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艰险终不悔的李世珍
搜罗百氏
在行医过程中，李时珍感到，单向他父亲学习临床经验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研究中国丰富的医药学典籍，特别是本草学典籍。早在先秦，在各种医药学及其他有关的典籍中，就有较为丰富的药物学记载。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中，已载入各种药物一百余种。到了西汉初年，出现了著名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记入了人参、甘草、当归、麻黄、黄连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自此之后，本草学即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出现了一系列以《神学本草经》为蓝本的本草学著作。如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公元452-536)著的《神农本草经集注》，载入的药物达七百三十种；唐代苏敬等人编修的《新修本草》，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行的药典。在这部药典中，载入的药物已达八百四十四种；到了宋代，四川名医唐慎微编写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入的药物已多达一千七百四十六种。此外，还有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本草学著作，如《开宝本草》、《嘉拓本草》等。凡是李时珍能找到的本草学著作，他无不找来一一阅读，反复研究。
, 百拇医药
李时珍不仅从专门的本草学著作中学习药物知识，而且从本草学以外的各种著作中广泛地吸取药物学知识。这些著作包括史学、经学、子集、农学、地理、方志等方面的著作。对于农书、圃书、方志等方面的著作，李时珍特别重视。如当时比较流行的圃书《芍药谱》、《海棠谱》、《菊谱》、《竹谱》、《南方草木状》以及方志《凉州异物志》等，他都认真加以研究，从中吸取他所需要的药物学知识。
从1540年辍学行医起，不觉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李时珍除行医之外，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攻读本草学著作及其有关的典籍上。按照李时珍自己当初提出的“搜罗百氏”的读书目标，他攻读过的典籍已不只是“百氏”，而是多达一千余种了。
在长达十年的广泛阅读之中，李时珍一方面感到古代本草学著作的丰富，另一方面也深感本草学著作的内容十分混乱。例如，在药物分类上，有些本草学著作把应列人虫类的药物列人木类；在药性说明上，有些本草学著作把有毒的水银说成无毒；在药物名目上，有些本草学著作把一药二名的药物说成是两种药物，又把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药物误认为是一种药物。而且自宋代以后，许多新入用的药物又未写入本草学著作。这样，就给世人理药行医带来了困难。为此，李时珍逐渐产生了重修本草的强烈愿望。
, 百拇医药
李时珍感到，古人的本草学著作的缺点，最主要是纲目不清，内容混乱，他受哲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的书名的启发，决定把新修的本草学著作命名为《本草纲目》。按照他的计划，他将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开始《本草纲目》这一新的本草学著作的写作。
广采四方
1552年，当李时珍动手著述时，他却感到十分茫然。李时珍意识到，古人在著述本草学著作时，之所以出现纲目不清、内容混乱的流弊，主要在于他们对具体药物“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如果沿袭前人的这种治学方法，也必然走上他们的老路，象他们那样“浅学立异误世”。这使他认识到，仅以古籍为据修订本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除了考订古籍之外，还必须深人到实践中去“格物”，去“穷夫物理”，即到实践中去验证古人的有关本草学的著述。这样，李时珍便放弃了闭门著述的打算，决定以实地药物考察为主，边进行药物考察，边进行《本草纲目》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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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年，当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的解剖学先驱塞尔维特在火刑场英勇献身时，李时珍正好开始在他的家乡蕲州进行药用动植物考察。
在边考察边行医的过程中，李时珍的医术不断提高。他先后治好了不少疑难病症，因此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1556年，北京太医院征调各地名医进京，李时珍也被荐进京，在太医院任职。在太医院任职期间，李时珍读到了不少民间无法读到的医学典籍，看到了各地进贡来的许多名贵药物，因而增长了不少医药学知识。
由于李时珍无意在太医院任职，所以一年以后即托病南归。回蕲州后，楚王朱英硷又延请李时珍到武昌楚王府任奉祠所奉祠正，并兼管楚王府良医所。自此之后，李时珍即在武昌一带行医治病，考察药物。1561年，李时珍请求免去医官职务，重返蕲州，继续进行药物考察与《本草纲目》的著述。
从1565年开始，李时珍开始进行更为广泛的药物资源考察。在此期间，他曾取道汉水北上，攀上巍峨的武当山。在这里，他将自己所熟悉的九仙子、榔梅、朱砂根、千年艾等药物与实物一一对证，修订了前人记叙中的不少谬误。从武当山考察回来之后，他又南下湖广，东访庐山、茅山，后来又到达南京。考察途中，他不避风雨，不畏险阻，经常深入到山村、渔村去访药，深人到深山、荒野去采药。如此数年，李时珍采集了大量的药用动植物标本。这使他在写作《本草纲目》时有了大量可供佐证的实物标本。, 百拇医药
