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高收入咋成了道德问题
1月7日、9日，京城某报刊登了复旦大学周教授的《医院不能是商业机构，医生不能是商人》和煤炭总医院郑医生的《医生在中国的地位不高，收入在世界范围内偏低》两篇文章。两文针锋相对，被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迅速爬上热门点击排行榜，矛头直指“医生收入”这一敏感话题。
周教授认为，中国的医院不能沦为逐利的商业机构，医生应自重自律，成为医商有违伦理道德；郑医生则认为，医院的生存状况使医生不可能拒绝医商的角色。撇去争论当中的诸多细枝末节，有一个悖论值得注意：医生的收入是否高，应该是一个行业的劳动力价值问题，咋成了道德问题？
据调查数据，预计2006年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人均年薪为45000元，在所有的被调查行业中排在第2位，可以算是高薪行业。但是为何我们身边的医生关于薪酬的抱怨不绝于耳？当然这里指的是抛去回扣、红包等灰色收入，也就是如果没有灰色收入，我们的医生认为，他们的薪酬与劳动力价值严重不符。
其实，不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在欧美，医护人员始终在医疗服务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居于主导的一方。很多国家为了维持和控制医生这一稀缺资源在医疗服务领域内的配置效率，采用的是“高薪养廉+严格监督”的方式，即医疗服务的收费与报酬都是较高的，但同时通过类似医师公会的组织对医生的专业水准、职业道德等执业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
, http://www.100md.com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医护人员的激励机制更像是一个畸形儿，也就是当我们的医院已经蜕变为“市场”导向了，针对医生的激励机制仍停留在“计划”中。一个问题是，医院能不能是商业机构？这个问题医院自己回答不了。当医院不但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反哺一些职能部门；当医院院长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医护人员不外流，或者不让自己医院的诊室只有候诊患者而没有医生来上班……这就意味着，医院制度本身不再是稳定的，它每时每刻都在趋于瓦解。在某种程度上，医院或医生都像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节被推着向前倒。
尽管很多地方出台规定：禁止医疗服务收入直接与医生收入挂钩。但是，这一现象仍作为医疗服务行业的潜规则普遍存在。南京的岳医生说：“我们的医院把医生的工资收入分为两块，一是月初发，一是月底发，月初是基本工资，月底则是科室完成业务收入的浮动工资。月底的工资是与我们开药方、开检验单等业务收入联系起来的。如果不给患者开大药方，患者也不做什么检验，收入就无法保证了。”而业务收入的计算方式也很“市场”：“其中中成药和西药按4%，饮片按10%，检验科按25%，治疗费医生护士单独处理时按100%计入相关工作人员或科室的业务收入。”
, 百拇医药
当医生的劳动机制与激励机制两者不相容，医生开始要求医院向其支付市场工资而非计划工资。否则，“走穴”、“点刀”、“会诊”……他们可以在无数新的名义下，落实原本就应当支付给他们的市场工资。而为什么越是大城市，药价越高？因为越是大城市，医护人员的市场工资也就越高。
于是，医院以药养医致使药价虚高；医生和医药代表暗中联系收取高额回扣；医生多开检查单多拿提成；从悬壶济世的清誉到医患关系紧张；从看病贵的全民怨气到极端的天价医疗案等等，都能找到一些缘由。而医疗市场化中的诸多“奇事”、“怪事”，并非都是医生所为，医生顶多只是诸多事件其中的一张牌，如果寄希望于医生的道德能挽救中国目前让人垢病的医疗环境，显然过于理想化。
只有当劳动机制与激励机制的关系被理顺之后，只有当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再仅仅依靠在单薄的医生道德上，只有当医疗服务行业的天然垄断性更具有公信力而不再是孳生商业贿赂的“沃土”，只有医疗改革的阻力不再来自被利润维系着的制度共谋时，我们才能分得清楚为啥医生的收入高与道德问题无关。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10期, 百拇医药(郭望)
周教授认为，中国的医院不能沦为逐利的商业机构，医生应自重自律，成为医商有违伦理道德；郑医生则认为，医院的生存状况使医生不可能拒绝医商的角色。撇去争论当中的诸多细枝末节，有一个悖论值得注意：医生的收入是否高，应该是一个行业的劳动力价值问题，咋成了道德问题？
据调查数据，预计2006年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人均年薪为45000元，在所有的被调查行业中排在第2位，可以算是高薪行业。但是为何我们身边的医生关于薪酬的抱怨不绝于耳？当然这里指的是抛去回扣、红包等灰色收入，也就是如果没有灰色收入，我们的医生认为，他们的薪酬与劳动力价值严重不符。
其实，不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在欧美，医护人员始终在医疗服务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居于主导的一方。很多国家为了维持和控制医生这一稀缺资源在医疗服务领域内的配置效率，采用的是“高薪养廉+严格监督”的方式，即医疗服务的收费与报酬都是较高的，但同时通过类似医师公会的组织对医生的专业水准、职业道德等执业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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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医护人员的激励机制更像是一个畸形儿，也就是当我们的医院已经蜕变为“市场”导向了，针对医生的激励机制仍停留在“计划”中。一个问题是，医院能不能是商业机构？这个问题医院自己回答不了。当医院不但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反哺一些职能部门；当医院院长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医护人员不外流，或者不让自己医院的诊室只有候诊患者而没有医生来上班……这就意味着，医院制度本身不再是稳定的，它每时每刻都在趋于瓦解。在某种程度上，医院或医生都像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节被推着向前倒。
尽管很多地方出台规定：禁止医疗服务收入直接与医生收入挂钩。但是，这一现象仍作为医疗服务行业的潜规则普遍存在。南京的岳医生说：“我们的医院把医生的工资收入分为两块，一是月初发，一是月底发，月初是基本工资，月底则是科室完成业务收入的浮动工资。月底的工资是与我们开药方、开检验单等业务收入联系起来的。如果不给患者开大药方，患者也不做什么检验，收入就无法保证了。”而业务收入的计算方式也很“市场”：“其中中成药和西药按4%，饮片按10%，检验科按25%，治疗费医生护士单独处理时按100%计入相关工作人员或科室的业务收入。”
, 百拇医药
当医生的劳动机制与激励机制两者不相容，医生开始要求医院向其支付市场工资而非计划工资。否则，“走穴”、“点刀”、“会诊”……他们可以在无数新的名义下，落实原本就应当支付给他们的市场工资。而为什么越是大城市，药价越高？因为越是大城市，医护人员的市场工资也就越高。
于是，医院以药养医致使药价虚高；医生和医药代表暗中联系收取高额回扣；医生多开检查单多拿提成；从悬壶济世的清誉到医患关系紧张；从看病贵的全民怨气到极端的天价医疗案等等，都能找到一些缘由。而医疗市场化中的诸多“奇事”、“怪事”，并非都是医生所为，医生顶多只是诸多事件其中的一张牌，如果寄希望于医生的道德能挽救中国目前让人垢病的医疗环境，显然过于理想化。
只有当劳动机制与激励机制的关系被理顺之后，只有当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再仅仅依靠在单薄的医生道德上，只有当医疗服务行业的天然垄断性更具有公信力而不再是孳生商业贿赂的“沃土”，只有医疗改革的阻力不再来自被利润维系着的制度共谋时，我们才能分得清楚为啥医生的收入高与道德问题无关。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10期, 百拇医药(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