七届药师周辩论赛——“临床药师人才培养与路径——院校培养与实践培养”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天津八所医院的八名药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以雄辩的口才和幽默风趣的语言，把严谨的学术观点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辩论赛是本届药师周的创新，成为今年药师周活动中的一大亮点。
辩论赛正方代表队——天津队的观点是：临床药师应由实践培养；反方代表队——北京队的观点是：临床药师应由院校培养。
■培养数量 VS培养质量
正方代表队与反方代表队共同认为，我国临床药师严重短缺。那么，通过实践培养的方式，能解决短期内临床的现实需要吗？解决了数量的问题，能保证质量吗？而通过院校培养的方式，能从根本上解决质量的后顾之忧吗？院校培养周期太长，毕业生上岗后能否立刻驾轻就熟，满足临床的大量需要？数量与质量，实践与院校，谁更胜一筹？
, 百拇医药
道理不说不清，真理越辩越明。正方代表队在整场辩论赛中，不停地运用详实的数字说话。一串串数字，排山倒海般向反方代表队涌来。而数字，也正是正方代表队的“杀手锏”。
正方代表队指出，我国不合理用药现象触目惊心。每年不合理用药者占用药者的11%~26%。在每年住院的5000万人次中，因为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治疗的病人超过500万人次，与药源性损害有关的有25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有20万人，住院中发生不良反应的有500万~1000万人。
截至今年，我国需要临床药师65000余人。通过院校培养的方式，我国目前开设临床药学专业的院校有23家，按每年每所院校招收50名学生，每5年是一个培养周期来计算，10年后只能培养万余名临床药师(不论是否能立刻胜任工作)。显而易见，院校培养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反方代表队立刻诘问：“难道多就意味着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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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六号即是明证。最初我国航天事业还是一片空白，正因为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少量到大批，经历了由质到量的变化过程，历经50载，培养了大量的航空精英，才成就了今天的神舟六号，乃至今后的神舟七号、神舟八号。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坚持走通过院校培养的道路，同样可以创造出像神舟飞船一样的辉煌事业。”正方代表表示。
反方代表队继而追问：“临床药学50多门课程，在实践中培养需要多长时间学完？从实践中培养只是目前阶段的权宜之计，治标而不治本。实践培养模式有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受客观条件限制严重、不宜大面积推广等缺点。”
正方代表队立刻以实证举出院校培养之痛——西北某著名医科大学，1991届17名毕业生，至今只有两名从事药学工作。我国高校从1987年就开始培养本科临床药学专业的学生，但许多毕业生因为难以胜任临床药师的工作而改行，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走入临床实践中，学历成为一纸空文。
“这么多毕业生的流失并不是院校培养的错误”，反方代表把矛头直指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临床药师的岗位何在？政策支持何时颁布？社会何时接受？没有大环境何谈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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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话音未落，另一方脱口而出；一方问得凝重，另一方答得机灵。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赛场上“硝烟弥漫”。
■结构单一 VS知识滞后
正方代表队又抛出一个致命话题——院校培养能否解决知识滞后的问题？
因为临床药学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仅靠书本知识无法解决现实的需要。至今人类也无法彻底、清晰、完整地认知疾病，临床许多疾病的诊疗方法还处在摸索前行的阶段，书本知识往往“同病同治”，而临床上往往是“同病难同治”。
正方代表队结合临床现状指出，随着药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药品种的不断增加，与药物有关的信息迅速膨胀，临床医生面临着药物知识更新的困难，不合理用药和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却不断增加。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正方辩手慷慨陈词：“作为一名药师，难道还能作壁上观吗？还能视若无睹吗？还要等待院校培养临床药师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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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手还未落座，近百人的赛场内已是一片喝彩声。
反方代表队自然不甘示弱，从正方代表队的辩词中寻找蛛丝马迹，各个击破。
反方代表队认为，通过实践培养并不意味着知识结构合理。多年来，我国药师一直围着药房、药品转，知识老化陈旧，与临床所需知识结构不相匹配。
反方辩手进一步咄咄逼人：“临床药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需要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在对其进行培养时，既需要药学、化学导师，同样需要临床医学导师，甚至社会行为学等边缘性学科导师。那么，到底是医院还是院校可以提供大量合格的导师，答案恐怕早已昭然若揭了。院校培养具有节约时间、降低成本等优势，这也符合当前政府提倡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院校拥有大量的各学科优秀教师，经验丰富，在校学生可以集中时间来学习大量的知识。”
反方代表队乘胜追击：“为什么要舍本逐末，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医院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何况，通过实践培养是否会占用患者的宝贵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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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接一环，环环紧扣。入情入理，顺理成章。
