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一组考古发掘的医籍资料图片
神农像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纵54厘米，横34.6厘米，四周黑框，着彩。图中人物，面部圆润 ，赤足祖腹，披兽皮，围叶裳，负竹篓，举灵芝于山石间。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中华民族药文化的渊源。华夏始祖炎帝神农的诞生地——烈山，座落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厉山镇九龙山南麓古神农洞，位于九农山腰。前人对神农的解释为，神农意即农神也，神其农业者也；炎者为火正，亦即火官、火神者也。神农还冒着野兽袭击危险，入深山采药；冒着中毒的危险尝试各种药草的功效，研制了对付许多病痛的药，解救了因瘟疫而受苦的村人。最后，神农因为尝到剧毒的植物中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帛书《五十二病方》
这是现知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全书为九千九百十一字，抄录于一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长卷之后5/6部分，卷首列有目录，目录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每种疾病均作为篇目标题，与后世医方书之体例相同。此书所载绝大多数为外科病，其次为内科疾病，还有少量妇儿科疾病。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西汉文物，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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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代医简
成书年代约东汉以前，本医简是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学简牍，也是迄今所发现的汉代比较丰富而完整的医药著作的原始文物。共有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内容除有内、外科疗法、药物及其炮制、剂型、用药方法以外，还记述了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针灸内容较少，大约占9枚汉简，自简19至简21，是记录针灸治疗腹胀病方法。简文中载有“三里”、“肺俞”的穴名。自简22至25则记录针灸禁忌。简文中写着人从一岁至一百岁的各个不同年龄阶段，在针灸治疗时，应注意禁忌的器官部位。据考古研究发现，简26、27也似属针灸方面的记录。
内经图
《内经图》，又名《内景图》，为北宗气功、小周天功法、百日筑基之秘要。《内景图》严格讲是人体内脏的解剖图，其目的是要给予学习人体解剖、内脏关系的人以图示，而《内经图》则明显富有道家养生方法图示的目的。《内经图》与《内景图》实际上可能都源于《黄帝内经》之有关内容，而《内经图》之命名，可能包含着“内丹修炼”经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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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经集注》
南朝博物学家陶弘景把千仞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搜集起来，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另一次总结，整理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共得药物七百三十种，书中，他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分类的新方法。首先把七百多种药分为草、木、米食、虫兽、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七类，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了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被沿用，并加以发展。陶弘景还首创治疗性能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例如，祛风的药物有防风、秦艽、防己、独活等，就归在同一类。这种分类方法便于治疗参考，对医药的发展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针灸铜人与铜人针灸图经碑
针灸学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汉晋时逐渐完备，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命翰林医官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作为法定教本，官颁全国。为了便于该书的长久保存，同时将《图经》刻在石碑上。在书成的次年，王惟一又设计并主持铸造了两件针灸用的铜人，铜人与真人大小相似，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据记载，当考核学生掌握针刺技术的熟练程度时，先在铜人表面涂上一层黄蜡，向铜人体内灌满水，学生用针扎刺穴位，如果扎得准确，水就会由孔中流出，否则无水流出，以此考定成绩。两件铜人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在相国寺内有“针灸图石壁堂”，堂内除针灸铜人外，其后壁上嵌有针灸图经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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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铜人不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但是，宋代针灸铜人自铸成后，却命运坎坷，历经沧桑，最后竟不知其所终。
公元一一二八年，宋朝为金所败，两件铜人和针灸图经刻石均被作为战利品掳到北方。后来蒙古灭金，又从金人手中夺走针灸铜人，运回大都(北京)，放在太医院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据《大明一统志》载：“洪武初，铜人取入内府，图经尚存。”这以后在封建朝代的更替和战火混乱之中，两件宋代针灸铜人都下落不明了。
明代英宗正统年间曾复制针灸铜人，放置于太医院中(此铜人现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当时，《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因岁月的侵蚀已漫漶不全。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修筑北京城垣时，宋代的针经刻石竟然被劈毁，充作了修城的石料，埋在明代城墙之下。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北京明代城墙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五方，经专家确认为宋代汴梁(开封)相国寺“针灸图石壁堂”的遗物。一九八三年四月，在北京朝阳门南雅宝路东口附近又发现一方残碑和一件仿木结构碑檐转角石雕。此残碑为青石质，呈长方形，高二百厘米，宽五十二厘米，厚二十六点七厘米。上部和下部边刻缠枝牡丹花边栏。自上而下残存刻书五栏，每栏之间隔以卷草花栏格。碑面阴刻楷书，字体工整清晰。栏内自右向左竖行刻文十九行，满行十三字，现残存七百八十四字。此刻石内容属《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腧穴都数”卷。在该刻石的左侧面上部有阴刻“西四”二字，即西面第四块石刻。这些宋代铜人针灸图经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http://www.100md.com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纵54厘米，横34.6厘米，四周黑框，着彩。图中人物，面部圆润 ，赤足祖腹，披兽皮，围叶裳，负竹篓，举灵芝于山石间。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中华民族药文化的渊源。华夏始祖炎帝神农的诞生地——烈山，座落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厉山镇九龙山南麓古神农洞，位于九农山腰。前人对神农的解释为，神农意即农神也，神其农业者也；炎者为火正，亦即火官、火神者也。神农还冒着野兽袭击危险，入深山采药；冒着中毒的危险尝试各种药草的功效，研制了对付许多病痛的药，解救了因瘟疫而受苦的村人。最后，神农因为尝到剧毒的植物中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帛书《五十二病方》
