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研究异彩纷呈——首届中医药发展国际论坛综述
前不久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建院50周年之际，组织召开了“首届中医药发展国际论坛”。来自国内外的十几位学者从中药研究思路与方法、中药提取物抗病毒研究、中药药理研究、利用现代方法鉴别中药、中药分子生药学研究、中药不良反应研究、我国医药产业现状与对策、中药国际化发展前景、如何坚持中医思想打造中药优势、如何证病结合分类发挥中药优势以及日本生药研究现状与展望等不同角度出发，在分论坛——“中药发展论坛”上进行了论述，反映了中药研究的最新进展，其中，专家提出的一些观点与研究思路，值得业内同行借鉴，愿与读者一起分享。
要有发挥中药优势的思路
浙江中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吕圭源教授指出，如何充分发挥中药潜能？要有发挥中药优势的思路，基础研究(基本技术研究)急需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如品种的同名异物、炮制的规范化及特殊要求、每种药材作为一种药物的安全性资料(完整的毒理学研究资料)、中药安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如长期毒性试验尚缺乏公认的动物生理生化正常值、过敏试验方法不完善等)；更高目标的研究，要符合国际化或具有超前性。充分应用新技术与结合中药特点的新方法进行更高目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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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未来可能出现有别于现代医学的新医药学，每个中药全部化学成分和作用机制搞清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值得探讨。
他说，中药的传统优势，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类健康要求。大量的滋补类中药是研制保健食品的最好资源，可研制出不同功能的保健食品，以满足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多种需求，这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不能片面地认为研制保健品没有水平，要充分发挥其保健康复优势。
要加快研制高效中药，以适应常见病及中药治疗有优势的疾病的治疗需要。同时，要加大在增效减毒方面的应用，除了抗肿瘤以外，加强在心血管、内分泌、老年性疾病等方面的推广使用。
中药复方研究思路与方法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刘建勋教授认为，中药复方是中医在长期临床用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占主导地位并且十分有效的用药形式，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中药复方理论体系，是中医理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最佳体现。应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与方法研究中药复方，进而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与表达，不仅是其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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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药复方的作用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两个问题一直是中药复方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严重制约和困扰着中药复方的发展。刘建勋教授提出的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是这样的：
中药复方是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最佳体现，同时中医用药又讲究随症加减，因此，中药复方是中医证与症相结合的最佳治疗手段与工具。随着中医的发展与现代医学观念在中医的渗透，中药复方现在已成为中医证与西医病相结合的重要治疗工具。我们认为中药复方本身所含的化学成分是固定的、绝对的，但其药效成分是变化的、相对的，因此，中药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不能简单以有效成分的多少与结构来认识，要用动态的观点，要与中药复方具体的应用环境紧密结合来认识。一句话，凡是能治疗中医证与病(中医的病或西医的病)的化学成分就是中药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
我们认为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思路就是，在中医药理论与现代医药理论的共同指导下，以中药复方的临床研究为基础，以中药复方的动物实验研究为深化，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手段，最终阐明中药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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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说，在现阶段，将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定位于有效化学部位是比较合适的。有效化学部位的研究不仅保留了中药饮片整体作用的特点，而且也具有化学成分定性定量的优点，既体现了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又提高了复方的疗效。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在单味中药化学成分的研究基础上，视中药复方组成药物的不同而具体分析，若复方中各药物主要的化学部位具有明显的区别，如黄连与知母，则应用单味药有效部位研究法；若方中各药物有相似的化学部位，如人参与知母，则应用整体有效部位研究法。中药复方的作用具有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的特点，同时，中药复方有治证、治症和治病之分。因此，对中药复方作用的验证与评价，必须从多角度、利用多种指标对其进行全面评价。既应充分考虑传统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又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在精确、量化的同时，避免机械、形而上学的弊端。由此达到一个在理论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传统中医药理论、在实践上符合现代医学标准的国际化的与化学药物并存的现代中药治疗途径。