■实践培养 VS院校教育
在整个辩论赛过程中，正方代表队以大量的数字作为不可辩驳的论据，以经过实践摸爬滚打而著称的北京友谊医院汤光教授、协和医院李大魁教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高仲阳教授成材之路为事实，并不时引入著名临床药师的观点，如成都军区总医院曾仁杰教授“在职药师是临床药师最佳来源，不可替代”的观点，北京宣武医院药剂科王育琴主任“从正在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的人员中挑选”的观点层层深入，巧妙论证。
正方代表队特别指出，反方代表队身居大城市，忽略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对临床药师的需求，在医院对临床药学毕业生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只有靠实践来培养适合本院特点的临床药师。他们以天津市临床药师的实践培养模式为例强调，两年间该市通过专家讲座、专题讨论、1200小时的医院临床实践等形式，培养了200名临床药师，解决了临床的燃眉之急；并强调院校培养的学生不了解本医疗机构的疾病、用药特点，理论难以转变为服务技能，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国情决定了实践是大规模培养临床药师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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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方代表队引经据典，以“庖丁解牛”为例指出，如果通过院校培养，庖丁不出三个月就能熟练掌握牛的解剖特点；以“愚人吃饼”寓言暗示，缺少专业的院校培养教育，意味着与愚人一样，抹杀了前五个饼的功劳，以为直接吃第六个饼就可以解决问题；以神舟六号研制过程为例证，以美国临床药师院校培养模式为事实，并屡屡以“饮鸩止渴”来形容拔苗助长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真正培养出社会所需人才。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因此应从完善药学教育体系，扩大临床药学专业培养规模入手，循序渐进，从基础做起，稳步发展我国临床药学事业。
一个半小时的辩论赛，看似轻松、调侃的话语中暗含陷阱，幽默风趣的回答中灼见频显，掌声不绝，高潮迭起。为了增加辩手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辩论赛还安排了观众提问这一环节。观众的踊跃参与超出了主办者的意料，而这本身恰恰是对临床药师发展的推动。来自上海金山医院的观众连接提出三个问题后，依然意犹未尽，在主持人要求把机会让给更多的观众时，还表示“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完，辩手可以不回答嘛”，惹得满堂笑声一片。
真理在辩论中明晰，共识在争辩中产生。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刘卫兵教授以权威评判——“反方代表队北京队议题好，准备充足，现场发挥好，台上台下互动好，荣获冠军”为本场辩论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文/本报记者 王晓冬, 百拇医药
10月29日晚七点，第七届药师周辩论赛——“临床药师人才培养与路径——院校培养与实践培养”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天津八所医院的八名药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以雄辩的口才和幽默风趣的语言，把严谨的学术观点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辩论赛是本届药师周的创新，成为今年药师周活动中的一大亮点。
辩论赛正方代表队——天津队的观点是：临床药师应由实践培养；反方代表队——北京队的观点是：临床药师应由院校培养。
■培养数量 VS培养质量
正方代表队与反方代表队共同认为，我国临床药师严重短缺。那么，通过实践培养的方式，能解决短期内临床的现实需要吗？解决了数量的问题，能保证质量吗？而通过院校培养的方式，能从根本上解决质量的后顾之忧吗？院校培养周期太长，毕业生上岗后能否立刻驾轻就熟，满足临床的大量需要？数量与质量，实践与院校，谁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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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不说不清，真理越辩越明。正方代表队在整场辩论赛中，不停地运用详实的数字说话。一串串数字，排山倒海般向反方代表队涌来。而数字，也正是正方代表队的“杀手锏”。
正方代表队指出，我国不合理用药现象触目惊心。每年不合理用药者占用药者的11%~26%。在每年住院的5000万人次中，因为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治疗的病人超过500万人次，与药源性损害有关的有25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有20万人，住院中发生不良反应的有500万~1000万人。
截至今年，我国需要临床药师65000余人。通过院校培养的方式，我国目前开设临床药学专业的院校有23家，按每年每所院校招收50名学生，每5年是一个培养周期来计算，10年后只能培养万余名临床药师(不论是否能立刻胜任工作)。显而易见，院校培养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反方代表队立刻诘问：“难道多就意味着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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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六号即是明证。最初我国航天事业还是一片空白，正因为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少量到大批，经历了由质到量的变化过程，历经50载，培养了大量的航空精英，才成就了今天的神舟六号，乃至今后的神舟七号、神舟八号。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坚持走通过院校培养的道路，同样可以创造出像神舟飞船一样的辉煌事业。”正方代表表示。
反方代表队继而追问：“临床药学50多门课程，在实践中培养需要多长时间学完？从实践中培养只是目前阶段的权宜之计，治标而不治本。实践培养模式有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受客观条件限制严重、不宜大面积推广等缺点。”
正方代表队立刻以实证举出院校培养之痛——西北某著名医科大学，1991届17名毕业生，至今只有两名从事药学工作。我国高校从1987年就开始培养本科临床药学专业的学生，但许多毕业生因为难以胜任临床药师的工作而改行，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走入临床实践中，学历成为一纸空文。