在行医过程中，李时珍感到，单向他父亲学习临床经验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研究中国丰富的医药学典籍，特别是本草学典籍。早在先秦，在各种医药学及其他有关的典籍中，就有较为丰富的药物学记载。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中，已载入各种药物一百余种。到了西汉初年，出现了著名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记入了人参、甘草、当归、麻黄、黄连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自此之后，本草学即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出现了一系列以《神学本草经》为蓝本的本草学著作。如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公元452-536)著的《神农本草经集注》，载入的药物达七百三十种；唐代苏敬等人编修的《新修本草》，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行的药典。在这部药典中，载入的药物已达八百四十四种；到了宋代，四川名医唐慎微编写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入的药物已多达一千七百四十六种。此外，还有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本草学著作，如《开宝本草》、《嘉拓本草》等。凡是李时珍能找到的本草学著作，他无不找来一一阅读，反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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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不仅从专门的本草学著作中学习药物知识，而且从本草学以外的各种著作中广泛地吸取药物学知识。这些著作包括史学、经学、子集、农学、地理、方志等方面的著作。对于农书、圃书、方志等方面的著作，李时珍特别重视。如当时比较流行的圃书《芍药谱》、《海棠谱》、《菊谱》、《竹谱》、《南方草木状》以及方志《凉州异物志》等，他都认真加以研究，从中吸取他所需要的药物学知识。
从1540年辍学行医起，不觉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李时珍除行医之外，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攻读本草学著作及其有关的典籍上。按照李时珍自己当初提出的“搜罗百氏”的读书目标，他攻读过的典籍已不只是“百氏”，而是多达一千余种了。
在长达十年的广泛阅读之中，李时珍一方面感到古代本草学著作的丰富，另一方面也深感本草学著作的内容十分混乱。例如，在药物分类上，有些本草学著作把应列人虫类的药物列人木类；在药性说明上，有些本草学著作把有毒的水银说成无毒；在药物名目上，有些本草学著作把一药二名的药物说成是两种药物，又把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药物误认为是一种药物。而且自宋代以后，许多新入用的药物又未写入本草学著作。这样，就给世人理药行医带来了困难。为此，李时珍逐渐产生了重修本草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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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感到，古人的本草学著作的缺点，最主要是纲目不清，内容混乱，他受哲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的书名的启发，决定把新修的本草学著作命名为《本草纲目》。按照他的计划，他将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开始《本草纲目》这一新的本草学著作的写作。
广采四方
1552年，当李时珍动手著述时，他却感到十分茫然。李时珍意识到，古人在著述本草学著作时，之所以出现纲目不清、内容混乱的流弊，主要在于他们对具体药物“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如果沿袭前人的这种治学方法，也必然走上他们的老路，象他们那样“浅学立异误世”。这使他认识到，仅以古籍为据修订本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除了考订古籍之外，还必须深人到实践中去“格物”，去“穷夫物理”，即到实践中去验证古人的有关本草学的著述。这样，李时珍便放弃了闭门著述的打算，决定以实地药物考察为主，边进行药物考察，边进行《本草纲目》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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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年，当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的解剖学先驱塞尔维特在火刑场英勇献身时，李时珍正好开始在他的家乡蕲州进行药用动植物考察。
在边考察边行医的过程中，李时珍的医术不断提高。他先后治好了不少疑难病症，因此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1556年，北京太医院征调各地名医进京，李时珍也被荐进京，在太医院任职。在太医院任职期间，李时珍读到了不少民间无法读到的医学典籍，看到了各地进贡来的许多名贵药物，因而增长了不少医药学知识。
由于李时珍无意在太医院任职，所以一年以后即托病南归。回蕲州后，楚王朱英硷又延请李时珍到武昌楚王府任奉祠所奉祠正，并兼管楚王府良医所。自此之后，李时珍即在武昌一带行医治病，考察药物。1561年，李时珍请求免去医官职务，重返蕲州，继续进行药物考察与《本草纲目》的著述。
从1565年开始，李时珍开始进行更为广泛的药物资源考察。在此期间，他曾取道汉水北上，攀上巍峨的武当山。在这里，他将自己所熟悉的九仙子、榔梅、朱砂根、千年艾等药物与实物一一对证，修订了前人记叙中的不少谬误。从武当山考察回来之后，他又南下湖广，东访庐山、茅山，后来又到达南京。考察途中，他不避风雨，不畏险阻，经常深入到山村、渔村去访药，深人到深山、荒野去采药。如此数年，李时珍采集了大量的药用动植物标本。这使他在写作《本草纲目》时有了大量可供佐证的实物标本。,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