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传记文学选载：雪飘无声——王振国的故事
柏建华
炼狱一九八六(1)
1986年4月18日，国家科委在北京再次召开“天仙丸”研究专家评议会。卫生部中药司、中国科学院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一个个权威机构都派员参加，可谓专家济济。
就在这次会议上，丛众代表国家科委宣布，决定拨款5万元，以支持“天仙丸”的深入研究。
而在这之前的3月份，王振国为了加快研究进程，以迅速打入市场，使中医中药抗癌研究抢在世界前面，遂与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结成科研协作组，分别进行药物研制、药理实验和临床观察。王振国担任课题协作组组长。
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没有一颗心会永远沉默。
1986年炎热的夏季，王振国正在北京为天仙丸的诸多事宜忙碌着。到了夜晚，他舍不得钱住旅店，照旧来到北京车站的候车室栖身。顾不上周围的嘈杂和喧闹，他赶紧找到一个角落躺下，又随手拾起旁边丢弃的报纸蒙在头上。毕竟这里睡觉很难踏实的。到了下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了，顺手拿起蒙在头上的报纸看起来，“
, 百拇医药
国际第一届癌化疗、癌治疗新趋向学术讨论会，将于1986年9月7日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泰国、中国等中外200多名代表即时赴会。”就是这样偶然看到的一条简短的消息，让他突然地意识到：这极可能是幸运在一刹那间对自己伸出来的香饵——但是，“谁若是有一刹那的胆怯，也许就放走了。”不!犹豫不前，这不是他的性格。当即，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里飞快盘旋并迅速定格，“我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不请自闯，去和国际上那些抗癌专家、学者们进行一番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也好看看他们对我的天仙丸会怎样的评价。”这是卑微对高傲的礼赞，这是平凡对英雄的锻造。还别说，他这一招“直捣虎穴”还真的管用，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孙燕教授，被他的执著精神所感动，破例允许他旁听会议，来开阔一下眼界。他也由此成为这次大会唯一一位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医生头衔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特殊代表。
他高兴地在那一天，狠狠心买下一架便宜的照相机，会议期间“现学现用”。
赴会人员都被安排住在龙潭饭店，每天住宿费30元。第一天，他咬咬牙住下了。第二天，却说什么也要悄然“溜之大吉”——从此，只好每天一大早匆匆地从偏远的东单人民美术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钻出(这里每天宿费3元)，再匆匆乘坐40分钟的公共汽车赶赴会场。每天上午8点开会，可他6点钟就早早赶到了，坐在会场的门口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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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不起展台费(这也是唯一的)，王振国只好求助在人家甘肃定西药厂的展台一角摆上了孤零零的5瓶天仙丸。
没有包装盒。没有标签。是王振国在白色的玻璃药瓶外临时贴上的一个标签，是王振国自己一笔一画写下的三个字：天仙丸。
天仙丸旁边，则是他找人翻译和印刷的宣传资料。中英文对照，薄薄的一页，看起来非常粗糙，一共有100多张。
但就是这五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抗癌新药，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注意。
世界颇负盛名的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的专家舒美克博士，主动找到王振国：“我们可不可以详细地谈一谈？”他提出带回两瓶药，免费为天仙丸在美国进行药理实验。另外的三瓶被美国北卡州RTI研究所的李豫伟博士拿去，也是要在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免费做天仙丸的有效成份实验分析研究。这同时，国际抗癌联盟主席、70多岁的施密特先生握住王振国的手，满怀仁爱地兴奋地说：“我是一个搞化学药物研究的，化疗目前已经达到高度，再加量势必加速癌症患者的死亡。将来攻克癌症的很可能是中医中药，天仙丸使我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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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一个生活中从不会出现两次的机会，就这样地被王振国勇敢地抓住了——它对于王振国“天仙丸研究”成功的意义，在这以后的时间里，将会越来越深刻地显示出来。
这一切，开明的几位通化市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都看在了眼里，便常常想着法儿尽量给王振国多提供一些方便。有时让他半天上班，半天研究，有时干脆给几天集中的长假，还不时地帮助他解决一下打印材料的用纸什么的，并且想方设法给这位已经负债累累的年轻人报销几回去北京、天津奔波的旅差费。他们说：“小王，宁可大伙多干点，也要给你挤出一些时间。你成功了，是对人类的贡献；你失败了，对别人是个借鉴，仍然也是对人类的贡献。”“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支持‘骗子’？我们是唯物论者嘛!王振国，他有天津的实验数据，他有北京的临床病例，这都是实事求是。他要是马粪蛋，早就给骨碌碎了!”