“这么多毕业生的流失并不是院校培养的错误”，反方代表把矛头直指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临床药师的岗位何在？政策支持何时颁布？社会何时接受？没有大环境何谈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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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话音未落，另一方脱口而出；一方问得凝重，另一方答得机灵。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赛场上“硝烟弥漫”。
■结构单一 VS知识滞后
正方代表队又抛出一个致命话题——院校培养能否解决知识滞后的问题？
因为临床药学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仅靠书本知识无法解决现实的需要。至今人类也无法彻底、清晰、完整地认知疾病，临床许多疾病的诊疗方法还处在摸索前行的阶段，书本知识往往“同病同治”，而临床上往往是“同病难同治”。
正方代表队结合临床现状指出，随着药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药品种的不断增加，与药物有关的信息迅速膨胀，临床医生面临着药物知识更新的困难，不合理用药和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却不断增加。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正方辩手慷慨陈词：“作为一名药师，难道还能作壁上观吗？还能视若无睹吗？还要等待院校培养临床药师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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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手还未落座，近百人的赛场内已是一片喝彩声。
反方代表队自然不甘示弱，从正方代表队的辩词中寻找蛛丝马迹，各个击破。
反方代表队认为，通过实践培养并不意味着知识结构合理。多年来，我国药师一直围着药房、药品转，知识老化陈旧，与临床所需知识结构不相匹配。
反方辩手进一步咄咄逼人：“临床药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需要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在对其进行培养时，既需要药学、化学导师，同样需要临床医学导师，甚至社会行为学等边缘性学科导师。那么，到底是医院还是院校可以提供大量合格的导师，答案恐怕早已昭然若揭了。院校培养具有节约时间、降低成本等优势，这也符合当前政府提倡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院校拥有大量的各学科优秀教师，经验丰富，在校学生可以集中时间来学习大量的知识。”
反方代表队乘胜追击：“为什么要舍本逐末，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医院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何况，通过实践培养是否会占用患者的宝贵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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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接一环，环环紧扣。入情入理，顺理成章。
■实践培养 VS院校教育
在整个辩论赛过程中，正方代表队以大量的数字作为不可辩驳的论据，以经过实践摸爬滚打而著称的北京友谊医院汤光教授、协和医院李大魁教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高仲阳教授成材之路为事实，并不时引入著名临床药师的观点，如成都军区总医院曾仁杰教授“在职药师是临床药师最佳来源，不可替代”的观点，北京宣武医院药剂科王育琴主任“从正在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的人员中挑选”的观点层层深入，巧妙论证。
正方代表队特别指出，反方代表队身居大城市，忽略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对临床药师的需求，在医院对临床药学毕业生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只有靠实践来培养适合本院特点的临床药师。他们以天津市临床药师的实践培养模式为例强调，两年间该市通过专家讲座、专题讨论、1200小时的医院临床实践等形式，培养了200名临床药师，解决了临床的燃眉之急；并强调院校培养的学生不了解本医疗机构的疾病、用药特点，理论难以转变为服务技能，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国情决定了实践是大规模培养临床药师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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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方代表队引经据典，以“庖丁解牛”为例指出，如果通过院校培养，庖丁不出三个月就能熟练掌握牛的解剖特点；以“愚人吃饼”寓言暗示，缺少专业的院校培养教育，意味着与愚人一样，抹杀了前五个饼的功劳，以为直接吃第六个饼就可以解决问题；以神舟六号研制过程为例证，以美国临床药师院校培养模式为事实，并屡屡以“饮鸩止渴”来形容拔苗助长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真正培养出社会所需人才。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因此应从完善药学教育体系，扩大临床药学专业培养规模入手，循序渐进，从基础做起，稳步发展我国临床药学事业。
一个半小时的辩论赛，看似轻松、调侃的话语中暗含陷阱，幽默风趣的回答中灼见频显，掌声不绝，高潮迭起。为了增加辩手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辩论赛还安排了观众提问这一环节。观众的踊跃参与超出了主办者的意料，而这本身恰恰是对临床药师发展的推动。来自上海金山医院的观众连接提出三个问题后，依然意犹未尽，在主持人要求把机会让给更多的观众时，还表示“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完，辩手可以不回答嘛”，惹得满堂笑声一片。
真理在辩论中明晰，共识在争辩中产生。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刘卫兵教授以权威评判——“反方代表队北京队议题好，准备充足，现场发挥好，台上台下互动好，荣获冠军”为本场辩论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文/本报记者 王晓冬,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