利用现代技术促进中药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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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黄璐琦介绍了他所领导的分子生药学实验室进行的分子生药学的研究进展。
黄璐琦说，近年来对植物药的分子鉴定研究已从原来统计的20个类别增长到60多个类别。目前，他们已开展的分子生药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有：①药用植物的分子系统学研究，“栝楼属植物的系统演化及其药材的分子标识研究”200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属下分类系统，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并应用分子系统学的方法研究其系统演化趋势，为新药源的寻找提供了依据。②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药白芷的种质资源的系统研究”2002年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③生药鉴定的分子标记研究，“高特异性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鉴别中药材乌梢蛇真伪的方法”2004年获得了发明专利。④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基因调控研究，承担了国家863项目“利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丹参品质形成的分子机理”课题，从“道地药材”成因的分子机理角度对环境因子进行研究，利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道地与非道地丹参基因表达谱的差异与其主要有效成分特别是丹参酮含量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主要环境因素对丹参有关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更科学地揭示了药材道地性成因的本质与规律。⑤药用植物转基因器官和细胞培养生产天然活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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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璐琦还介绍了分子生药学新扩展的领域。包括道地药材形成的分子机理研究、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和保护策略研究、药用植物的抗性基因工程研究、药用化学成分的生物转化及分子机理研究。
黄璐琦他们还在道地药材形成的分子机理研究方面提出了道地药材形成的模式假说：从道地药材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考虑提出“逆境效应”，这在药材分布上体现为“边缘效应”；从道地药材的生物学本质提出“特化基因型”；从道地药材的药物属性提出“独特的化学特征”。并对苍术的道地性进行了初步研究。他说，这将促使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及观察分析能围绕一中心进行有机的联系，并有目的地克服“自然等级理论”和“尺度效应”所带来的困难，可以说对这些模式特征和规律的分析探讨，不仅继承了传统道地药材的理论，而且是对系统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剖析。
在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和保护策略研究方面，他们对杜仲和肉苁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药材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其他濒危中药材的研究提供了范例。黄璐琦说，这一研究首次探讨了中药资源濒危和保护等级的评价标准，建立了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数据库。首次进行了杜仲DNA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发现杜仲种内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且具有遗传变异在居群间分布较高的特点。首次明确荒漠肉苁蓉与管花肉苁蓉生存环境和群落组成的显著差异性，指出荒漠肉苁蓉更能适应沙漠生态的生存环境，管花肉苁蓉遗传多样性已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其受威胁的程度大于荒漠肉苁蓉。还首次在实验室人工培养条件下，获得荒漠肉苁蓉种子发芽实验的成功。从形态学、DNA以及化学成分三个水平的研究结果中发现荒漠肉苁蓉中存在“油苁蓉”的特殊类型。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制定了杜仲和肉苁蓉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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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警惕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周超凡教授在“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警示”的报告中，以大量的研究数字和例子再次说明，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ADR)具有多发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其ADR可累及多器官、多组织、多系统，其中静脉用药的ADR为非静脉用药的9.2倍。并阐述了中药注射剂ADR产生的诸多因素。周教授指出，中药注射剂与其他药物合并使用，特别是多药合用往往导致ADR发生率上升，是引起ADR的因素之一。尤其所产生的过敏性休克危害很大。应特别重视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防范。他特别强调：①要严格掌握适应症。中药注射剂毕竟还是中药，应该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必要时应请中医会诊。②要优选处方。受中医复方用药的影响，目前的中药注射剂多属复方制剂，药味太多、成分太复杂、药理作用广泛，有的组成药物不适合制成注射剂，给注射剂的制备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应在处方上下大工夫，为研制、生产安全有效的中药注射剂打好基础。③要严格按说明书使用。中药注射剂一般主要用法是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临床上常有外敷、超声雾化、理疗等用法，应慎重。④要规范药品说明书的撰写。有些中药注射剂说明书内容简单、概念模糊、项目不全是突出的问题。例如很少提到ADR或仅轻描淡写；近半数中药注射剂用有效部位或单体成分标示，来自何药材、有没有其他有效成分，都不清楚；是否有配伍禁忌、不适宜人群，往往缺乏说明。这些都应加以改进。⑤应加强用药监护。使用中药注射剂之前，必须做好救治准备，以便及时抢救。⑥要注意过敏史。ADR的特点表明，药物过敏多见于有过敏体质者；医务人员与药剂工作者药物过敏的发生率比普通人群高l倍以上。这些特点远未引起医务人员足够的重视。⑦避免用于不适宜人群。如年老体弱、心肺功能不全的儿童或心肺功能差的中老年人。⑧避免合并用药。非病情确需，切勿盲目合并用药(特别是同瓶、同时合并使用注射剂)。确需注射给药，应注意配伍禁忌、药物浓度、滴注速度，必要时分瓶滴注。⑨提倡口服给药。凡是能口服用药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用药的不静脉用药。⑩注意药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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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超凡教授最后说，现在WHO已将注射剂人均用药次数作为评定合理用药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应全面衡量利弊，慎重使用中药注射剂。药品同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既能治病，也能致病。当它发挥优异疗效的时候，要警惕它可能带来的伤害。
