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处方中的自由裁量权
评说
抗生素滥用是个老得掉碴的话题，尽管这个话题讨论了多年，但问题的解决似乎并不能一挥而就。日前有消息称，由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联合制订的《抗生素应用指南》将于近日颁布，它将具体规定哪些疾病该用抗生素、剂量是多少等细节。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抗生素应用指南》是一道“紧箍咒”，对规范抗生素应用，从而降低患者就医费用，降低耐药性等都具有实际意义。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值得一议的话题——医生的处方权。前些年学法律，笔者接触了一个法学范畴的概念——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的法律条款约束下，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让执法者根据不同的情况，更好地使用法律。联想到医生，在现阶段，医生处方的自由裁量权之大，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甚至“顶礼膜拜”，那是一种“法力无边”的东东，它不但决定着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决定着医药产业上中游业态的命运：患者要不要用抗生素、用多少、怎么用、用何种抗生素、用哪个厂家的抗生素，这一切皆把玩于医生的一念之间。无论是对患者，对产业，对社会，甚至对医生自己，这种权力的泛滥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这个信号的背后，等待我们的是非常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其实我们现在正在付出，如商业贿赂、看病贵、抗生素滥用等等。
, 百拇医药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日前在网上做了一项关于抗生素的调查，在2220位参加调查的网友中，有82%的人认为目前抗生素药物被严重滥用。据有关资料，中国的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使用了抗生素，外科手术的使用率则高达95%。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上海药学会常务理事、抗生素分会副主任张永信教授讲了他在美国的一次就医经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有一次生病发烧，经过预约，两天以后他见到了医生。但医生检查后没有给他开任何药，而是叫他回去多喝水，多休息。张永信当时几乎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觉得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然而这位美国人告诉他，在美国，医生对药物异常谨慎和警惕，尽量不让病人使用抗生素。这样的医生要是在国内，一些人也许会送他两个字：有病!
有人可能要说，造成抗生素滥用的原因是医生的专业知识不足、患者的认识不高，不是有患者吵着嚷着要医生开“最好的抗生素”吗？这种现象确实有，但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从医院、医生到医药销售企业、医药生产企业，在抗生素滥用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而使这个利益链最终实现其现实价值的，是掌握在医生手里的处方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生素的滥用，其实质是在利益驱动下，相关的利益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一场合谋，而最终的凶器，则是医生开出的处方，直接受害者则是广大消费者，最终受害的其实是整个社会。
其实，业内早看到了抗生素滥用问题的症结所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此前也发布了《处方管理办法(试行)》。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限制医生处方权的措施，如限制开大处方、定期公开医生处方、医生抗生素处方权与职称挂钩等。办法在一个接一个地出台，但实际的效果却差强人意。随着不久《抗生素应用指南》的发布，笔者希望抗生素滥用现象能得到根本改观，让抗生素滥用这个陈年话题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25期, 百拇医药(徐水元)
抗生素滥用是个老得掉碴的话题，尽管这个话题讨论了多年，但问题的解决似乎并不能一挥而就。日前有消息称，由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联合制订的《抗生素应用指南》将于近日颁布，它将具体规定哪些疾病该用抗生素、剂量是多少等细节。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抗生素应用指南》是一道“紧箍咒”，对规范抗生素应用，从而降低患者就医费用，降低耐药性等都具有实际意义。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值得一议的话题——医生的处方权。前些年学法律，笔者接触了一个法学范畴的概念——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的法律条款约束下，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让执法者根据不同的情况，更好地使用法律。联想到医生，在现阶段，医生处方的自由裁量权之大，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甚至“顶礼膜拜”，那是一种“法力无边”的东东，它不但决定着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决定着医药产业上中游业态的命运：患者要不要用抗生素、用多少、怎么用、用何种抗生素、用哪个厂家的抗生素，这一切皆把玩于医生的一念之间。无论是对患者，对产业，对社会，甚至对医生自己，这种权力的泛滥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这个信号的背后，等待我们的是非常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其实我们现在正在付出，如商业贿赂、看病贵、抗生素滥用等等。
, 百拇医药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日前在网上做了一项关于抗生素的调查，在2220位参加调查的网友中，有82%的人认为目前抗生素药物被严重滥用。据有关资料，中国的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使用了抗生素，外科手术的使用率则高达95%。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上海药学会常务理事、抗生素分会副主任张永信教授讲了他在美国的一次就医经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有一次生病发烧，经过预约，两天以后他见到了医生。但医生检查后没有给他开任何药，而是叫他回去多喝水，多休息。张永信当时几乎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觉得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然而这位美国人告诉他，在美国，医生对药物异常谨慎和警惕，尽量不让病人使用抗生素。这样的医生要是在国内，一些人也许会送他两个字：有病!
有人可能要说，造成抗生素滥用的原因是医生的专业知识不足、患者的认识不高，不是有患者吵着嚷着要医生开“最好的抗生素”吗？这种现象确实有，但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从医院、医生到医药销售企业、医药生产企业，在抗生素滥用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而使这个利益链最终实现其现实价值的，是掌握在医生手里的处方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生素的滥用，其实质是在利益驱动下，相关的利益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一场合谋，而最终的凶器，则是医生开出的处方，直接受害者则是广大消费者，最终受害的其实是整个社会。
其实，业内早看到了抗生素滥用问题的症结所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此前也发布了《处方管理办法(试行)》。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限制医生处方权的措施，如限制开大处方、定期公开医生处方、医生抗生素处方权与职称挂钩等。办法在一个接一个地出台，但实际的效果却差强人意。随着不久《抗生素应用指南》的发布，笔者希望抗生素滥用现象能得到根本改观，让抗生素滥用这个陈年话题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25期, 百拇医药(徐水元)