王振国的眼睛潮湿了。
这时，正值通化地委“撤地变市”，这几位开明的领导还私下里“商量”一件事，机构改革定下后，便安排王振国到市政府机关卫生所，做专职的这项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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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留任通化市政府办公室秘书，机关卫生所却在这一次机构变动中，被划分到市委辖管。几位秘书长又张罗利用属下的劳动服务公司开办个药厂，这样也能为王振国的研究创造个条件，可是在市政府常委会上未获通过。
命运就是这样地一次次阴差阳错。
但在身后呢？“不务正业”的议论更加沸沸扬扬：
“一天东跑西颠的，占着机关的编制却不干活!”
“王振国是机关干部，不是科研人员，为什么给他发科研经费？”
有人开始为党的事业愤愤不平了。有人仿佛已嗅出了王振国那份痴迷、那份执著背后大把大把的金钱味。有人干脆又一次祭起“江湖骗子”的大棒杀将过来，说什么：“小毛孩子能搞抗癌药，瞎胡闹。我在浑江市时就有个年轻人说用水代替汽油，结果是骗人。我们通化市可不要也出一个骗子。”终于，市里的领导关心地又非常严厉地找王振国谈话了：“小王，你都听到了吧，对你的反应？你一天东跑西颠的，不务正业，让我们也不好办呀。是癌治不好，治好了不是癌，你看你那些病历有几个治好的，最后还不都死了!不要再瞎扯胡闹下去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在争取列‘第二梯队’，你的仕途之路本来非常看好的，你不干，非要搞什么药，这样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癌症，那可是世界难题，你搞业余研究，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听话，还是赶紧回机关好好上班。要不，你就干脆离开机关，愿意上哪儿都行，不要再给机关造成不好的影响!”, 百拇医药
炼狱一九八六(1)
1986年4月18日，国家科委在北京再次召开“天仙丸”研究专家评议会。卫生部中药司、中国科学院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一个个权威机构都派员参加，可谓专家济济。
就在这次会议上，丛众代表国家科委宣布，决定拨款5万元，以支持“天仙丸”的深入研究。
而在这之前的3月份，王振国为了加快研究进程，以迅速打入市场，使中医中药抗癌研究抢在世界前面，遂与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结成科研协作组，分别进行药物研制、药理实验和临床观察。王振国担任课题协作组组长。
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没有一颗心会永远沉默。
1986年炎热的夏季，王振国正在北京为天仙丸的诸多事宜忙碌着。到了夜晚，他舍不得钱住旅店，照旧来到北京车站的候车室栖身。顾不上周围的嘈杂和喧闹，他赶紧找到一个角落躺下，又随手拾起旁边丢弃的报纸蒙在头上。毕竟这里睡觉很难踏实的。到了下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了，顺手拿起蒙在头上的报纸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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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第一届癌化疗、癌治疗新趋向学术讨论会，将于1986年9月7日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泰国、中国等中外200多名代表即时赴会。”就是这样偶然看到的一条简短的消息，让他突然地意识到：这极可能是幸运在一刹那间对自己伸出来的香饵——但是，“谁若是有一刹那的胆怯，也许就放走了。”不!犹豫不前，这不是他的性格。当即，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里飞快盘旋并迅速定格，“我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不请自闯，去和国际上那些抗癌专家、学者们进行一番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也好看看他们对我的天仙丸会怎样的评价。”这是卑微对高傲的礼赞，这是平凡对英雄的锻造。还别说，他这一招“直捣虎穴”还真的管用，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孙燕教授，被他的执著精神所感动，破例允许他旁听会议，来开阔一下眼界。他也由此成为这次大会唯一一位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医生头衔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特殊代表。
他高兴地在那一天，狠狠心买下一架便宜的照相机，会议期间“现学现用”。