用遗传基因技术进行生药鉴定农残问题在日本很受重视
日本株式会社津村研究开发本部药学博士佐々木博，1973年开始从事汉方与生药的研究和开发工作。1994年开始兼任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技术委员会委员长职务。2001年开始兼任日本制药团体联合会华盛顿条约关系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
他提出，中国对野生品的依赖程度还是相当大的。为了确保生药资源的恢复，当务之急是在限制采挖的同时进行人工栽培。对于资源有限的野生品，在确立保证植物生态自然恢复的采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地采挖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有必要进行使之实用化的研究。他认为，栽培品与野生品之间出现的质量差异是生药人工栽培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栽培品“肥性大”，有些栽培品的生药在性状及成分含量等方面与野生品会有不同。从资源保护的观点来看，应积极推进生药的人工栽培并保证栽培品生药的质量。另外，在栽培过程中，通过包括对所用农药等种植条件的管理来保证栽培品生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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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出，过去，生药的鉴定主要是根据五感、形态、成分等信息来进行的。现在，在植物分类学领域，利用叶绿体或核遗传基因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已应用于生药鉴定，并应用此技术发现了市场上流通的生药中有不少是非正品的生药。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准确可靠的生药品种鉴定方法，对确保正品生药的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佐々木博还谈到有关农药残留量的问题。他说，农药残留问题目前在日本非常受重视。在日本，2006年4月将要问世的《第十五改正日本药局方》当中，对农药残留量限量标准有规定的生药，除已有的人参、人参末、红参、番泻叶、番泻叶末以外，新增加了黄芪、甘草、甘草末、细辛、牡丹皮、牡丹皮末、远志、远志末、桂皮、桂皮末、山茱萸、大枣、紫苏、陈皮以及枇杷叶等15个品种。今后，每当日本药局方进行改订时，都将会继续增加有残留量限量标准的农药种类以及生药的品种。另外，在《第十五改正日本药局方》当中，将第一次收载葛根汤等汉方制剂的浸膏粉末共6个品种，对于这些浸膏粉末今后也将会逐步地设定其农药残留量限量标准。他表示，日本正在推进农药残留的基准化建设工作，并将与中国密切配合，共同进行农药残留的实际调查，积极推进在产地正确使用农药的指导和教育。, http://www.100md.com(张东风)
要有发挥中药优势的思路
浙江中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吕圭源教授指出，如何充分发挥中药潜能？要有发挥中药优势的思路，基础研究(基本技术研究)急需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如品种的同名异物、炮制的规范化及特殊要求、每种药材作为一种药物的安全性资料(完整的毒理学研究资料)、中药安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如长期毒性试验尚缺乏公认的动物生理生化正常值、过敏试验方法不完善等)；更高目标的研究，要符合国际化或具有超前性。充分应用新技术与结合中药特点的新方法进行更高目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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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未来可能出现有别于现代医学的新医药学，每个中药全部化学成分和作用机制搞清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值得探讨。
他说，中药的传统优势，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类健康要求。大量的滋补类中药是研制保健食品的最好资源，可研制出不同功能的保健食品，以满足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多种需求，这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不能片面地认为研制保健品没有水平，要充分发挥其保健康复优势。
要加快研制高效中药，以适应常见病及中药治疗有优势的疾病的治疗需要。同时，要加大在增效减毒方面的应用，除了抗肿瘤以外，加强在心血管、内分泌、老年性疾病等方面的推广使用。
中药复方研究思路与方法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刘建勋教授认为，中药复方是中医在长期临床用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占主导地位并且十分有效的用药形式，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中药复方理论体系，是中医理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最佳体现。应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与方法研究中药复方，进而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与表达，不仅是其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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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药复方的作用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两个问题一直是中药复方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严重制约和困扰着中药复方的发展。刘建勋教授提出的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是这样的：
