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试验田收获“洛川模式”
在2003年11月以前，陕西省洛川县卫生局副局长马进宽和洛川县旧县镇农民栗百营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该县旧县镇这片黄土地上即将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的尝试。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在尝试进行的两年后，其成功经验被相关研究者高调冠以“洛川模式”，并在研究者的进一步评估后决定继续推广，这多少让这块黄色土地上的官员和普通百姓感到意外。
一场“公共治理机制”试验
马进宽，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旧县镇农村医疗合作社(以下简称农医合)课题组项目办负责人。2月16日，当记者联系上他的时候，他非常抱歉地告诉记者：“我马上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能不能下午再联系我？”等到下午3点，这位忙碌的负责人才有时间坐下来和记者谈起正在进行当中的农村医疗合作社，以及两年来他们在尝试这种操作模式过程中的种种经历。
马进宽介绍说，要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落户在洛川县，也许今天就没有所谓的新农合“洛川模式”了。他告诉记者，从2003年11月开始，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旧县镇进行了“公共治理机制”的试验，并选择在旧县镇开展新型农村农民医疗合作，并最终以农村医疗合作社的形式运作。
, 百拇医药
据了解，当初医疗合作社建立时行使的职能是替代政府作为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由农民集体筹资，并与当地卫生机构签约购买社区卫生服务；社科院课题组来到这里开始尝试农医合时，该县就得到了世界知名的爱德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他们承诺，从2004年4月～2006年6月，爱德基金会将为全镇的每一位农民每年支付购买医疗服务费用10元。在此期间，农医合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各种方式动员、宣传农医合的相关有利政策，并最终实现在两年之后，使广大农民能够在扶持基金撤离的情况下也能够自愿参与农医合。同时农医合还要对提供医疗打包服务的卫生医疗机构的相关服务进行监督，让医疗服务真正使民众受惠。
实实在在的优惠
试验开始后，普通农民栗百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农医合的主任，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些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农医合组建两年来，一直都致力于动员宣传农医合政策，同时也切实发挥监督作用。政策得到了农民的真心拥护!”
据栗百营介绍，农医合目前坐落于旧县镇中心卫生院，临时借了中心卫生院的两间房子办公。农医合完全是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机构。旧县镇现有人口13，665人，全镇行政村34个，每个村选举1个农民代表，在这34个农民代表中再推选出6个农医合组长，最后，由农医合组长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农医合主任。根据有关规定，农医合主任代表全镇农民，向旧县镇社区服务中心购买医疗服务，并对其医疗质量进行监督。如果农医合与社区服务中心意见不统一，可提交专门成立的旧县镇协商会解决。镇协商会会长由旧县镇镇长兼任，副会长分别是农医合主任和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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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县镇社区服务中心其实是隶属于中心卫生院的，管辖6个卫生服务站，这6个卫生服务站散落于全镇34个行政村中。其中，每个卫生站负责周围4～5个村农民的医疗服务。目前，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共有13名，包括每个站1名医生、1名护士，其中旧县站共有3名医生和护士。他们负责的人口最多的有3000多人，最少的也有近2000人。”栗百营介绍说。
2004年4月，旧县镇农医合正式启动。当时，农医合在向农民宣传时承诺，农民可享受包括向辖区群众提供优质低价的药品、统一价格明码标价公布于众、免费建立和使用家庭档案、慢性病全程跟踪服务、免费物理检查(X光透视、拍片、B超、化验等)、全年医疗服务(挂号费、诊断费、治疗费、初诊费)免费、社区医生医药咨询、双向转诊服务、全年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和防疫、妇幼卫生保健、社区服务站24小时值班等在内的多项服务。
当记者问及卫生服务中心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时，栗百营这位40多岁的农民用他那低沉而又略显严肃的口吻告诉记者：“两年来，旧县镇全镇农民都参加了农医合，而且实实在在地在看病过程中得到了实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卫生院的B超检查以前是每检查一个部位就要花15元，参加农医合后，凭着相关证明，检查一个部位只用3元，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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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接受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采访中，马进宽和栗百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数字的变化，那就是现在旧县镇农民资源参加农医合的比例已由年前的30%增加到现在的40%以上。言语之中，他们透露着激动却又带着一些担忧。
马进宽告诉记者，今年4月，爱德基金会的基金扶持将到期。也就是说，从这以后，就要求村民自愿拿出10元来参加农医合。在这两年中，农医合没少动员农民，相关的宣传也一直没停过，因为只有广大农民真正自愿参加，洛川模式才有进行下去的可能。“所以，参与农民的比例的增加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没白做，但要让全部农民都接受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另外，马进宽还向记者分析了这样的一些现实原因，这其实也是“农医合”继续推行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事实上，洛川县也是国家推行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政策的试点县，也要求农民每人每年拿出15元，其中5元用于大病统筹，10元就直接划入农民的个人帐户，由农民自行支配，我们将其称为‘大统筹’；‘农医合’则要求农民将那份自行支配的10元用于购买医疗打包服务，这多少让农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影响农民参与积极性的因素还在于，一些偏远的村子距离我们的6个卫生服务中心距离很远，平时就很少能直接去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医疗服务，他们对农医合的理解还不深。”
虽然困难当前，但栗百营表示：“现在，我们肯定还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大家都来参加‘农医合’，因为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农医合’对农民看病问题给予了极大帮助。实实在在让农民得益的事情，我相信农民肯定会接受，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栗百营这位农民代表在采访最后的这席话，道出了他对发展农医合所怀抱的十足信心。