赴会人员都被安排住在龙潭饭店，每天住宿费30元。第一天，他咬咬牙住下了。第二天，却说什么也要悄然“溜之大吉”——从此，只好每天一大早匆匆地从偏远的东单人民美术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钻出(这里每天宿费3元)，再匆匆乘坐40分钟的公共汽车赶赴会场。每天上午8点开会，可他6点钟就早早赶到了，坐在会场的门口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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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不起展台费(这也是唯一的)，王振国只好求助在人家甘肃定西药厂的展台一角摆上了孤零零的5瓶天仙丸。
没有包装盒。没有标签。是王振国在白色的玻璃药瓶外临时贴上的一个标签，是王振国自己一笔一画写下的三个字：天仙丸。
天仙丸旁边，则是他找人翻译和印刷的宣传资料。中英文对照，薄薄的一页，看起来非常粗糙，一共有100多张。
但就是这五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抗癌新药，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注意。
世界颇负盛名的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的专家舒美克博士，主动找到王振国：“我们可不可以详细地谈一谈？”他提出带回两瓶药，免费为天仙丸在美国进行药理实验。另外的三瓶被美国北卡州RTI研究所的李豫伟博士拿去，也是要在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免费做天仙丸的有效成份实验分析研究。这同时，国际抗癌联盟主席、70多岁的施密特先生握住王振国的手，满怀仁爱地兴奋地说：“我是一个搞化学药物研究的，化疗目前已经达到高度，再加量势必加速癌症患者的死亡。将来攻克癌症的很可能是中医中药，天仙丸使我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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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一个生活中从不会出现两次的机会，就这样地被王振国勇敢地抓住了——它对于王振国“天仙丸研究”成功的意义，在这以后的时间里，将会越来越深刻地显示出来。
这一切，开明的几位通化市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都看在了眼里，便常常想着法儿尽量给王振国多提供一些方便。有时让他半天上班，半天研究，有时干脆给几天集中的长假，还不时地帮助他解决一下打印材料的用纸什么的，并且想方设法给这位已经负债累累的年轻人报销几回去北京、天津奔波的旅差费。他们说：“小王，宁可大伙多干点，也要给你挤出一些时间。你成功了，是对人类的贡献；你失败了，对别人是个借鉴，仍然也是对人类的贡献。”“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支持‘骗子’？我们是唯物论者嘛!王振国，他有天津的实验数据，他有北京的临床病例，这都是实事求是。他要是马粪蛋，早就给骨碌碎了!”
王振国的眼睛潮湿了。
这时，正值通化地委“撤地变市”，这几位开明的领导还私下里“商量”一件事，机构改革定下后，便安排王振国到市政府机关卫生所，做专职的这项研究工作。
, 百拇医药
王振国留任通化市政府办公室秘书，机关卫生所却在这一次机构变动中，被划分到市委辖管。几位秘书长又张罗利用属下的劳动服务公司开办个药厂，这样也能为王振国的研究创造个条件，可是在市政府常委会上未获通过。
命运就是这样地一次次阴差阳错。
但在身后呢？“不务正业”的议论更加沸沸扬扬：
“一天东跑西颠的，占着机关的编制却不干活!”
“王振国是机关干部，不是科研人员，为什么给他发科研经费？”
有人开始为党的事业愤愤不平了。有人仿佛已嗅出了王振国那份痴迷、那份执著背后大把大把的金钱味。有人干脆又一次祭起“江湖骗子”的大棒杀将过来，说什么：“小毛孩子能搞抗癌药，瞎胡闹。我在浑江市时就有个年轻人说用水代替汽油，结果是骗人。我们通化市可不要也出一个骗子。”终于，市里的领导关心地又非常严厉地找王振国谈话了：“小王，你都听到了吧，对你的反应？你一天东跑西颠的，不务正业，让我们也不好办呀。是癌治不好，治好了不是癌，你看你那些病历有几个治好的，最后还不都死了!不要再瞎扯胡闹下去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在争取列‘第二梯队’，你的仕途之路本来非常看好的，你不干，非要搞什么药，这样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癌症，那可是世界难题，你搞业余研究，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听话，还是赶紧回机关好好上班。要不，你就干脆离开机关，愿意上哪儿都行，不要再给机关造成不好的影响!”,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