这是现知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全书为九千九百十一字，抄录于一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长卷之后5/6部分，卷首列有目录，目录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每种疾病均作为篇目标题，与后世医方书之体例相同。此书所载绝大多数为外科病，其次为内科疾病，还有少量妇儿科疾病。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西汉文物，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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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代医简
成书年代约东汉以前，本医简是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学简牍，也是迄今所发现的汉代比较丰富而完整的医药著作的原始文物。共有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内容除有内、外科疗法、药物及其炮制、剂型、用药方法以外，还记述了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针灸内容较少，大约占9枚汉简，自简19至简21，是记录针灸治疗腹胀病方法。简文中载有“三里”、“肺俞”的穴名。自简22至25则记录针灸禁忌。简文中写着人从一岁至一百岁的各个不同年龄阶段，在针灸治疗时，应注意禁忌的器官部位。据考古研究发现，简26、27也似属针灸方面的记录。
内经图
《内经图》，又名《内景图》，为北宗气功、小周天功法、百日筑基之秘要。《内景图》严格讲是人体内脏的解剖图，其目的是要给予学习人体解剖、内脏关系的人以图示，而《内经图》则明显富有道家养生方法图示的目的。《内经图》与《内景图》实际上可能都源于《黄帝内经》之有关内容，而《内经图》之命名，可能包含着“内丹修炼”经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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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经集注》
南朝博物学家陶弘景把千仞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搜集起来，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另一次总结，整理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共得药物七百三十种，书中，他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分类的新方法。首先把七百多种药分为草、木、米食、虫兽、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七类，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了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被沿用，并加以发展。陶弘景还首创治疗性能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例如，祛风的药物有防风、秦艽、防己、独活等，就归在同一类。这种分类方法便于治疗参考，对医药的发展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针灸铜人与铜人针灸图经碑
针灸学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汉晋时逐渐完备，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命翰林医官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作为法定教本，官颁全国。为了便于该书的长久保存，同时将《图经》刻在石碑上。在书成的次年，王惟一又设计并主持铸造了两件针灸用的铜人，铜人与真人大小相似，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据记载，当考核学生掌握针刺技术的熟练程度时，先在铜人表面涂上一层黄蜡，向铜人体内灌满水，学生用针扎刺穴位，如果扎得准确，水就会由孔中流出，否则无水流出，以此考定成绩。两件铜人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在相国寺内有“针灸图石壁堂”，堂内除针灸铜人外，其后壁上嵌有针灸图经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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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铜人不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但是，宋代针灸铜人自铸成后，却命运坎坷，历经沧桑，最后竟不知其所终。
公元一一二八年，宋朝为金所败，两件铜人和针灸图经刻石均被作为战利品掳到北方。后来蒙古灭金，又从金人手中夺走针灸铜人，运回大都(北京)，放在太医院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据《大明一统志》载：“洪武初，铜人取入内府，图经尚存。”这以后在封建朝代的更替和战火混乱之中，两件宋代针灸铜人都下落不明了。
明代英宗正统年间曾复制针灸铜人，放置于太医院中(此铜人现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当时，《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因岁月的侵蚀已漫漶不全。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修筑北京城垣时，宋代的针经刻石竟然被劈毁，充作了修城的石料，埋在明代城墙之下。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北京明代城墙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五方，经专家确认为宋代汴梁(开封)相国寺“针灸图石壁堂”的遗物。一九八三年四月，在北京朝阳门南雅宝路东口附近又发现一方残碑和一件仿木结构碑檐转角石雕。此残碑为青石质，呈长方形，高二百厘米，宽五十二厘米，厚二十六点七厘米。上部和下部边刻缠枝牡丹花边栏。自上而下残存刻书五栏，每栏之间隔以卷草花栏格。碑面阴刻楷书，字体工整清晰。栏内自右向左竖行刻文十九行，满行十三字，现残存七百八十四字。此刻石内容属《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腧穴都数”卷。在该刻石的左侧面上部有阴刻“西四”二字，即西面第四块石刻。这些宋代铜人针灸图经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