距离爱德基金会的基金扶持截止时间越来越近了，农医合的“洛川模式”究竟会向何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8期, 百拇医药(汪言安)
一场“公共治理机制”试验
马进宽，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旧县镇农村医疗合作社(以下简称农医合)课题组项目办负责人。2月16日，当记者联系上他的时候，他非常抱歉地告诉记者：“我马上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能不能下午再联系我？”等到下午3点，这位忙碌的负责人才有时间坐下来和记者谈起正在进行当中的农村医疗合作社，以及两年来他们在尝试这种操作模式过程中的种种经历。
马进宽介绍说，要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落户在洛川县，也许今天就没有所谓的新农合“洛川模式”了。他告诉记者，从2003年11月开始，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旧县镇进行了“公共治理机制”的试验，并选择在旧县镇开展新型农村农民医疗合作，并最终以农村医疗合作社的形式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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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当初医疗合作社建立时行使的职能是替代政府作为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由农民集体筹资，并与当地卫生机构签约购买社区卫生服务；社科院课题组来到这里开始尝试农医合时，该县就得到了世界知名的爱德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他们承诺，从2004年4月～2006年6月，爱德基金会将为全镇的每一位农民每年支付购买医疗服务费用10元。在此期间，农医合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各种方式动员、宣传农医合的相关有利政策，并最终实现在两年之后，使广大农民能够在扶持基金撤离的情况下也能够自愿参与农医合。同时农医合还要对提供医疗打包服务的卫生医疗机构的相关服务进行监督，让医疗服务真正使民众受惠。
实实在在的优惠
试验开始后，普通农民栗百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农医合的主任，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些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农医合组建两年来，一直都致力于动员宣传农医合政策，同时也切实发挥监督作用。政策得到了农民的真心拥护!”
据栗百营介绍，农医合目前坐落于旧县镇中心卫生院，临时借了中心卫生院的两间房子办公。农医合完全是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机构。旧县镇现有人口13，665人，全镇行政村34个，每个村选举1个农民代表，在这34个农民代表中再推选出6个农医合组长，最后，由农医合组长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农医合主任。根据有关规定，农医合主任代表全镇农民，向旧县镇社区服务中心购买医疗服务，并对其医疗质量进行监督。如果农医合与社区服务中心意见不统一，可提交专门成立的旧县镇协商会解决。镇协商会会长由旧县镇镇长兼任，副会长分别是农医合主任和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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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县镇社区服务中心其实是隶属于中心卫生院的，管辖6个卫生服务站，这6个卫生服务站散落于全镇34个行政村中。其中，每个卫生站负责周围4～5个村农民的医疗服务。目前，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共有13名，包括每个站1名医生、1名护士，其中旧县站共有3名医生和护士。他们负责的人口最多的有3000多人，最少的也有近2000人。”栗百营介绍说。
2004年4月，旧县镇农医合正式启动。当时，农医合在向农民宣传时承诺，农民可享受包括向辖区群众提供优质低价的药品、统一价格明码标价公布于众、免费建立和使用家庭档案、慢性病全程跟踪服务、免费物理检查(X光透视、拍片、B超、化验等)、全年医疗服务(挂号费、诊断费、治疗费、初诊费)免费、社区医生医药咨询、双向转诊服务、全年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和防疫、妇幼卫生保健、社区服务站24小时值班等在内的多项服务。
当记者问及卫生服务中心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时，栗百营这位40多岁的农民用他那低沉而又略显严肃的口吻告诉记者：“两年来，旧县镇全镇农民都参加了农医合，而且实实在在地在看病过程中得到了实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卫生院的B超检查以前是每检查一个部位就要花15元，参加农医合后，凭着相关证明，检查一个部位只用3元，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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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接受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采访中，马进宽和栗百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数字的变化，那就是现在旧县镇农民资源参加农医合的比例已由年前的30%增加到现在的40%以上。言语之中，他们透露着激动却又带着一些担忧。
马进宽告诉记者，今年4月，爱德基金会的基金扶持将到期。也就是说，从这以后，就要求村民自愿拿出10元来参加农医合。在这两年中，农医合没少动员农民，相关的宣传也一直没停过，因为只有广大农民真正自愿参加，洛川模式才有进行下去的可能。“所以，参与农民的比例的增加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没白做，但要让全部农民都接受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另外，马进宽还向记者分析了这样的一些现实原因，这其实也是“农医合”继续推行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事实上，洛川县也是国家推行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政策的试点县，也要求农民每人每年拿出15元，其中5元用于大病统筹，10元就直接划入农民的个人帐户，由农民自行支配，我们将其称为‘大统筹’；‘农医合’则要求农民将那份自行支配的10元用于购买医疗打包服务，这多少让农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影响农民参与积极性的因素还在于，一些偏远的村子距离我们的6个卫生服务中心距离很远，平时就很少能直接去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医疗服务，他们对农医合的理解还不深。”
虽然困难当前，但栗百营表示：“现在，我们肯定还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大家都来参加‘农医合’，因为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农医合’对农民看病问题给予了极大帮助。实实在在让农民得益的事情，我相信农民肯定会接受，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栗百营这位农民代表在采访最后的这席话，道出了他对发展农医合所怀抱的十足信心。
距离爱德基金会的基金扶持截止时间越来越近了，农医合的“洛川模式”究竟会向何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8期, 百拇医药(汪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