中药复方是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最佳体现，同时中医用药又讲究随症加减，因此，中药复方是中医证与症相结合的最佳治疗手段与工具。随着中医的发展与现代医学观念在中医的渗透，中药复方现在已成为中医证与西医病相结合的重要治疗工具。我们认为中药复方本身所含的化学成分是固定的、绝对的，但其药效成分是变化的、相对的，因此，中药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不能简单以有效成分的多少与结构来认识，要用动态的观点，要与中药复方具体的应用环境紧密结合来认识。一句话，凡是能治疗中医证与病(中医的病或西医的病)的化学成分就是中药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
我们认为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思路就是，在中医药理论与现代医药理论的共同指导下，以中药复方的临床研究为基础，以中药复方的动物实验研究为深化，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手段，最终阐明中药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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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说，在现阶段，将中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定位于有效化学部位是比较合适的。有效化学部位的研究不仅保留了中药饮片整体作用的特点，而且也具有化学成分定性定量的优点，既体现了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又提高了复方的疗效。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在单味中药化学成分的研究基础上，视中药复方组成药物的不同而具体分析，若复方中各药物主要的化学部位具有明显的区别，如黄连与知母，则应用单味药有效部位研究法；若方中各药物有相似的化学部位，如人参与知母，则应用整体有效部位研究法。中药复方的作用具有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的特点，同时，中药复方有治证、治症和治病之分。因此，对中药复方作用的验证与评价，必须从多角度、利用多种指标对其进行全面评价。既应充分考虑传统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又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在精确、量化的同时，避免机械、形而上学的弊端。由此达到一个在理论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传统中医药理论、在实践上符合现代医学标准的国际化的与化学药物并存的现代中药治疗途径。
利用现代技术促进中药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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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黄璐琦介绍了他所领导的分子生药学实验室进行的分子生药学的研究进展。
黄璐琦说，近年来对植物药的分子鉴定研究已从原来统计的20个类别增长到60多个类别。目前，他们已开展的分子生药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有：①药用植物的分子系统学研究，“栝楼属植物的系统演化及其药材的分子标识研究”200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属下分类系统，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并应用分子系统学的方法研究其系统演化趋势，为新药源的寻找提供了依据。②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药白芷的种质资源的系统研究”2002年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③生药鉴定的分子标记研究，“高特异性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鉴别中药材乌梢蛇真伪的方法”2004年获得了发明专利。④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基因调控研究，承担了国家863项目“利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丹参品质形成的分子机理”课题，从“道地药材”成因的分子机理角度对环境因子进行研究，利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道地与非道地丹参基因表达谱的差异与其主要有效成分特别是丹参酮含量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主要环境因素对丹参有关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更科学地揭示了药材道地性成因的本质与规律。⑤药用植物转基因器官和细胞培养生产天然活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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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璐琦还介绍了分子生药学新扩展的领域。包括道地药材形成的分子机理研究、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和保护策略研究、药用植物的抗性基因工程研究、药用化学成分的生物转化及分子机理研究。
黄璐琦他们还在道地药材形成的分子机理研究方面提出了道地药材形成的模式假说：从道地药材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考虑提出“逆境效应”，这在药材分布上体现为“边缘效应”；从道地药材的生物学本质提出“特化基因型”；从道地药材的药物属性提出“独特的化学特征”。并对苍术的道地性进行了初步研究。他说，这将促使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及观察分析能围绕一中心进行有机的联系，并有目的地克服“自然等级理论”和“尺度效应”所带来的困难，可以说对这些模式特征和规律的分析探讨，不仅继承了传统道地药材的理论，而且是对系统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剖析。
