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五岁”的母亲
屈指算来，我行医至少也有15年的光景了，自从来到这个小区做医生，我开始对“五岁”这个年龄很敏感。每当给五岁的孩子开药或检查身体时，我就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细致，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有着与这个年龄相匹配的无邪，他们总让我想起一个女人，如今她至少也有35岁了。
10年前，我从北方来到这个城市，在一个居民区开了一间个体诊所，由于我性格开朗，很快便与这里的居民打成一片。我是那年3月来到这里的，不甚宽敞的巷道里紫荆花开得异常灿烂，当你在树下漫步，偶尔会有缀满花朵的枝条从你肩头抚过，伸手抓它的时候，它已在那里若无其事地怡然自乐。诊所就在小区路旁，没有患者的时候，我喜欢站在门口欣赏这花枝摇曳的巷道。渐渐地，一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天下午，诊所里没有患者，我站在门口和隔壁修家电的陈师傅聊天，突然从巷道深处跑出来一群孩子，哈哈地笑着，领头的女人在孩子堆里显得尤其醒目，起初我以为她是幼儿园的老师。他们开始在不远处的空地上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个年龄稍大的孩子扮演老鹰，女人则扮母鸡，无数次地进攻，无数次地防守。她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她很专注，本来两只眼睛的距离就很宽，因此看上去给人一种豁出去的感觉，而此时的专注让她无暇顾及逐渐流出来的鼻涕。游戏结束时，一个纤弱的小女孩走到女人的身边，眼睛里流露出骄傲的神采，因为只有她的母亲可以这样整天陪着她玩耍。陈师傅说，这个女人是个弱智人士，智商相当于一个5岁的孩子。他在这里一年多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的丈夫，而关于小女孩的来历则有不同的版本：一说女人的父母为了有人照料她的晚年，特意为她领养了一个孩子；一说小女孩是傻女人被人欺负后留下的……从此，我开始留意这位有个5岁女儿的母亲。
事实上，母女俩是亲密无间的玩伴。有时候她们会手拉着手走在大路上，一不小心走到马路的中间，便遭来一声呵斥；有时候她们会在我的诊所门前张望，看见头上缠着纱布的患者走出诊所，就好奇地跟着；有时候我在出诊的路上遇见她们，这女人就会迟钝地说一声“你好”，然后小女孩鹦鹉学舌似的跟着说“你好”，之后母女俩笑成一团，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
由于工作的原因，街道让我为这里的弱智人士提供医疗服务。这个小区里还有两个智商比较低的孩子，虽然年龄比这个女人小很多，但是智商都在她之上。我有时候会带他们到区里参加一些活动，虽然一年就几次，但俨然成了除她女儿、家人之外，与她比较亲近的人。小女孩上学以后，她习惯了在我的诊所门前逗留，没有病人的时候她就会走进来，调皮地让我帮她量血压、测试体温，偶尔她会把侄子的游戏机偷出来，让我教她怎么玩，偶尔也会穿着嫂子的高跟鞋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把脚伸得老长，让我欣赏。
由于没有女儿做纽带，她不再属于小孩子的那个群体。其实，我很想做她的朋友，只是我们的对话只能局限在生活的表层，为此，我常常感到自责和失落。因为，我没有成为她的朋友，换句话说，我这个年届不惑的人，已经无法体会到一个“5岁孩子”的快乐和痛苦了。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9期, 百拇医药(刘红梅)
10年前，我从北方来到这个城市，在一个居民区开了一间个体诊所，由于我性格开朗，很快便与这里的居民打成一片。我是那年3月来到这里的，不甚宽敞的巷道里紫荆花开得异常灿烂，当你在树下漫步，偶尔会有缀满花朵的枝条从你肩头抚过，伸手抓它的时候，它已在那里若无其事地怡然自乐。诊所就在小区路旁，没有患者的时候，我喜欢站在门口欣赏这花枝摇曳的巷道。渐渐地，一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天下午，诊所里没有患者，我站在门口和隔壁修家电的陈师傅聊天，突然从巷道深处跑出来一群孩子，哈哈地笑着，领头的女人在孩子堆里显得尤其醒目，起初我以为她是幼儿园的老师。他们开始在不远处的空地上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个年龄稍大的孩子扮演老鹰，女人则扮母鸡，无数次地进攻，无数次地防守。她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她很专注，本来两只眼睛的距离就很宽，因此看上去给人一种豁出去的感觉，而此时的专注让她无暇顾及逐渐流出来的鼻涕。游戏结束时，一个纤弱的小女孩走到女人的身边，眼睛里流露出骄傲的神采，因为只有她的母亲可以这样整天陪着她玩耍。陈师傅说，这个女人是个弱智人士，智商相当于一个5岁的孩子。他在这里一年多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的丈夫，而关于小女孩的来历则有不同的版本：一说女人的父母为了有人照料她的晚年，特意为她领养了一个孩子；一说小女孩是傻女人被人欺负后留下的……从此，我开始留意这位有个5岁女儿的母亲。
事实上，母女俩是亲密无间的玩伴。有时候她们会手拉着手走在大路上，一不小心走到马路的中间，便遭来一声呵斥；有时候她们会在我的诊所门前张望，看见头上缠着纱布的患者走出诊所，就好奇地跟着；有时候我在出诊的路上遇见她们，这女人就会迟钝地说一声“你好”，然后小女孩鹦鹉学舌似的跟着说“你好”，之后母女俩笑成一团，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
由于工作的原因，街道让我为这里的弱智人士提供医疗服务。这个小区里还有两个智商比较低的孩子，虽然年龄比这个女人小很多，但是智商都在她之上。我有时候会带他们到区里参加一些活动，虽然一年就几次，但俨然成了除她女儿、家人之外，与她比较亲近的人。小女孩上学以后，她习惯了在我的诊所门前逗留，没有病人的时候她就会走进来，调皮地让我帮她量血压、测试体温，偶尔她会把侄子的游戏机偷出来，让我教她怎么玩，偶尔也会穿着嫂子的高跟鞋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把脚伸得老长，让我欣赏。
由于没有女儿做纽带，她不再属于小孩子的那个群体。其实，我很想做她的朋友，只是我们的对话只能局限在生活的表层，为此，我常常感到自责和失落。因为，我没有成为她的朋友，换句话说，我这个年届不惑的人，已经无法体会到一个“5岁孩子”的快乐和痛苦了。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9期, 百拇医药(刘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