在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和保护策略研究方面，他们对杜仲和肉苁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药材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其他濒危中药材的研究提供了范例。黄璐琦说，这一研究首次探讨了中药资源濒危和保护等级的评价标准，建立了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数据库。首次进行了杜仲DNA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发现杜仲种内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且具有遗传变异在居群间分布较高的特点。首次明确荒漠肉苁蓉与管花肉苁蓉生存环境和群落组成的显著差异性，指出荒漠肉苁蓉更能适应沙漠生态的生存环境，管花肉苁蓉遗传多样性已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其受威胁的程度大于荒漠肉苁蓉。还首次在实验室人工培养条件下，获得荒漠肉苁蓉种子发芽实验的成功。从形态学、DNA以及化学成分三个水平的研究结果中发现荒漠肉苁蓉中存在“油苁蓉”的特殊类型。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制定了杜仲和肉苁蓉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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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警惕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周超凡教授在“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警示”的报告中，以大量的研究数字和例子再次说明，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ADR)具有多发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其ADR可累及多器官、多组织、多系统，其中静脉用药的ADR为非静脉用药的9.2倍。并阐述了中药注射剂ADR产生的诸多因素。周教授指出，中药注射剂与其他药物合并使用，特别是多药合用往往导致ADR发生率上升，是引起ADR的因素之一。尤其所产生的过敏性休克危害很大。应特别重视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防范。他特别强调：①要严格掌握适应症。中药注射剂毕竟还是中药，应该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必要时应请中医会诊。②要优选处方。受中医复方用药的影响，目前的中药注射剂多属复方制剂，药味太多、成分太复杂、药理作用广泛，有的组成药物不适合制成注射剂，给注射剂的制备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应在处方上下大工夫，为研制、生产安全有效的中药注射剂打好基础。③要严格按说明书使用。中药注射剂一般主要用法是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临床上常有外敷、超声雾化、理疗等用法，应慎重。④要规范药品说明书的撰写。有些中药注射剂说明书内容简单、概念模糊、项目不全是突出的问题。例如很少提到ADR或仅轻描淡写；近半数中药注射剂用有效部位或单体成分标示，来自何药材、有没有其他有效成分，都不清楚；是否有配伍禁忌、不适宜人群，往往缺乏说明。这些都应加以改进。⑤应加强用药监护。使用中药注射剂之前，必须做好救治准备，以便及时抢救。⑥要注意过敏史。ADR的特点表明，药物过敏多见于有过敏体质者；医务人员与药剂工作者药物过敏的发生率比普通人群高l倍以上。这些特点远未引起医务人员足够的重视。⑦避免用于不适宜人群。如年老体弱、心肺功能不全的儿童或心肺功能差的中老年人。⑧避免合并用药。非病情确需，切勿盲目合并用药(特别是同瓶、同时合并使用注射剂)。确需注射给药，应注意配伍禁忌、药物浓度、滴注速度，必要时分瓶滴注。⑨提倡口服给药。凡是能口服用药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用药的不静脉用药。⑩注意药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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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超凡教授最后说，现在WHO已将注射剂人均用药次数作为评定合理用药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应全面衡量利弊，慎重使用中药注射剂。药品同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既能治病，也能致病。当它发挥优异疗效的时候，要警惕它可能带来的伤害。
用遗传基因技术进行生药鉴定农残问题在日本很受重视
日本株式会社津村研究开发本部药学博士佐々木博，1973年开始从事汉方与生药的研究和开发工作。1994年开始兼任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技术委员会委员长职务。2001年开始兼任日本制药团体联合会华盛顿条约关系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
他提出，中国对野生品的依赖程度还是相当大的。为了确保生药资源的恢复，当务之急是在限制采挖的同时进行人工栽培。对于资源有限的野生品，在确立保证植物生态自然恢复的采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地采挖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有必要进行使之实用化的研究。他认为，栽培品与野生品之间出现的质量差异是生药人工栽培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栽培品“肥性大”，有些栽培品的生药在性状及成分含量等方面与野生品会有不同。从资源保护的观点来看，应积极推进生药的人工栽培并保证栽培品生药的质量。另外，在栽培过程中，通过包括对所用农药等种植条件的管理来保证栽培品生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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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出，过去，生药的鉴定主要是根据五感、形态、成分等信息来进行的。现在，在植物分类学领域，利用叶绿体或核遗传基因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已应用于生药鉴定，并应用此技术发现了市场上流通的生药中有不少是非正品的生药。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准确可靠的生药品种鉴定方法，对确保正品生药的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佐々木博还谈到有关农药残留量的问题。他说，农药残留问题目前在日本非常受重视。在日本，2006年4月将要问世的《第十五改正日本药局方》当中，对农药残留量限量标准有规定的生药，除已有的人参、人参末、红参、番泻叶、番泻叶末以外，新增加了黄芪、甘草、甘草末、细辛、牡丹皮、牡丹皮末、远志、远志末、桂皮、桂皮末、山茱萸、大枣、紫苏、陈皮以及枇杷叶等15个品种。今后，每当日本药局方进行改订时，都将会继续增加有残留量限量标准的农药种类以及生药的品种。另外，在《第十五改正日本药局方》当中，将第一次收载葛根汤等汉方制剂的浸膏粉末共6个品种，对于这些浸膏粉末今后也将会逐步地设定其农药残留量限量标准。他表示，日本正在推进农药残留的基准化建设工作，并将与中国密切配合，共同进行农药残留的实际调查，积极推进在产地正确使用农药的指导和教育。, http://www.100md.com(张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